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枪被发现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它会牵扯出一年前的一桩旧案。
那天,股长余国伦只是例行去三中队走访。
他进门不久,看到警卫员坐在屋里擦枪。
阳光从窗缝里斜着打在那把枪身上,枪身上的编号被擦得锃亮。
余国伦眼角一扫,愣了一下。
这个编号他记得。
太熟了。
是徐凯南的枪。
徐凯南是谁?那会儿整个根据地的人都知道。
二中队长,打仗不要命,干活冲在前头。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突然在1940年年底失踪了。
任务途中没回来,战友的尸体找到了,他的却不见了。
说死了?没人看到尸体。
说叛变?也没人拿出真凭实据。
这案子一拖就是一年,调查没结果,疑点没下文,连他媳妇都快被人说疯了。
可现在,他的枪,竟然出现在宣恒发的警卫手里?
这事儿不对劲。
那会儿是1941年冬天,抗战已经打到最艰难的时候。
皖南这边是敌后根据地,日军占着巢县、无为、芜湖一线,天天搞“扫荡”,同时还派了不少特务混进来,专挑内线打主意。
部队里紧张得很。
情报一有漏洞,可能一整支小队就没了。
可越是这样,越有人开始动歪脑筋。
宣恒发,就是其中之一。
宣恒发是三中队长,表面上老实忠厚,打仗也不怯场。
可其实早在1940年下半年,他就跟日军那边搭上线了。
据后来审讯时记录,他起初还犹豫过,可日军承诺太诱人,说只要他配合,一旦“清乡”成功,可以保他个“维持会副会长”的位子,还给他留房子、地契,甚至家属安置。
那时候物资紧张,很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宣恒发心动了。
他知道徐凯南是个硬茬,是日军最头疼的目标之一。
于是他出主意,说让徐出去“执行任务”,地点选在巢县附近。
那地方,正好是日军最近部署的一个伏击圈。
1940年11月的一个夜晚,宣恒发亲自去了徐凯南家,说是巢县方面搞到一批皮油(当时是重要的战备润滑物资),让他赶紧带人去取。
徐凯南没多想,叫上警卫员罗林富,简单收拾了下就走了。
巢县离他们驻地不算远,走路也就几个小时。
可天亮了,两人没回来。
一开始,部队还以为临时有事耽搁了。
可午后,搜救队在半路发现了罗林富的遗体,背后中弹,死得很惨。
可奇怪的是,现场没有徐凯南的尸体,也没有战斗痕迹以外的线索。
就像人凭空蒸发了一样。
那段时间,风言风语开始多了起来。
有说他牺牲了,被日军带走了遗体;也有说,他是叛逃了,罗林富是被他杀的。
后来说得最多的,是“内奸”。
可惜,那时候真没证据。
调查组查了好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出。
负责那一批调查的干部后来回忆说:“像掉进了一个黑洞,什么线头都抓不到。”
唯一一直没放弃的,是徐凯南的妻子,晋克芳。
她不识多少字,却天天往队部跑,逢人就说:“我男人不是那种人。”她记得丈夫临走时还交代她:“等我回来,把上次缴的皮鞋修修,冬天你穿着别冻脚。”
可她说得再多,也没人听。
那时候的舆论,信的都是“枪口后脑勺”的逻辑。
直到余国伦发现了那把枪。
他没动声色,第二天就以“中队长例会”为由,把宣恒发叫到队部,现场控制。
然后,他把那把枪摆出来,问:“这是你的枪吗?”
宣恒发一开始嘴硬,说是换来的。
可枪号一对,登记本一翻,所有人都看明白了。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我对不起他。”
调查组重新立案后,很快查明了当晚的细节。
那晚,徐凯南和罗林富被带进伏击圈。
开火时,徐凯南发现枪根本打不响。
有人动过手脚。
敌人从四面围上来,罗林富用身体挡子弹,最终牺牲。
徐凯南被俘后,当晚就被秘密处死。
日军为了制造“叛变”假象,把尸体运走销毁,以便留下宣恒发这个内线。
这就是为什么,现场找不到尸体。
案子查清后,部队给徐凯南恢复了名誉,追认为烈士。
晋克芳听到消息那天,没哭,只是在屋里坐了一夜,第二天去给他烧了一双布鞋。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说他“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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