每一张老照片，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每一个身影，都是一段历史的印记。
晚清，上海城隍庙，一位盲人乞丐跪坐在城隍庙的石狮子基座旁，这是人流最密集的黄金乞讨位，手持木鱼与小锤，正有节奏地敲击着，用单调却在喧嚣市集中极具穿透力的声响，试图招揽匆匆而过的行人。
他衣衫褴褛，裹着头巾、披着破旧的布片，面容憔悴枯槁，目光空洞呆滞，是长期风餐露宿、严重营养不良的真实写照；面前两个冒着热气的金属容器。城隍庙集市，摊位林立、行人往来不绝，路过的行人大多匆匆一瞥便漠然走过，只有极少数人会施舍零星的钱币或食物，绝大多数人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列强占领北京、闯入故宫烧杀抢掠，故宫遭到毁灭性破坏。《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彻底沦为列强的统治工具，皇权威严扫地，宫廷管理彻底瘫痪。
皇家院落里，青石板铺地的缝隙里长满杂草，墙面斑驳脱落，绿植无人打理。廊下闲坐的两名男子，神态闲散慵懒、甚至带着麻木，这两人应该就是当时的太监，当太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只能在廊下闲坐聊天打发时间。
民国，北京胡同，老人面容枯槁，皱纹深刻如沟壑，皮肤松弛，眼神带着一丝面对镜头的腼腆、局促，甚至是讨好式的浅笑。
他头戴黑色瓜皮帽，身穿打满补丁、领口袖口磨损的中式立领大襟棉袄，怀里紧紧抱着一件同样破旧不堪的棉服——这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在旧中国，棉衣是北方百姓过冬的唯一依靠，而他的棉衣破旧到无法御寒。
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后，数千名太监被遣散，他们大多无家可归、无谋生技能，最终沦为乞丐，冻死饿死在街头。这张照片中的老人，可能是这类出宫的太监。
民国初年，两位年轻男子的时髦造型，中间条案上的兰草盆栽、装饰画、流苏挂饰，地上的菊花盆栽，用来给照片营造文雅、富贵的氛围，让普通顾客也能拍出体面的肖像照，是当时照相馆商业化的核心操作。
两位男子上衣是立领短款白色上衣，白色裹腿+黑色鞋子，这种搭配模仿了西式军人，是当时的潮款，两人手持中式折扇，这是文雅身份的象征，是当时拍照的标配道具。右侧男子手持黑色雨具，左侧扶着伞柄，伞在当时不仅是雨具，更是“洋气”的拍照道具，彰显时髦感。
两人采用开腿跨坐的姿势，完全打破了传统正襟危坐、双腿并拢的礼教要求，刻意摆出来的“酷帅”造型，是年轻人追求个性的社会风气。
1941年，昆明周边集市，两个戴着头巾、穿着粗布衣的农妇，坐在墙根下守着大木桶卖鱼，桶里的活鱼蹦跳着，左边的农妇咧嘴笑着，热情地招揽着赶集的老乡，右侧农妇神情沉静，守着摊位，尽显市井谋生的踏实。
这张由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于1941年拍摄的成都龙泉驿集市，两位身着粗布衣、赤着脚的老农，在街边摆摊售卖刚从河塘捕捞的黄鳝与泥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抗战年代，这些河鲜是成都寻常百姓家为数不多的荤腥来源。
左侧的老农咧嘴笑着，神态舒展，正热情地招呼着过往的赶集人；右侧的老农抱着胳膊，神态淡然，守着自己的小摊，等着赶集的成都老乡光顾。清末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大量底层百姓失去稳定生计，驯兽杂耍成为走街串巷的江湖艺人的核心谋生方式。艺人带着训练好的动物在集市、街巷表演，向围观观众收取微薄赏钱，以此换取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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