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5天追凶！首例宠物投毒案：九犬亡，主人抑郁|papi|二审|宠物投毒案|法院|立案|被告人曾小孩死刑

2022年9月14日，“Papi妈妈”养了12年的西高地白梗Papi，在小区遛弯时误食毒物，当天便离世了。

那天之后，她的生活只剩下一件事——追凶。

毒物后来被确认是剧毒杀鼠剂氟乙酸钠，嫌疑人被锁定为同小区的65岁男性业主张某华。2023年1月，朝阳法院以张某华“投放危险物质罪”正式立案，这也是北京首例进入刑事公诉的宠物投毒案。

就在立案当月，Papi妈妈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她辞去了在头部影视公司做了5年的工作，投入到这场官司里。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她没想到，等待她的是当庭未宣判，以及此后连续9次的延期审判。

2025年12月11日，案件终于在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宣判，被告张某华因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时，距离事发已经1185天。

在大众的叙事里，这是一场胜利，是一个普通人对抗不公、最终赢得正义的故事。

但Papi妈妈清楚，这种“胜利”与她的真实经历之间有着巨大的错位。她的生活没有爽点，只有漫长、重复、消耗的过程。

Papi陪她走过了20岁到30岁出头、初入社会最迷茫的那些年。它不仅是她最重要的情绪出口，也是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采访那天，她的衣服、帽子、手提包上都有西高地的元素，无声地延续着这种连接。

对Papi妈妈来说，Papi的离开是一粒尘埃、一座大山，是她一生的潮湿。她的人生从那一天开始偏离轨道，而她只能带着这一切继续向前。

撞不开的墙

一审宣判后，Papi妈妈在法庭外，被镜头包围着向媒体宣读了判决结果。那一刻被记者拍了下来——她站在人群中央，像是在宣布一场胜利。

一审结果被外界视为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的宠物投毒事件并不罕见，但大多止步于民事赔偿或行政处罚，几乎没有进入刑事公诉的案例，更不用说走到判决这一步。于是，当判决落下，社交平台上和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欢呼：“Papi妈妈赢了”“我们胜利了”“正义虽迟但到”……

但对Papi妈妈来说，这更像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她的内心不是轻松，而是痛苦和不甘。

“我知道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为了这份极难的试卷，我做了多少复习、刷了多少题，明明题目我都会做，本可以拿99分，结果却只拿了60分。但对大众来说，这个试卷可能只能拿0分，所以60分已经算是好成绩了。”

张某华最终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让Papi妈妈难以释怀的是，这个量刑背后还有太多遗憾：案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受害犬的司法鉴定未能成功，实际损失难以量化，导致量刑没有达到最高。更让她耿耿于怀的是，张某华投毒所用的介质和剂量等关键证据，在案件初期便已丢失，而这些证据本可能支持另一项更重的指控——“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

一审宣判后，Papi妈妈又联合其他10位受害人向朝阳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但第二天便被驳回。这意味着案件的刑事部分已经尘埃落定，剩下唯一能做的，只是紧盯刑期的执行。

这也是最让她受打击的部分。从一审判决书里她得知，由于身体原因，张某华在被羁押654天后，于2024年7月申请了取保候审，在一年的取保候审期满后又转为了监视居住。“这三年半的时间，似乎我更像在坐牢。”Papi妈妈说，“而我‘坐牢’的时间比他还要长。”

针对案件的民事部分，Papi妈妈没有停下来。她向法院提起了上诉。一审中，法院未支持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仅就财产损失作出了判决。即将到来的二审，重点就在于受害犬作为伴侣动物的价值意义，以及法院能否支持精神损失的赔偿。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宠物通常被归类为“财产”，赔偿更多围绕其市场价值展开；而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适用于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受侵害的情形。

Papi妈妈在网上找遍了类似案件，一些法院在民事案中曾认定，伴侣动物具有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殊意义，并支持精神损失赔偿。这些案例都是单纯的民事诉讼，在“刑附民”的框架中，这样的判决尚无先例。

这面墙，还没有人真正撞开。

许多人劝她，民事上诉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往前走，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历，能改变的结果却越来越有限。但即便知道是“撞南墙”，她仍然想亲自去试试，“如果撞不碎，那就头破血流；如果撞碎了，至少可以撕开一个口子，让之后的案子有例可循。”

从零开始的维权路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Papi妈妈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纲”了。律师曾对她说，在案发当天报警之后，没有一件事情是她必须要做的。

案发第三天，Papi妈妈联合小区里其他10位受害者，组建了“受害犬家属群”——小区里共有11只宠物狗中毒，其中9只死亡。Papi妈妈让大家简述了自家小狗的中毒与死亡情况，收集案件细节与证据。随后，她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刑诉律师，坚持走刑事诉讼，同时发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刑附民”。为了能参与其中，她逐页研读《民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寻找可能对案件有用的法条。

面对高昂的律师费和烦琐的司法流程，不是所有人都有维权的决心和耐心。其他10位受害人里，一半是中老年人。有人第二天就买了新狗，还有老人无奈地告诉她：“我都快70岁了，一想到这些就头疼。”Papi妈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和价值体系，但为了争取最大程度的胜利，她必须联合所有人。

2023年1月朝阳法院正式立案后，Papi妈妈一一联系受害者，帮忙拟好诉状、打印邮寄材料，她把自己当成半个律师，把其他受害人看作甲方。有人情绪崩溃，她倾听安慰；有人不识字，她耐心解读。她和每个受害人的聊天记录都有几百页，沟通成本很大。

为了推动案件，她不得不走到镜头前。尽管曾经做过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她始终是站在摄影机背后的人，她不享受镜头，但一想到Papi，她又必须发声。

得知一审即将宣判时，她没有雀跃，而是第一时间告知所有关注过这个案件的人。她像一部拧紧发条的机器一样，迅速联系媒体，组建了一个近百人的媒体群。

媒体的采访蜂拥而至，每次向他们回忆和复述Papi受害的惨状，她都能真切感受到钻心的痛苦。采访过程中，她时常感到胸闷、喘不上气，每一次讲述对她来说都是身心俱损。但为了案件能被看见，她一遍遍重复事情的经过。原本私人的朋友圈和自媒体账号，也成了她发布法条解读、更新案件进展的渠道。

辞职后，Papi妈妈全身心扑在官司上，长期没有收入，全靠积蓄支撑生活。其他受害者大多回归了平常生活，有些人甚至已经离开北京，她仍独自推进案件。

有一次事出紧急，她凌晨给在国外的受害者打去电话，得到明显不悦的回应：“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有事微信说，不要影响我休息。”Papi妈妈知道打扰并不合时宜，也能理解对方，但自己无处安放的情绪还是在一瞬间涌了上来。外界的流言蜚语早已伤害不了她，来自受害人的一句话却能让她破碎。

面对媒体时，Papi妈妈总爱说“我们”，仿佛这样就显得队伍很强大，不是自己在孤军奋战。但事实上，无论是公开发声、接受媒体采访，还是沟通律师、推进司法流程，绝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在一线“战斗”。“我从来都是一个人，我只能靠自己走出去，这是我这几年最深刻的感受。”

外界常常形容她较真和执拗，但她自己认为，那只是认真而已，她不想掩耳盗铃地过日子。她希望更多人知道，投毒是刑事重罪，法律有明确规定，“我希望它能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样，成为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尽管放弃了事业和所有非必要的社交，Papi妈妈也不认为自己有多勇敢。“我也害怕，但我的害怕变成了一种即使打碎自己也要往前走的勇气。我的生活已经是一列脱轨的火车，我放弃一切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希望它能快点结束。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天台跳下去，要么就把它干到底。”

脱轨的生活

在大众舆论中，Papi妈妈是一个胜利者，是正能量的代表。而作为一个被推上神坛的普通人，事发至今的将近1300个日日夜夜里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

“人们爱看逆袭，爱看《甄嬛传》里熹妃回宫的情节，他们想看你如何抗争，看到邪不压正的结果，但这跟我实际经历的很丧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Papi妈妈说，“我经历了一场战争，可经历完这一切，我又该何去何从？”

大多数时候，她选择不回应。她不愿陷入反复自证的循环。只有极少数涉及隐私的攻击，她才报了警。

持续的高压让她的身体一点点崩坏。案发后的第一周，她几乎没有进食的欲望，只靠喝可乐来补充糖分，一下子瘦了10斤。2023年1月，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直到现在，她每两周还要去一次北京安定医院开药，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精神类药物。睡觉变成了一件需要努力克服的事——采访前一天，为了保证第二天的状态，她吃了三粒助眠药，却依然一夜未眠。

她不止一次走上天台。作为曾经玩过蹦极和跳伞的人，她其实并不害怕高度，但在三十多层的高楼顶上吹了几小时的风之后，她又一次次走下来，她告诉自己，至少先活到40岁再说。“我还得继续干，继续努力向前。”

Papi出事后，她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比较“佛系”的她，好像生长出了一个应激的开关，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会高度敏感——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她也要据理力争，“忍不了一点”。

那些为打官司购买的法律书籍，成了她的日常工具书，她开始用法律视角去理解更多社会事件，也更容易被现实中的不公所触动。

漫长的努力并非毫无回报。Papi的案件之后，其他城市类似的投毒案件也陆续出现了松动。去年9月，广州一小区发生宠物投毒事件，10只宠物犬中毒死亡，被告人在今年2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从案发到判决不过数月时间——这在过去几乎难以想象。还有法学生告诉她，Papi的案例已经被写入了法律教材。

“这么长时间的付出，在社会意义的层面一定是值得的，我希望我撕开的口子能越来越大。可对我个人而言，这根本不值得。但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