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论》一书中，有一篇《论文》。《典论》共五卷，其中四卷已佚失，《论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得以保存。
《曹丕集校注》
《典论・论文》评论汉末魏初文人作品的高下、各种体裁的性质以及文学作品的价值，也谈到古之作者声名流传于后。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李善注《文选》，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宋淳熙本重雕鄱阳胡氏藏版本1967年版，卷52，页734)。
Siu-kit Wong, 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古之作者”声名既传于后，就衍生出“谁名声比较高”“谁的文学地位较低”之类的话题。有的评论家索性为作者排名次，例如钟嵘（约468年－约518年）就是这样做的。
钟嵘是南朝梁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诗人。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撰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诗歌批评专著:《诗品》。
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是文学通史，却兼顾钟嵘的评论（见于张书中The Thriving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节，p.90）。
张教授说：
Though value judgment is always important in literary criticism,no other such rankingof poets or poetry followed in Zhong Rong’s steps in the Chinese critical tradition. (p.93)。
这段话的意思是：虽然价值判断在文学批评中一贯非常重要，但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继钟嵘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诗人排名或诗歌排名。（黄湄中译本页134）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
张隆溪教授提到“no other such ranking”，这句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钟嵘以后的诗评家，没有仿《诗品》为诗人排名的著作？有没有诗评家推举某家为翘楚而指斥某家为劣？今人尊崇的李白、杜甫，一直都并列前茅吗？李白、杜甫两人，一向排名不分高下？没有所谓“尊杜抑李”、“扬李抑杜”之争？
张教授也说到value judgment（价值判断）is always important in literary criticism。
我们的问题是：历史上，有没有某人的诗被评为没有价值？有没有某些诗人被后人无视，甚至被贬斥（例如：斥为“恶诗”）？
张隆溪教授自身的value judgment，又是怎样的？他的判断，有没有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某处反映出来？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唐代张为《诗人主客图》为诗人分高下
钟嵘在《诗品》中首创“三品”的评价体系，把汉代至梁代的122位五言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诗品》之后，为诗人分等级的诗评有张为《诗人主客图》、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宋、明、清诗话中，为诗篇分高下的言论，也很常见。
张为《诗人主客图》
张为以“主、客”体系对中晚唐诗人进行分级归类。每位“主”位之下是效法其风格的诗人，称为“客”，然后，视乎“客”的作品水平再分为三级：
入室 升堂 及门 入室、升堂、及门，共三级，与钟嵘《诗品》的“三品”体系近似，只是名称上相异。入室，可以再细分为“上入室”、“入室”。
《诗人主客图》比《诗品》更强调流派与师承关系。(按：由于张为所定“入室”可以再细分为“上入室”、“入室”，因此，有些人认为《诗人主客图》是将诗人分成四级。如果“主”亦算一级，则合共有五级)。
《诗人主客图》见录于《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于1915年编纂成《历代诗话续编》，共收录29种诗话，以补何文焕《历代诗话》之缺。
《历代诗话续编》
《历代诗话续编》所录《诗人主客图》附有李调元的序文。
李调元在序文中说：
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所谓主者，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鲍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标目，余有升堂、入室及门之殊，皆所谓客也。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求之前代，亦如梁参军钟嵘分古今作者为三品，名曰《诗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之例。然彼捃拾闳富，论者称其精当无遗，兹则落仅此数人，于唐代诗人中未及十分之三四，即所引诸人之诗，亦非其集中之杰出者，或第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故不繁称博引也（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70）。
从以上言论可见李调元已经注意到《诗人主客图》和钟嵘《诗品》的相同之处。李调元说的“次第之”，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排名次”。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校注》
到了清代，李怀民撰《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二卷，补遗二卷。 李怀民选王建、张籍、贾岛、姚合以下中晚唐诗人三十二人，别为清真雅正与清真僻苦二派，仿张为之原图在“主”之下设入室(含“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 此书附各家诗选，各作小传，附采诗集序跋、评论资料，对中晚唐五言近体之作做了提纲挈领的编排。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的问世，是清干隆后宗唐诗派从学习盛唐转向中晚唐的标志，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谓“学习盛唐”，简单说就是宗唐诗人把唐诗中最成熟、最典范的一部分当作学诗范本，特别推崇盛唐诗歌的气象、格调与声律，并以此来训练学员自己的创作与审美。它不只是“读盛唐诗”，而是把盛唐诗看成是可模仿、可内化的标准。
《盛唐诗》
《河岳英灵集》中王维诗数量居首，不录杜甫诗
近人讨论唐诗，多推崇李白、杜甫的作品，张隆溪教授也不例外。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用了整整一章讨论李、杜之诗。
张教授用了一章的篇幅，就是特别重视李、杜吗？何以见得？
请比较：现代文学，名家辈出，然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中，“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篇幅，仅占一章而已。因此，李、杜独占一整章，可见他们在书中的份量。
《河岳英灵集注》
二十一世纪的张隆溪教授很重视李、杜，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中地位崇高，然而，唐代的殷璠却没有以李、杜为最尊，尤其是《河岳英灵集》全无杜甫诗，“无杜诗”更是明显的“空白”。 殷璠大约在开元至天宝年间编纂《河岳英灵集》，选录了盛唐二十四位诗人共二百三十多首作品。王维、王昌龄之诗，在殷璠眼中，地位居于李、杜之上。 殷璠认为王昌龄“得建安风力”，又奉王维为“词秀调雅”之宗（关于王维诗，见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页66-84﹔关于王昌龄诗，见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页300-336）。
《河岳英灵集》收录大量王维诗作，给予极高评价。殷璠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页66）。另一方面，殷璠虽称许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却又指李白诗“率皆纵逸”。
这显示在殷璠心目中李白诗偏于“奇”“纵逸”，似乎和王维诗出于“常境”形成对比。殷璠甚欣赏王维诗写“常境”也写得很出色。
(日)小林太市郎《王维的生平与艺术》，华文出版社2025年版。
李白的“纵逸”，是指写诗不够拘检，殷璠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页36）。
殷璠对李白诗篇的取舍理据是：李白的作品“豪放”，有些部分不符合殷璠特别重视的“风骨”“声律”，因此《河岳英灵集》所录诗篇并不是李白诗最多（据通行的明本系统三卷本，收录最多的是王昌龄诗16首，次多则为王维、常建，各15首。）。
殷璠编《河岳英灵集》的宗旨是反对齐梁以来浮艳之风，强调诗歌应“声律风骨兼备”，既有音乐美，又有精神骨气。
殷璠没有收录杜甫的诗作，原因为何？
杜甫在世时，诗作似乎没有广泛流传（参看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页12）。殷璠编辑《河岳英灵集》之时，他可能还没有接触到杜甫诗（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完全看不起杜诗，或者他未能领略杜诗的好处）。
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张戒《岁寒堂诗话》尊子建、子美，贬斥苏、黄
宋代诗人“尊杜”者多。宋代评家通过梳理流派传承，确立诗人的历史地位，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排名”。这方面，我们特别注意到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
南宋诗论家张戒（活跃于南宋高宗至孝宗时期，约1127—1189）有明显的高下品第意识，对诗人做出等级式评价。
张戒怎样区分诗歌成就的高下？他用什么标准？
张戒说：“子美诗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73—74）。他说的“退之”，就是韩愈。
这段话，反映张戒的评判体系中有第一、第二、第三的观念（第一是杜甫，第二是李白，第三是韩愈）。这是在唐诗范围内的“排名次”。
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
王维的位置，在唐、宋间有变动，值得留意。
殷璠看重王维，而张戒则认为王维的成就稍逊于李、杜。张戒评王维，说：“虽才气不若李、杜之雄杰，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亚也。”（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83）。“匹亚”应是“几乎可以并肩”之意。
在《岁寒堂诗话》里，张戒先把整个诗歌传统分成五等：一等是《风》《骚》，一等是汉魏（建安七子等）和陶、阮，一等是六朝，一等是唐诗，一等是宋代“国朝诸人诗”（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38）。
张戒透过五等诗史架构与及对李、杜、韩、曹植、陶、阮等人的评价，塑造了一套含有明显高下次序的诗人谱系。张戒较重视汉魏诗和盛唐诗。
落实到个别诗人的高下方面：张戒多次把曹植、杜甫、李白并称为最高层的诗人。他说：“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
《岁寒堂诗话》卷上明确说到：“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为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38）。“陈王”就是陈思王曹植。
但是，张戒对唐朝李、杜则屡言“不可轻议优劣”。张戒的态度，甚为谨慎。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1973)
《岁寒堂诗话》卷上同段即接“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后文又不满元稹论李白“壮浪纵恣”，称“铺陈排比，曷足以为李、杜之优劣”，并引韩愈、欧阳修等不轻断李、杜。这些言论都显示张戒视李、杜皆地位崇高，不宜妄分高下。
在具体论述中，他实际上倾向于将杜甫置于最高位置。张戒明言：“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46）。
总之，张戒的意思大致是：
1. 杜甫：境界高，以“气吞曹（植）刘（桢）”的雄浑气象压倒众家，其诗植根于学问积累和现实关怀，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是张戒心中的诗歌顶峰。
2. 李白：李诗多“天仙之词”，飘逸豪放、天马行空。其天才纵逸，非后人刻意模仿可及，故“不可及”；
3. 韩愈：诗风“崛奇”（奇崛险怪），虽才高，但创作技法与文体追求有迹可循，故“犹可学”。
换言之，张戒虽不妄议李杜优劣，但多处对杜诗重点评论。其中杜甫《哀江头》 因“立言得体”的史笔与诗笔融合，被视为咏杨贵妃题材中最符合儒家诗教的典范。
此外，杜甫《哀王孙》、《洗兵马》，获张戒写了专篇分析。张戒认为杜甫的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兼具社稷忧患和艺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获赞为“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强调其言志与兴象兼备，契合情真、味长、气胜的标准。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总之，张戒认为，古诗以曹植称冠，次则陶、阮；论唐诗，则并尊李、杜。张戒没有明确标示“上中下”，但是他的评论反映他对诗史层级和若干核心诗人的高下有清楚的等级意识。
张戒对北宋苏轼诗颇多贬语。有趣的是，张隆溪教授却很重视的苏轼。
为什么苏轼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尝试了解其内情。
张教授重视苏轼，而张戒贬苏轼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第11章是From Ouyang Xiu to Su Shi: The Splendor of Northern Song Literature, 此“北宋文学”之章共有七节，其中就有四节专门讨论苏轼的文学成就：
Su Shi: The Great Literary Genius
Su Shi's Literary Prose
Su Shi's Poetry
Su Shi's Ci Lyric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之中，再无另一人得到如此青睐(篇幅)。单就以苏轼诗而言，张隆溪教授也给了Su Shi's Poetry整整一节的篇幅。
以上的安排，反映了张教授特别看重苏轼的文学地位。
张戒对苏诗却颇多批评。
《苏东坡全集》
《岁寒堂诗话》卷上开篇总论古今诗人后，推崇曹植、李白、杜甫，继而贬斥苏轼、黄庭坚，强调诗应言志而非过度讲求用事、押韵和议论。
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58）。
“坏于苏黄”是指苏轼、黄庭坚损坏了诗道。苏轼（子瞻）被贬的原因是“以议论作诗”。张戒认为议论作诗是诗道由盛转衰之因。
张戒反对议论，主张写诗应以“咏物为工、言志为本”，也反对预设写诗的法式，强调诗贵情味，而非苏轼式议论、江西派的雕琢。
张戒批判宋诗的弊病，尖锐指斥苏轼、黄庭坚的诗风是“诗人中一害”，他认为世人必须“苏黄习气净尽，方可以论唐人诗”。
谭元春《东坡诗选》明天启文盛堂刻本
严羽尊盛唐，崇李杜
“诗坏于苏黄”的看法，又见于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严羽对个别诗人有高下判断——“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上卷）。
严羽的生卒年不详。多数研究者认为严羽活跃于南宋理宗时期（13世纪中叶）。他是于南宋中期人。张戒大约比严羽年长一辈(相隔二十载左右)。
普慧、孙尚勇、杨遇青评注《沧浪诗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
严羽《沧浪诗话》确立唐诗的典范地位，提出“妙悟”理论，批判宋诗弊病。
严羽的“时代分层”如下：他认为汉魏诗“浑厚”，气象混沌；盛唐诗“天成”，兴味深厚；宋诗“理多词少”，失妙境；晚唐“雕琢”，江西派“刻意求工”，晚唐诗、江西派皆非正宗。总之，严羽尊汉魏、盛唐为圭臬（普慧等人评注《沧浪诗话》页3）。
严羽认为，到宋代，诗道转衰。严羽特别尊盛唐，要求学诗“以盛唐为师”，又说“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实际上把盛唐尤其李白、杜甫置于最高典范地位，其余唐宋诸家属于次一层。这是一种“宗李杜”的价值排序，非形式上的名次表。
严羽认为李白和杜甫的成就难分高低，他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普慧等人评注《沧浪诗话》页119)。
《沧浪诗话校释》
严羽又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普慧等人评注《沧浪诗话》页119)。
但是，其他诗人或有诗篇水平居李、杜之上，例如：严羽赞扬崔颢《黄鹤楼》兴象神妙、气势浑成，契合七律的最高艺术标准，成为后世压卷之论的滥觞。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诗三百首注疏》（民国二十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在评价宋代诗人方面，严羽心中有明显的评价等第，例如他认为王安石绝句“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这就是说：王安石绝句高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但仍不及盛唐诗人。
严羽的核心结论是北宋无人达到盛唐“入神”境界，北宋诗整体低于汉魏盛唐；北宋的元佑体（苏、黄、陈）与江西派被视为诗风变异的关键，唯梅尧臣、王安石部分作品因近盛唐“平淡”“兴象”而获得严羽的相对肯定。
严羽贬斥黄、苏
《沧浪诗话》以“盛唐第一义”为标准，最集中贬斥黄庭坚（山谷），视其为北宋诗风变异、背离“妙悟”“兴趣”的核心人物；其次贬苏轼、陈师道等元佑体和江西派诗人，以及西昆体的杨亿、刘筠，认为他们均违背诗歌的“当行本色”。
我们不妨比较严羽和张戒怎样对待苏诗。 张戒将苏、黄并提，多所指斥；严羽也差不多。严羽抨击苏轼、黄庭坚“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作诗有赖“用工”“造意”，皆不近于盛唐妙悟、兴趣。
在《沧浪诗话・诗评》等篇中，严羽对历代诗人逐一点评，常用“入神”“妙悟”“次之”“又次之”等语来标示层级，呈现出一种“谁为第一流、谁为第二流”的意识。
如果论“对诗人、诗派有清楚的高下等第判断”，则《沧浪诗话・诗辨》显然有排序意识，但就不是明文排出上中下名次。
《宋诗话全编》
明代胡应麟《诗薮》细分古、律、绝之冠
明代复古思潮盛行，批评家多以“汉魏盛唐”为圭臬，通过严格的品第划分来树立诗歌典范，其中，胡应麟《诗薮》的影响尤为显著。
胡应麟万历四年（1576年）乡试中举，后来成为江南文坛盟主（汪道昆去世后）。他的《诗薮》是诗评、诗论的专著。全书以“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为核心，对各体诗歌的代表诗人进行精细品第。
胡应麟认为，唐代之前，古诗作者以曹植为第一等。
胡应麟说：“古诗短怀如十九首。长篇如孔雀东南飞。三曹、魏武太质，子桓乐府杂诗十余篇佳，余皆非陈思比。皆不假雕琢。工极天然。百代而下。当无继者。”（《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27）。
胡应麟《诗薮》
至于律诗和古诗之间的高下，胡应麟认定唐代律诗不如汉代古诗。胡应麟说：“今人律则称唐，古则称汉。然唐之律远不若汉之古，卑下者独踞建安右席。唐律惟开元、天宝，元、白而后，寝入野狐道中。”（《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32）。这就是说，他胡氏眼中，唐代的律诗，远不如汉代的古诗。元稹、白居易之后，更偏离诗的正道。
在胡应麟的心目中，有没有唐朝诗人可以比肩曹植？
胡应麟认为，唐代诗人中，只有杜甫、李白和曹植比肩。胡应麟说：“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第古风既乏温淳。律体微乖整栗。故令评者不无轩轻。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专门大家。吾得三人。陈思之古。拾遗之律。翰林之绝。皆天授。非人力也。”（《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33）。
换言之，胡应麟认为，唐代律诗之前(古诗的年代)，曹植的地位居首。这和张戒、严羽以曹子建为古诗之冠，看法完全相同。
然而，曹植的年代没有律诗、绝句，所以，胡应麟又选出律诗、绝句之中的绝佳之作。总之，胡应麟选出各体的代表作：
(1)陈思之古：曹植的古诗。
(2)拾遗之律：杜甫的律诗。
(3)翰林之绝：李白的绝句。
黄灵庚整理《七律指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拾遗之律”什么意思？“拾遗”，指杜拾遗，就是杜甫﹔杜甫诗居律诗之首。 胡应麟评杜甫《登高》说：“杜诗‘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沈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92）胡应麟强调《登高》为唐七言律之冠，而且有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
换言之，胡应麟认为由盛唐到明中叶没有一首七律比得上《登高》。(按：胡应麟生于1551年，卒于明中叶1602年）。杜甫《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清人杨伦也直言《登高》是“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
《杜诗镜铨》
胡应麟将《登高》评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这是rankingof poetry (诗歌排名)。因此，张隆溪教授说钟嵘之后就没有 ranking of poetry，这判断恐怕不能算是完全正确。
当然，“七言律第一”不因一人之见而成定论（一人之见是私见，非公论），其他评论家有不同的选择，例如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普慧等人评注《沧浪诗话》页131﹔陈伯海《唐诗汇评》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369页)。崔颢《黄鹤楼》如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也将崔颢《黄鹤楼》放在“七言律诗”的首位。
“七律之争谁第一”这个话题，又见于蔡宗齐《蔡宗齐讲唐诗》的“律诗篇”（香港三联2025年版，页47-71）。蔡宗齐认为，五首唐人七言律诗有资格争七律的第一，这五首之中包含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
蔡宗齐《蔡宗齐讲唐诗》，香港三联书店2025年版。
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都是名篇，后人常拿来做比较。
方元鹍（1753—1814年）点评崔颢《黄鹤楼》说：“前散后整，结意宽然，意兴所至，不关造作。青莲效之，固无谓。后人必推此为三唐第一，亦小儿强作解事也。”(参看方元鹍撰；黄灵庚整理《七律指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方元鹍视崔颢之作为唐律中绝品，无人可及。“青莲效之”指“青莲居士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仿效《黄鹤楼》而作。
方元鹍点评《登金陵凤凰台》，说到：“缩《黄鹤》前四句为两句，然不如崔诗之生趣远出也。”
因此，方元鹍的言论就是断定：崔诗，排名在李白诗之上。
“翰林之绝”与“绝句之冠”
“翰林之绝”指什么？“翰林”指“李翰林”，就是李白。“绝”指绝句。李白曾官任“翰林供奉”，故称为“李翰林”。换言之，“翰林之绝”是说李白在“绝句”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极。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讨论李白，重点正是李白的绝句（参看：洪涛《 李白绝句表达了什么？——谈关键词的解释和翻译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二)》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4-04-02）。
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胡应麟说：“太白七言绝，如‘杨花落尽子规啼’、‘朝辞白帝彩云间’等作，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属九霄意。贺监谓为谪仙，良不虚也。”（内编卷六）—— 李白的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以潇洒飘逸、意境高远而著称。
胡应麟以《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和《早发白帝城》为例，表彰李白在绝句方面的造诣。《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如下：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诗薮》内编卷六）。
这是区分李白五言绝“超逸”与王维“幽玄”的风格差异，称李白语言如“天仙口语”，可能是指李白诗的用语超凡脱俗。
“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胡应麟以《静夜思》等为例，评其绝句“自然浑成”，不刻意雕琢。
《万首唐人绝句》明嘉靖十九年版
如果单看七绝诗篇的评价，李白诗非一枝独秀，例如，王昌龄也有“七绝圣手” 的专属称号。
胡应麟《诗薮》言王昌龄之七绝“超凡入圣”，清末许学夷《诗源辩体》言“七言绝多入于圣”；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乔亿《剑溪说诗》赓续神品之论，潘德舆最终提出“圣手”一词。
除王昌龄外，撰写七绝的能手，还有唐代晚期的杜牧。
单论咏史七绝，杜牧可称 “晚唐第一人” 。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评价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一诗：“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仆尝谓此诗为二十八字史论。”（参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十五）。
今人也有为唐代绝句诗人“排座次”的意识，例如，蔡宗齐说：“要是给唐代七绝诗人排座次，第一位非杜牧莫属。”（蔡宗齐《蔡宗齐讲唐诗》，香港三联2025年版，页115）。
《万首唐人绝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五绝方面，柳宗元《江雪》被宋人誉为“五绝之冠”。
南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话》云：“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之外，极少佳者。”（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83)。
至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选评，将《江雪》与李白绝句、王维山水诗并列为唐人绝句之巅峰（“清峭已绝”，语见《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626）。
连杜甫也曾“排不上号”？
我们比较严羽和张戒的言论，可以发现曹植在张戒心中地位很高（张戒以“韵胜”概括曹植的诗学成就，认为其辞采与格调在古今诗人中独树一帜)，但是，在严羽心中曹植不及盛唐诗人。严羽认为，取曹植而代之者为盛唐李、杜二人。
魏景波《宋代杜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曹植之外，杜甫的地位高低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殷璠《河岳英灵集》没有收录杜诗，原因可能是杜甫入长安较晚（约735年后），诗名未显，创作数量与影响还未及王维、李白等开元名家。至于殷璠本人对杜诗的价值判断如何，则难以查究（当然，殷璠可能读过杜甫诗，但不取录。这种情况不罕见，张隆溪教授同样认为寒山子的诗“排不上号”。参看洪涛《“毫无影响力”的中国诗篇，怎么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六)》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7-06）。
今存十多种唐人选唐诗，其中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也是很重要的盛中唐诗选本（聚焦安史之乱后“中兴”时期的诗篇）。此书同样未收录杜甫诗。
杜甫诗忧患深沉（如《登岳阳楼》孤舟愁苦），和高仲武着眼的“中兴”乐观气象不合拍，这点可能是杜诗未获选录的原因之一。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中唐时期，由元稹、白居易提出杜甫诗优于李白诗的观点，引发韩愈反驳（韩愈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作《调张籍》，开头的几行说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然而，正是由于元稹、白居易的极力推崇，才让生前诗名远逊李白的杜甫地位急剧上升。到了晚唐，杜甫的地位日渐提升。晚唐韦庄《又玄集》选入7首杜诗(《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
《又玄集》编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
宋初尚李、杜，庆历以后，王安石、苏轼等诗坛巨匠大力推崇杜诗。王安石是宋代尊杜的第一大家，他编选《四家诗选》将杜甫置于首位，极大提升了杜诗地位。其后，江西诗派更奉杜甫为祖(参看：洪涛《文学史上的“换骨”诗——谈师法古人又保有自家面目的实例（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六）》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4-10-02)。
以本文所涵盖的殷璠、张戒、严羽、胡应麟四人评鉴架构而言，杜甫的地位由低走高：杜甫由殷璠“无杜诗入选、没有地位”上升至“（南宋、明中叶）地位极高”。
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
为什么杜甫的文学地位在宋、明间攀升至高峰？
原因之一：北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对杜甫人格力量的挖掘使杜甫地位在北宋末开始被推到高峰。在这方面，李白无法与杜甫相比。不过，张隆溪教授认为另有原因（另文论述）。
总结
从钟嵘《诗品》的“三品”到张隆溪教授书中“无寒山子的位置”，中国文学批评其实从未离开“排座次”。差别只在于：唐宋的殷璠、张戒、严羽把高下判断藏进诗话中，而明人胡应麟则直接给出“陈思之古、拾遗之律、翰林之绝”的跨体裁“冠军榜”，把品第细化到诗的体裁层面。
张隆溪教授的书以专章篇幅（多或少）和选目多寡完成“隐形排序”——谁得专门评述、谁被轻轻带过、谁完全没有踪影……，本身就是价值判断。
诗人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时千百年的“升降事件”。曹植由魏晋之冠冕到严羽笔下让位于李杜；杜甫从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零收录”跃升为宋-明-清的“诗圣”；李白的具体排名随评家口味在“第一”与“并列第一”间摆荡；苏轼在张隆溪教授的英文文学史里独占四章，在张戒、严羽那里却使“诗道转坏”，沦为箭靶。
《杜诗学通史》
因此，“分高低、排名次”从来不是钟嵘的专利，也不是明人复古派的特例，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建程式”——只要出现“正宗”“第一义”“大家”“排不上号”之类的字眼，不论有无第1、2、3的数字，都在执行ranking。
张隆溪教授所说的“no other such ranking”只能被理解为无人复制钟嵘的三品制，若把排序宽泛界定为“价值层级的明示或暗示”，则整个中国诗学史就是一部不断分高低的历史。
张隆溪教授以“略去下品、只留上品”的策略建构中国文学的“高光叙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面向全球英文读者又有篇幅限制，所以，内容偏重叙述上品佳作（名作）是可以理解的。
归根结柢，“排名”从来不是客观的数学题，而是批评家用来重塑传统、介入当下的一场话语竞技。中国诗歌史就这样在一次次“谁第一”的辩析中，被不断重新讲述，也因而历久弥新。
张教授选出他认为最优秀的诗篇（包括各体作品）提供给外国的读者。择优而译，和钟嵘的定出上品，没有什么大分别。
（美）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不过，一部文学史如果只呈现历史上优秀的作品，而被认定为“较次”的作品完全不获叙述（例如：寒山诗、明初四大传奇），这种极端的偏颇，恐怕不是历史编纂的应有之义。
二十世纪的新史学及其后继者，明确主张“精英/下层”“高雅/通俗”兼顾。这几乎成为现代专业史学的共同基准。文学史的书写，恐怕不能是例外（参看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的卷首导论）。
或曰：水平不甚高的文学作品，似乎没有介绍给读者的必要？
这看法是有道理的。张教授选择呈现的作品，宛如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一书为读者提供的“必读之作”（essential reading）。问题是：哪些作品是最优秀的？哪些是“不够好／中品下品”的？所定的品次，合理吗？受限于个人的口味吗？
文学价值的评定，不是一劳永逸的，例如，张教授看重苏轼诗，而张戒抨击苏轼“以议论作诗”、“乃诗人中一害”。张戒此论有极强的操作性，几乎是把苏轼诗作当作前置障碍来排除，而非“可参考”，与严羽“不废江西，只是不主其法”相比，立场更为决绝。
如果文学史书是以“重要的”作家为主，那么我们可以追问：这些作家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什么人把他们评为“最重要、次重要、不大重要作家、不重要”，根据什么标准评定。
Min Wang, The Alter Ego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文学通史或合撰而成，或个人独撰。独撰者为历史上的作家排名次，排出来的高低之榜往往是由个人的口味决定的、是私人化的，未必是“disinterested”。
芸芸文学史书之中，哪本优哪本次，哪本写得公允哪本甚偏颇，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
附记一 文学体制的发展，可曾断裂？
2026年3月17日，拙文《“四大传奇”何处寻?——兼论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畛域(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十一）》发表于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友人读后，来信说：“《白兔记》今日尚为潮剧著名剧目，称之为《井边会》……”
这里须稍作解释：《白兔记》（刘知远与李三娘故事）至今仍是潮剧的经典剧目，其中最著名、最常单独演出的一折，就叫《井边会》。潮剧《白兔记》全剧通常由三折组成：《井边会》、《回书》、《磨房会》。
《白兔记》是潮剧传统大戏，《井边会》是其中最精华、最动人的一折，因“井边母子相会”的核心情节得名，是潮剧的代表剧目之一。粤剧《白兔记》有唐涤生的改编本，易名为《白兔会》。
朱少璋《井边重会：唐涤生〈白兔会〉赏析》，汇智出版2019年版。
朝代衰落，由明而清再由清而入民国，政权更迭而《白兔记》续存，而且扩散壮大“版图”（流传的范围）。
这戏剧史上的事实说明：政治发展与文学发展（以《白兔记》等传奇为代表），可以是不同步调的。
美国学者Cyril Birch的 Scenes for Mandarins：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1999) 一书，有一章名为：The White Rabbit Plays。这似乎反映《白兔记》在 Cyril Birch眼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学史的核心是文学发展，文学史书写理应追踪叙述文学自身的发展之轨，而不应完全受制于政权的更迭。
附记二 关于modernity的“流动性”
本系列的上一篇：《“四大传奇”何处寻?——兼论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畛域》（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03-17）提及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及此书的核心观念modern／modernity...
19世纪以前，modern／modernity多半是正面的：代表摆脱蒙昧、依靠理性与科学，政治上走向民主与法治，经济上是工业化与富裕……。现代性叙事强调“进步”与“人类解放”等等，把modern 当成历史的新高峰，视传统为落后。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流动的现代性》
两次世界大战、人的异化（alienation）、核武、极权国家、环境破坏等等，使二十世纪很多思想家开始寻思：“现代性”没有黑暗面？
批判理论（马克思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理性与工业化也制造了异化、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ism）、官僚冷酷（官僚化社会），甚至促成大屠杀。
尼采、韦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谈到，现代性伴随“价值真空”“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让人失去意义感与道德根基。
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很多文本里的modernity已不是单纯赞美，而是指一种需要反省的历史状态。
王德威本人笔下的 modernity，比较像一个带张力、需要不断重写、争夺的多元概念（书此俟考）。
附记三 苏东坡评徐凝诗为“恶诗”
张戒和严羽均对苏轼（苏子瞻）持负面评价，视苏轼为宋诗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张戒和严羽主要批评苏轼以议论作诗，损坏了传统诗道（即苏诗和张、严的诗观不能配合）。
有趣的是，苏东坡也曾斥别人的诗作为“恶诗”(蔡宗齐《蔡宗齐讲唐诗》，页118)。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
原来，苏东坡元丰七年（1084年）游庐山，读到唐代徐凝《庐山瀑布》诗，斥徐诗为“恶诗”，并作诗嘲讽。苏轼题诗《书李公择白石山房》云：
帝遣银河一派垂，
古来唯有谪仙词。
飞流溅沫知多少，
不与徐凝洗恶诗。
意指庐山瀑布自李白《望庐山瀑布》后无人可及，徐凝诗却十分平庸，连瀑布水花也洗不净其恶（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78)。
附记四 校字记
洪涛《七言之轨——曹子建、鲍参军同在线性进化的脉络上?（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八）》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01-26，此文在“曹植的探索: 试写六言诗”一节之内，引曹植六言诗第一首(《曹植集校注》页118)，引文末尾误衍一行文字：“风吹过，它们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误植之原因未明。谨此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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