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6日黄昏，长江水面雾气弥漫，一艘从汉口溯江而上的杂牌部队江轮缓缓靠近下关码头。船头甲板上，头发花白的第二军团长徐源泉望着城墙剪影，听见副官低声嘀咕：“长官，晚了两天，会不会来不及？”徐没回答，只是把大衣领子竖得更高。风从江面钻进缝隙，吹得人心里发凉。
这支“姗姗来迟”的队伍，过去叫第十军，源头是直鲁联军残部。1928年北伐时，徐源泉带着五万旧兵投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裁汰、扩编、再裁汰，十年折腾下来，剩两个师一万八千余人，却仍握在他手里。老徐能保住兵权，离不开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的照拂；“官场有人撑腰，好办事”这句话，他比谁都懂。
淞沪会战失利后，蒋介石急需添兵南京。嫡系在皖南掉包换枪，桂系哭穷不肯进城，川军托词缺编也不露面。挑来挑去，只剩鄂西这一支杂牌可调。军事委员会急电武汉：第二军团即刻东进。徐源泉心知肚明，那是送死差，但敕令既下，唯有硬着头皮上。
行军途中新兵不断涌入，又送来一批德械装备，兵员勉强凑到两万人。12月7日夜，第48师压到栖霞山前沿，第41师守乌龙山高地。栖霞、乌龙两处一东一西，像两只撑开的钳子护着南京东大门。徐源泉暗暗松口气：起码未被扔进城内巷战，江边还有条退路。
8日至11日，日军连续猛攻栖霞山。第48师两个营在山头打到弹尽粮绝，全部阵亡。电报送到司令部，唐生智一句“稳住东线”就把消息压下去。这时守城总兵力不过十来万人，还要分出嫡系先撤。老唐计算得精：船只有限，能先渡江的当然是中央军德械师和教导总队。
12日凌晨，唐生智下达总撤退命令，但第二军团与两支粤军只收到“继续坚守”的口头通知。徐源泉马上意识到：若再不动，待城区撤空，自己这条东线将被日军南北夹击，覆灭在即。他想起进城前悄悄留在乌龙山脚的一艘旧江轮——当时谎称要“调运木柴”，瞒过了检查。
那天傍晚，徐源泉召集师长开会，“此役已非死战可守，保住人马，方能再战。”师长们沉默片刻后默契地点头。深夜，第二军团悄然撤出阵地，沿山谷分批奔向江边。江轮被黑布蒙顶，汽笛不开，靠缆绳牵引滑行，六小时后，对岸江北滩头灯光已见。到13日拂晓，军团主力近一万二千人过江完毕，重机枪140余挺、迫击炮30余门也随船抢出。
同一时段，下关码头一片混乱。第87师往北拥堵，未等船靠岸就跳河的士兵不计其数；第88师在雨花台方向突围，损失过半；号称“模范”的教导总队三万人，脱出不足五千。等唐生智渡到江北，才发现东线杂牌竟已整编待命，不由苦笑：“徐老弟好算计。”
军委会随后收到各部战损表：
第74军余兵五千；
第78军剩四千；
第71、第72军合计不到三千；
教导总队只有四千；
第二军团却完整留下近两万人时的一万两千人。数字冰冷，却把谁忠谁滑，写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握着电报，沉吟良久，最终只批复一句：“着即编入第五战区，听李主任指挥。”他既恼又无奈——眼下伤兵满营，能用的部队一寸肉都宝贵。
第二军团的“好运”没能一直延续。1938年夏，武汉会战进入胶着，徐源泉奉命在花园口以西掩护主力撤退。他却盗用电码，把军令改成“就地机动”，自己和军团部先一步搭车北去，留下两师在大雨中摸黑后撤。汤恩伯怒斥其“贻误军机”，孙连仲也电告军令部。李宗仁震怒，令军法处“严办纵敌之罪”。要不是何成浚苦苦求情，这位老军阀很可能步韩复榘后尘。最终处分大而化之，徐源泉被雪藏于军事参议院，再没机会带兵，1960年客死台北。
翻检档案，南京一役各路番号如过江之鲫，惟独第二军团穿针引线般来去无踪。来的最后，跑得最快，还把两条性命之本——人和枪——都护得周全。有人笑他们“滑头”，也有人说这才是老军阀的生存智慧。不论评判如何，数字不会说谎：在那座陷落的古都里，十二万守军，真正活着全身而退的大部队，只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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