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铁杆盟友”：跨大西洋联盟并没让欧洲更安全|俄罗斯|北约|同盟|欧洲|美国|跨大西洋联盟

导读

冷战结束后，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联盟体系逐渐从集体安全机制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北约扩张与对外军事干预加剧了大国对立，而近期美欧关系的紧张也凸显了结盟政治的局限性，暴露出同盟关系不能消除美欧权力不对称，反令欧洲面临生存挑战。相比之下，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推动多元化伙伴关系与务实合作。欧洲亟需重新思考自身战略定位，以共同安全为核心，超越联盟思维，适应多极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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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教授

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兼职教授

扬·奥贝里 (Jan Oberg)

瑞典跨国和平研究所所长

在由西方大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以北约为代表的联盟机制既发挥了重要的集体安全保障作用，同时又逐渐异化为地缘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一转变源于一些国家的干预主义政策，挑战了国际法框架下的国家主权原则，例如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北约的东扩。特别是，北约东扩加剧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北约这一联盟机制不但没有巩固冷战后的稳定秩序，反而延续了结构性对抗，恶化了长期的安全紧张局势，最终引发了乌克兰危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恶果如今也在联盟内部显现出来。昔日“坚不可摧”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呈现出明显的内部紧张迹象，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欧洲在两种不同的战略身份之间出现左右互搏：一种是以北约为中心的欧洲，另一种则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欧洲。前者在军事上依然依赖于美国，战略上处于美国的从属地位；而后者则追求独立自主，力图成为世界“第三极”、一股全球性的“规范力量”。

欧洲缺乏真正的战略自主，因此以上两重身份认同难以调和，导致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公信力削弱。在相互对立的拉扯下，欧洲始终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行动者采取行动，反而容易受到外部压力——包括其自身盟友压力的威胁。为了让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欧洲基本上采取了沉默和顺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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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摩擦到领土威胁，近期美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了一个基本现实：同盟关系并不能消除权力不对称。当各方利益出现分歧时，即便是“亲密伙伴”也可能遭受胁迫。仅靠共同价值观就能维系团结的信念化为泡影，因为历史证明，同盟关系无法凌驾于国家主权或核心战略关切之上。正如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长久的敌人。但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永恒而持久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些利益。”

美国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调整了与北约及欧洲的关系。结果就是该联盟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外部对手，而恰恰来自内部“一把手”。北约的分裂正凸显出西方联盟内部的失衡与功能失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3月30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待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国将重新评估与北约的关系，他还批评一些欧洲盟友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和基地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在4月1日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怒斥北约是“纸老虎”，并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

美国与丹麦围绕格陵兰岛的矛盾仍在持续。美国为攫取领土，公然以关税和强制措施威胁自己的北约盟友，这凸显了当前大国竞争时代的一个更广泛趋势：盟友不过是屈从于霸权国家野心的工具。北约的危机并非异常现象；相反，这是将忠诚与服从混为一谈、将伙伴关系与等级体系挂钩的安排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因此，鉴于近期全球局势的发展，“盟友”与“联盟”的概念亟需重新审视。那些言必称主权、法治、民主的西方联盟，正日益通过扩张、干涉和胁迫手段破坏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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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结盟政治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从现实主义角度看，结盟政治加剧了权力失衡，必然引发制衡行动。从自由主义角度看，所谓的“普世规范”与实际选择性适用之间存在鸿沟，这种虚伪的“双标”行为正在侵蚀其合法性。从建构主义角度看，结盟政治加剧了身份分裂，强化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从而限制了外交灵活性并阻碍跨集团合作。

在当代西方话语体系中，中国常被描绘成一个“没有盟友”或“几乎没有盟友”的国家。这种非议的潜台词是：同盟关系是衡量国际影响力或战略成功与否的必要指标。然而，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深刻塑造了中国对结盟政治的认知，使其对卷入冲突、依赖盟友和阵营对抗的风险更加警惕。自那时起，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秉持不结盟原则，不加入任何正式的军事同盟，也不“拉帮结派”针对第三方。

中国不寻求建立基于条约的同盟关系，而更强调灵活的伙伴关系、战略自主和以具体议题为导向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策略的生动体现，反映出中国更加重视拓展经济与外交网络，而非阵营化的安全机制，从而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免受同盟义务约束。

讽刺的是，北约这个联盟机制就是因为过于强大，受其束缚和支配的欧洲正面临日益明显的生存挑战。欧洲在政治和战略创新方面能力有限，加剧了结构性依赖，缩小了其自主行动的空间，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全面而具有前瞻性的重新评估。在理想情况下，当前这一关键时刻应在欧洲引发一场广泛的协商进程，让学者、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和媒体全都参与进来，共同探讨一个根本问题：未来20年，欧洲应如何定位自己，又该以何种愿景、战略和全新思维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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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面向未来的思考在欧洲并非没有历史先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到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的《怎么办？》，再到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欧洲在全球关于永续发展、可持续性和安全性的大讨论中发挥了引领作用。重振这一战略远见还有助于创造建设性契机，推动欧洲与其他各方提出的各类倡议，如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进行有效对接。

此次重新评估的核心还是那个老问题——共同安全。对欧洲而言，这需要重新界定其与俄罗斯和中东的关系，并探索构建以民事手段为主导的冲突管理与和平建设体系。此外，还须构建一种可信的、军民统筹兼顾的防御体系，同时加大力度重启军控、裁撤军备、建立互信。鉴于欧洲与俄罗斯地理上相邻、历史上相互依存，因此俄欧开展对话的意义特别重大；而在全球化的安全环境中，更广泛地同中东、欧亚地区以及与中国开展合作亦不可或缺。

尽管很多人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但他们低估了一个拥有近5亿人口的欧洲所拥有的战略选择。在美国日益转向内顾的背景下，欧洲更有机会超越僵化的联盟中心思维，制定以自身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政策，同时与其他地区开展协同合作。站在这一关键节点，欧洲亟需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提出建设性思路，开展包容性讨论，以适应正在成形的多极化秩序。这种秩序要求人们摒弃过时的联盟观念，不再沉湎于“往昔的美好时光”，而是着力培养政治智慧与执政能力，去构想另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