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戊戌变法，很多人脑子里就蹦出“谭嗣同”三个字。这太正常了，毕竟他留的诗太燃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光这两句就能让人记住一辈子。但问题是，六君子明明有六个人，除了谭嗣同，另外五个你还能叫出名字吗？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能说出仨就算你厉害，能说全六个那绝对是历史发烧友。
当年六个人血溅菜市口，有人自愿赴死，有人代人受过，有人至死都没搞明白自己为啥挨这一刀。今天咱就掰开揉碎了聊聊，戊戌变法到底是咋回事，这六个人到底是怎么走到那一天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大炮把国门轰开了，割地赔款成了家常便饭。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说要“师夷长技”，结果呢？军舰买了不少，工厂开了不少，可甲午战争一仗，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一签，赔款两亿两白银，台湾割给了日本。
这下子，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光学人家的船坚炮利没用，根子上的毛病不治，再多的铁甲舰也是给人当靶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说白了就是：别搞皇帝一人说了算了，学学日本英国，搞个议会，搞个内阁，大家一起商量着治国。
年轻的光绪皇帝是个有想法的人，他也觉得再不搞改革大清就真要完蛋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了道《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改革措施列了一大堆：废八股、办新式学堂、鼓励办工厂开矿山、裁撤闲散衙门、训练新式陆军……说起来其实都挺温和的，放在今天看算是个政府改革方案，可在当时已经让慈禧太后那帮守旧派坐不住了。
变法前后只搞了103天，所以也叫“百日维新”。到了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冲回紫禁城，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重新垂帘听政。变法宣告失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搜捕、大屠杀。
一、第一个必须说的，当然是谭嗣同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1865年生，他爹谭继洵是湖北巡抚，正儿八经的官二代。但这哥们儿没走寻常路，从小读西方科学书籍，甲午战争后更是心灰意冷，觉得大清再不变法就真的没救了。
他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办南学会，写《仁学》，把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骂了个狗血淋头。1898年被光绪召见，给了个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算是新政的核心成员之一。
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跑到日本使馆躲了起来，走之前还劝谭嗣同一起走。谭嗣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心头一颤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自己不走，还把诗文书籍交给了梁启超带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话撂下，他就安安静静在浏阳会馆等着被捕。
被捕后在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四天后被押往菜市口刑场，临刑前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那年他34岁。刑场上监斩官是慈禧眼前的红人刚毅，谭嗣同想跟他说句话，刚毅连头都不转。这出戏演得太真实了——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对将死之人连最后一句遗言都不愿意听。
三、康广仁：我哥惹的祸，我来扛
六君子里的第二号人物是康广仁，康有为的胞弟，1867年生，广东南海人。
这人挺有意思。他其实比康有为清醒多了，早就看透了维新派在顽固势力面前有多虚弱。他曾给自己哥哥康有为下过一个特别精准的评价：“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五个“太”字，把康有为的毛病全点透了——摊子铺太大、做事太激进、揽事太多、同党太少、步子迈太大。关键是最后那句“而上又无权”——再好的方案，手里没权，全是白搭。
变法失败前，康广仁一直在劝康有为先离开京城，到外面开办学堂，培养人才，等时机成熟再说。可康有为不听。等到慈禧下令逮捕维新派的时候，康广仁起初并没跑——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帮忙起草文书的“边缘人物”，打个酱油而已，不至于被砍头。
但他忘了，他是康有为的亲弟弟。康有为已经跑了，慈禧太后需要一个康家的人来“垫刀头”。康广仁被捕后，据说在狱中撞墙痛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临刑前他却平静下来了，说了一句“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康广仁那年32岁。他死得冤不冤？说冤，他是代人受过；说不冤，他确实参与了维新运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比康有为更早看清了这场变法的结局。
三、杨深秀：六人里最老的，死得最不值
杨深秀，山西闻喜人，1849年生，是六君子中年龄最大的，就义那年49岁。他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授刑部主事，后来升到山东道监察御史。
这哥们儿被列入砍头名单，说实话有点莫名其妙。他不是康有为的铁杆粉丝，也不是光绪亲封的“军机四卿”，他就是个御史，按理说应该跟这事儿八竿子打不着。
那他怎么惹的祸？变法期间，他连续上书弹劾守旧大臣，态度非常强硬。变法失败后，别人都躲起来了，他倒好，直接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要求太后“撤帘归政”，把权力还给光绪帝。
这不是找死吗？慈禧看了这道奏折，估计气得鼻子都歪了——我不光不归政，我连你一起砍。结果杨深秀成了六人中最后一个被抓的，也是最亏的一个。他不是像谭嗣同那样主动赴死，而是非要往枪口上撞，撞完了才知道疼。
更讽刺的是，杨深秀是六人里真正当过官、在体制内混了半辈子的人。按理说，这种人最懂得明哲保身。可他偏偏选了一条最危险的路——在慈禧面前直言“你该交权了”。这种书生意气，说他傻也行，说他硬气也行，反正他用自己的命证明了什么叫“士大夫的骨气”。
四、林旭：24岁的神童，新婚燕尔赴刑场
林旭，福建侯官人，1875年生，是六君子中年龄最小的，就义时只有24岁。这人从小就是神童，十几岁就中了举人，还娶了沈葆桢的孙女沈鹊应为妻。变法时被光绪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跟谭嗣同他们并称“军机四卿”。
24岁，放在现在也就是研究生刚毕业的年纪。搁在当时，他已经站到了大清权力中枢的核心位置，参与了最高级别的政治决策。这个人的才华和魄力，不用多说。
政变后他被捕，很快就被押往菜市口。临刑时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一个细节让人心碎——林旭的妻子沈鹊应，听说丈夫被杀，吞了毒药，绝了食，被人救下来之后仍然郁郁寡欢，两年后香消玉殒，年仅24岁。她死之前写了一副挽联：“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咯噔一下。一对新婚夫妇，丈夫为国捐躯，妻子殉情而死，24岁的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戛然而止。这种悲剧，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人难受。
五、杨锐：张之洞的学生，没等来救兵
杨锐，四川绵竹人，1857年生，就义时42岁。他是张之洞的嫡系，长期在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是张之洞的左膀右臂。变法时经张之洞、陈宝箴推荐，被光绪召见，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杨锐跟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是同期被任命的，所以后人也叫他们“军机四卿”。跟谭嗣同那种主动赴死的态度不同，杨锐一直觉得自己没犯什么大罪。他被捕后在狱中等待审讯，心想只要开庭就能给自己辩白。
可慈禧根本没打算审讯。第二天传来“圣旨”，直接就是死刑。杨锐这才反应过来——什么祖宗制度、什么国家体制，全是骗人的，慈禧要杀你根本不需要理由。
张之洞听说杨锐被抓，急得不行，四处托人营救。但慈禧的铁腕之下，张之洞的面子也不好使。杨锐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救兵，跟谭嗣同他们一起被押上了菜市口。
临刑时，刽子手强迫刘光第下跪，刘光第硬是不跪，杨锐在旁边喊了一句：“裴村，跪！跪！遵旨而已。”这可能是杨锐人生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既是在劝朋友“认命吧”，也是在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了”。
六、刘光第：十年刑部小京官，临刑质问无人答
刘光第，四川富顺人，1859年生，就义时40岁。他是六君子里最特殊的一个——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纯粹是个“屌丝逆袭”的典型案例。
刘光第家里穷得要命，他妈卖房子供他读书，好不容易在1883年24岁那年考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但他在刑部干了十多年，一直是个没有实权的闲职，工资低得可怜，差点“断菜”。他跟刘举臣通信抱怨自己穷得揭不开锅，信里写的都是真金白银的辛酸。
1898年，光绪召见了他，给了他四品卿衔，参与新政。这对刘光第来说简直是天降大运——一个做了十几年冷板凳的小京官，突然被皇帝看中了。他当然全力以赴地投入变法。
政变后他被捕，临刑时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心酸的“死脑筋”。他质问监斩官刚毅：“为什么未经审讯，就要杀我们？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
刚毅根本不回答，只是让他跪下接旨。刽子手强行按他下跪，“光第倔立自如”。最后还是杨锐劝了一句“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他才跪下了。
刘光第的死，最让人憋屈。他不是谭嗣同那种“我自愿赴死”的英雄主义，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刚被领导提拔重用，就莫名其妙被拖出去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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