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麦田里的黄昏
1980年的麦收时节，空气里都是干热的麦芒味。
我弓着身子，手里的镰刀已经磨得发亮，刀刃划过麦秆时发出“嚓嚓”的声响，像极了灶膛里柴火燃烧的声音。太阳西斜，把整片麦田染成金红色，我和娘的身影在麦浪里一前一后，像是两株会移动的麦穗。
“元子，歇会儿吧。”娘直起腰，用搭在脖子上的灰布毛巾擦了把脸。
汗珠子从她额角滚下来，在晒得黑红的脸上犁出浅浅的痕迹。她才三十四岁，眼角却已经有了细密的纹路，像麦叶上的脉络。我应了一声，放下镰刀走到田埂旁，从竹篮里取出军用水壶递给她。
娘喝了两口，又递还给我：“你也喝。”
水是早上从井里打的，在阴凉处放了一天，还带着点凉意。我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抹了抹嘴，重新望向麦田。我们家的三亩地在村东头，是全村最平整的地块，这会儿已经割倒了一大半，麦捆子整整齐齐地排在地上，像列队的士兵。
“再有一两天就能割完了。”娘也跟着望过去，眼神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今年麦子长得厚实，交了公粮，还能多留些。”
我点点头，没说话。十六岁的年纪，已经能帮着家里撑起半边天。爹不在，这家就得靠我和娘。
说起爹，我记忆里只剩下个模糊的影子。他走的那年我六岁，只记得是个冬天，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背着个包袱站在门口，娘抱着我，手攥得紧紧的。他说：“秀英，等我混出个人样就回来。”
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里，村里有人说他在外头发了财，在城里安了家；也有人说他早就没了，死在外头了。娘从不议论这些，只是每年春节，她都会多摆一副碗筷，吃饭前对着空座位发会儿呆。
“元子，”娘突然开口，声音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清晰，“你长大了。”
我转头看她。夕阳的余晖给她的侧脸镀了层金边，她没看我，眼睛望着远处渐渐沉下去的日头。
“嗯，过了年就十七了。”我说。
娘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的毛巾无意识地绞着。麦田里起了一阵风，没割的麦子沙沙作响，像在说着悄悄话。
然后她问了。
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塘，在我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
“你爹要是回来，”她顿了顿，转过头看我，眼睛在暮色里亮得惊人，“你跟他不？”
二、记忆里的影子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炕上，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能看见外头一弯月牙。娘在隔壁屋里应该已经睡了，整个院子静悄悄的，只有蝈蝈在墙根底下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
爹的样子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模糊，反倒是一些别的事情清晰起来。
记得他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村里发救济粮。队长挨家挨户地通知，轮到我们家时，娘牵着我的手去队部仓库。排队的人很多，大人孩子挤作一团。轮到我们时，管仓库的老王头看了看娘，又看了看我，叹口气：“秀英啊，你家就你一个劳力，按规矩只能领一份半。”
娘点点头，没说什么。可后头有人嘀咕：“她男人跑了，谁知道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仓库里格外刺耳。娘的肩膀僵了一下，我看见她攥着布袋的手，指节都白了。但她没回头，只是弯下腰，把领到的玉米面一瓢一瓢舀进袋子里，动作稳得没有一丝颤抖。
回家的路上，我仰头问她：“娘，爹什么时候回来？”
娘停下脚步，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脸：“快了，等元子再长高点，爹就回来了。”
那时候我真信了。每天吃饭时都要踮起脚尖比划自己有没有长高，晚上睡觉前总要想，明天爹会不会就出现在门口。
可明天变成了后天，后天变成了一个月，一个月变成了一年。爹始终没回来。
后来我上学了。村里的孩子嘴碎，有几个总追着我喊“没爹的野孩子”。我打过几次架，每次都是鼻青脸肿地回家。娘从来不问为什么，只是打来温水给我擦脸，手上的动作很轻。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娘，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娘的手停住了，半晌才说：“你爹有他的难处。”
“什么难处比我们还重要？”
娘没回答，转身去倒水。我盯着她的背影，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屋里压抑的哭声，像受伤的小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娘也会哭。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问爹的事了。
三、麦收时节
第二天天没亮，娘就把我叫起来了。
灶房里亮着煤油灯，锅里煮着玉米糊糊，蒸笼里热着昨晚上剩的窝头。娘在灶前忙碌，身影被昏黄的灯光投在土墙上，显得格外单薄。
“今天加把劲，把东头那片割完。”娘一边盛饭一边说，“赶在下雨前得把麦子都收回来。”
我扒拉着糊糊，点点头。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要是麦子淋了雨发了芽，这一年就白忙活了。
吃完饭天刚蒙蒙亮，我们扛着镰刀下地。清晨的麦田挂着露水，裤腿一会儿就湿了半截。我埋头割麦，手里的镰刀一起一落，很快就赶到了娘前头。
“慢点儿，别伤着手。”娘在后头叮嘱。
我没回头，但手上的动作放慢了些。太阳渐渐升高，气温也上来了，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割到半晌午，我直起腰活动活动筋骨，看见田埂上来了个人。
是村西头的刘婶，挎着个竹篮，老远就招呼：“秀英！元子！歇会儿，给你们送点水！”
娘放下镰刀迎过去。刘婶是村里有名的热心肠，男人是村小学的老师，家里条件在村里算不错的。她拉着娘在树荫下坐下，从篮子里拿出个瓦罐，倒了两碗绿豆汤。
“熬了一早上，放了冰糖，解暑。”刘婶笑眯眯地看着我，“元子又长高了，大小伙子了。”
我接过碗道了谢，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绿豆汤凉丝丝甜津津的，确实解渴。
刘婶和娘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忽然压低声音：“秀英，听说你家那口子有信儿了？”
我的手一抖，碗里的汤洒出来些。
娘的脸色也变了变，但很快恢复平静：“婶子听谁说的？”
“就前天王家老二从县里回来，说在汽车站看见个人，像你家建国。”刘婶说着，小心地观察娘的表情，“我也就随口一问，兴许是看错了。”
娘垂下眼睛，手里的碗转了转：“十年了，要回来早回来了。”
“话不能这么说，”刘婶叹口气，“那年月乱，多少人出去就没了音讯。你也别太往心里去，现在元子大了，能帮衬你了，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娘点点头，没再说话。
刘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又叮嘱我：“元子，好好孝顺你娘，她不容易。”
我用力点头。
刘婶的身影消失在田埂尽头，我和娘重新拿起镰刀。沉默在麦田里蔓延，只有镰刀割麦的嚓嚓声。割了几垄，娘忽然开口：“元子，昨儿我问你的事，你别往心里去。娘就是随口一问。”
我直起身看着她：“娘，要是爹真回来，你还要他吗？”
娘愣住了，手里的镰刀停在半空。风吹过麦田，金黄的麦浪翻涌，她的头发被风吹乱，几缕贴在汗湿的脸上。过了很久，她才轻声说：“我不知道。”
四、不速之客
麦子全部割完的那天下午，天阴了下来。
我和娘忙着把麦捆装上板车，准备运到打谷场。刚装了一半，就听见村口的方向传来一阵喧哗。这在农忙时节很少见，大家都忙着抢收，谁有工夫闲扯。
“出啥事了？”我踮起脚往那边看。
娘也停了手，皱眉望去。只见村口的老槐树下围了一群人，中间似乎停着一辆车——不是村里的拖拉机，是辆绿色的吉普车，车身上还沾着泥点子。
“谁家来亲戚了？”娘嘀咕。
在80年的农村，吉普车可是稀罕物，只有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时才偶尔能见到。这车停在村口，引得不少人放下手里的活计围过去看热闹。
我们也推着板车往场院走，经过村口时，我瞥了一眼人群。车门开着，一个穿着白衬衫、深蓝裤子的男人正从车上下来，背对着我们，正在和村长说着什么。
只看背影，我的心就猛地一跳。
那身形，那站姿，有种说不出的熟悉。虽然十年未见，虽然那个身影在我记忆里已经模糊，但有些东西像是刻在骨子里，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下意识地看向娘。娘也停下了脚步，手里的车把松了，板车往后溜了半步，我赶紧上前抵住。
“娘？”我小声喊她。
娘没应声，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背影，脸色一点点变白，嘴唇微微发抖。她的手死死攥着车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这时，那人转过身来。
时光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国字脸，浓眉毛，左边眉梢有颗痣，和我记忆里的那张脸重合了。只是现在的他看起来体面多了，白衬衫熨得平整，头发梳得整齐，手腕上还戴着块亮闪闪的手表。
他也看见了我们。
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围观的人群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议论声小了下去，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如果还能算一家三口的话。
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他朝我们走来，脚步有些迟疑，一步，两步，越来越近。
我感觉到娘的身体绷紧了，像一张拉满的弓。我想握住她的手，却发现自己也在抖。
爹在离我们三步远的地方停下，眼睛在娘脸上停了停，又转向我，上下打量着，眼神复杂得我读不懂。有愧疚，有欣喜，有陌生，还有些别的东西。
“秀英，”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元子都这么大了。”
娘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神空洞，像是透过他在看别的什么。风吹过，扬起地上的尘土，迷了我的眼。
“我回来了。”爹又说，语气里带着试探，也带着期待。
周围静得能听见远处田里的蛙鸣。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们身上，等着看这场十年后的重逢会是什么场面。
娘终于动了。她松开车把，转过身，继续推着板车往前走，脚步稳得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元子，走了。”她说，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愣了愣，看看娘，又看看爹。爹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随即是难堪，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
“秀英！”他抬高声音。
娘没回头。我咬了咬牙，推起板车跟上娘。走出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爹还站在原地，村长在跟他说着什么，周围的人群指指点点。
“娘……”我小声开口。
“什么都别说，”娘打断我，声音很轻，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先把麦子运到场院，要下雨了。”
我抬头看天，乌云已经从东边压过来，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真的要下雨了。
五、雨夜
我们赶在雨点落下前把最后一车麦子运到了打谷场。
场院里已经堆了不少麦垛，都是村里各家抢收的。老王头正在指挥人用油布盖麦垛，看见我们，远远地招呼：“秀英，元子，赶紧的，那边还有块地方！”
我和娘把麦捆卸下来，堆成垛。刚盖上油布，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一开始稀稀拉拉，很快就成了瓢泼大雨。场院里的人四散跑开找地方躲雨，我和娘钻进旁边看场院的棚子里。
棚子里已经挤了好几个人，都是来不及回家的。雨水顺着棚檐流下来，在地上砸出一排小坑。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麦秸的味道。
“这天真是说变就变。”有人抱怨。
“早下晚不下，偏赶上收麦子。”另一个人接话。
我靠着柱子，看着外头白茫茫的雨幕。这场雨来得急，地里没来得及运回来的麦子肯定要遭殃。但此刻我脑子里想的不是麦子，是爹。
他回来了。真回来了。
十年，整整十年。我六岁到十六岁，人生最好的十年，他没有参与。娘最难的十年，他不在身边。现在他回来了，穿着体面，坐着吉普车，风风光光地回来了。
可他凭什么？
“元子。”娘碰了碰我的胳膊，递过来一个水壶——是早上带的，已经凉了。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顺着喉咙下去，却解不了心里的烦躁。
棚子里的人聊起了天，话题自然转到了今天进村的吉普车和那个不速之客。
“真是李建国？我都没认出来！”
“可不是嘛，穿得跟城里干部似的，还坐小车回来的。”
“听说在南方发了财，做什么生意……”
“发财了还记得回来？十年没音讯，我还以为他死外头了。”
“啧，这话说的。人家现在可是衣锦还乡，没看见村长都赔着笑脸？”
“那秀英和元子怎么办？他这十年……”
说话的人忽然噤声，大概是意识到我们就在棚子里。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几个人互相使着眼色，咳嗽的咳嗽，看天的看天。
娘低着头，手里攥着那条灰布毛巾，指节微微发白。我侧过身，挡住那些探究的目光，心里那股火越烧越旺。
雨渐渐小了，从瓢泼变成淅淅沥沥。有人试探着往外走，见雨真的小了，大家便陆续离开棚子回家。我和娘等到最后才走，踩着泥泞的土路往回走。
天色暗下来，雨后的村庄笼罩在薄暮里，家家户户亮起了灯。路过村口时，我看见那辆吉普车还停在老槐树下，车窗上蒙着一层水珠。
“娘，”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他……住哪儿？”
娘沉默了一会儿：“村长会安排。”
“你要见他吗？”
这次娘沉默得更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快到家门口时，她才轻声说：“不知道。”
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灶房黑着灯，堂屋里也黑着。往常这个时候，娘会点起煤油灯，开始做晚饭。但今天她站在院子当中，一动不动，像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娘，我饿了。”我说。
娘像是突然回过神来：“啊，对，做饭。元子你想吃啥？”
“都行。”
娘进了灶房，我帮着生火。柴火有点潮，点了好几次才着，浓烟呛得人直咳嗽。娘在锅台前忙活，切菜，和面，动作机械，好几次差点切到手。
“我来吧。”我接过菜刀。
娘没坚持，退到一边，看着灶膛里的火发呆。火光在她脸上跳跃，明明暗暗。我偷偷看她，看见她眼角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但一眨眼又不见了。
晚饭是玉米面糊糊和炒白菜，还有中午剩的窝头。我们面对面坐着，谁也没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吃到一半，院门被敲响了。
敲门的节奏不紧不慢，三下一停，很有礼貌。但在这样的雨夜，显得格外突兀。
我和娘同时停下筷子，对视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预感。
娘放下碗筷，起身去开门。我跟着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煤油灯的光晕在门口投下一片昏黄，娘的背影在光里显得格外瘦小。
门开了。
门外站着爹，打着一把黑伞，还是那身白衬衫深蓝裤子。他身后跟着村长，还有村里的会计，两人表情都有些尴尬。
“秀英，”爹先开口，语气比白天柔和许多，“我能进来吗？”
娘没说话，侧身让开。爹收起伞靠在门边，走进院子。村长和会计也跟了进来，会计手里还提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包点心，还有一瓶酒。
“秀英啊，”村长搓着手，脸上堆着笑，“建国兄弟刚回来，有些事……咱们进屋说？”
娘点点头，转身往堂屋走。我跟在后面，感觉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打量着，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
进了屋，地方就显得局促了。堂屋本来就不大，一张方桌几条长凳，再加上我们五个人，几乎转不开身。娘默默地点亮了另一盏煤油灯，屋里亮堂了些。
“坐吧。”娘说，声音很平静。
爹在长凳上坐下，村长和会计坐在另一边。娘站着，我站在她身边。气氛有些僵，村长干笑两声，率先开口：“这个……秀英啊，建国兄弟这些年在外头不容易，现在回来了，是好事，大喜事！”
娘没接话，只是看着爹。爹也看着她，眼神复杂。
“秀英，”爹开口了，声音低沉，“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母子。这些年，我……”
“别说这些。”娘打断他，语气依然平静，“直接说，你回来干什么？”
爹被噎了一下，表情有些不自然。村长赶紧打圆场：“秀英，别这样，建国兄弟这不是回来认错了吗？一家人哪有隔夜仇……”
“十年。”娘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地上，“不是十天，不是十个月，是十年。村长，你家媳妇要是十年不回家，你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村长的笑容僵在脸上，讪讪地说不出话。
爹的脸色变了变，深吸一口气：“秀英，我知道你恨我。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补偿你们。你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是一叠钱，厚厚的一叠，都是十元的大团结，“这些钱你先拿着，给家里添置点东西，给元子做几身新衣服。”
他把钱放在桌上，推过来。煤油灯下，那些钱显得格外扎眼。
娘看都没看那叠钱，只是盯着爹：“李建国，你当我是什么人？你当我这十年是靠什么撑过来的？是等着你这点施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娘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十年，你一封信没有，一分钱没寄，音讯全无。现在突然回来，拿着钱，以为就能把过去一笔勾销？”
爹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那你要我怎么样？跪下给你磕头？”
“我要你走。”娘说，一字一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个家，早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屋里死一般寂静。会计手里的网兜掉在地上，点心撒了一地，但他没敢弯腰去捡。村长的额头冒出了汗，看看爹，又看看娘，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爹盯着娘看了很久，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嘲讽，也带着苦涩：“好，好，我明白了。我在外头拼死拼活，想着有一天风风光光回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他站起来，抓起桌上那叠钱，塞回口袋，转身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我一眼：“元子，你长大了。爹对不起你，但爹还是你爹。你要是愿意，随时可以来找我。”
说完，他撑开伞，大步走进雨里。村长和会计赶紧跟上去，会计临走时还想说点什么，被村长一把拉走了。
院门关上，院子里重新恢复安静。雨还在下，淅淅沥沥，敲打着窗棂。
娘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走过去，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娘。”
娘转过头看我，脸上没有泪，但眼神空得让人心疼。过了很久，她才轻声说：“元子，你是不是觉得娘太狠心了？”
我摇摇头：“没有。”
“我有我的道理。”娘说，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有些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六、往事
那一夜，娘屋里的灯亮到很晚。
我躺在炕上，听着隔壁屋偶尔传来的细微声响——是娘在翻身，她也没睡着。窗外的雨渐渐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出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爹站在门口的样子，一会儿是娘苍白而坚定的脸，一会儿又是十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记忆的碎片在黑暗中浮现，拼凑出一些模糊的画面。
爹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娘天不亮就起来了，在灶房里忙活。我赖在被窝里，听见她和爹在堂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急。
“非走不可吗？”娘的声音带着哭腔。
“秀英，你不懂。”爹的声音很疲惫，“村里待不下去了，那些账……再不还，要出人命的。”
“可我们能想办法，总能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家里还有什么能卖的？”爹打断她，“就这三间土房，半亩自留地？秀英，我得出去闯一闯，闯出个名堂就回来，接你们去过好日子。”
“我不要好日子，我就要一家人在一起。”
然后是很长时间的沉默。我缩在被窝里，不敢动，连呼吸都放轻了。过了很久，才听见爹说：“等我一年，最多两年，我一定回来。”
后来爹走了，背着个包袱，头也没回。娘抱着我站在门口，一直站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小路尽头。那天特别冷，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娘的脸上结了霜，我以为是冷的，后来才知道是泪。
爹走后第三个月，要债的人就上门了。来了三个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他们堵在门口，说话很不客气。
“李建国呢？让他出来！”
“他不在家。”娘把我护在身后，声音在发抖，但站得很直。
“不在家？躲债是吧？”为首的是个络腮胡子，冷笑一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不在，你们还！”
“他欠你们多少钱？”
“连本带利，三百二。”
三百二。在1980年，这是一笔巨款。村里一个壮劳力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能挣一百块工分就不错了。三百二，够一家人不吃不喝干三年。
娘的脸色白得像纸，但还是说：“我还。但得容我些时间。”
“时间？我们给你时间，谁给我们时间？”络腮胡子一挥手，“搜！值钱的都拿走！”
另外两个人就要往屋里闯。娘突然抄起门边的扁担，横在门口：“谁敢！”
那三个人愣住了。娘个子不高，在男人面前显得很瘦小，但那一刻她握着扁担的样子，像一头发怒的母狮。我也从她身后探出头，虽然吓得腿发软，但还是瞪着眼睛看他们。
对峙了大概一分钟，络腮胡子笑了：“行，有骨气。那就按你说的，给你时间。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们再来。要是还不上，”他顿了顿，眼神变得凶狠，“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他们走了，娘还握着扁担站在那里，直到他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才身子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发现她的手冰凉，还在不停地抖。
“娘……”我吓哭了。
娘抱住我，抱得很紧，声音却很平静：“元子不哭，有娘在，天塌不下来。”
那天晚上，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其实也没什么，一对银镯子，是姥姥给她的嫁妆；一个铜脸盆，用了很多年，盆底都磨薄了；还有几件半新的衣服，是她结婚时做的，平时舍不得穿。
第二天，娘牵着我的手走了十几里路到镇上，把镯子卖了。收镯子的是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拿着放大镜看了很久，最后说：“成色一般，最多三十块。”
娘咬了咬牙：“四十。”
“三十五，不能再多了。”
“四十，少一分不卖。”
最后以三十八块钱成交。拿着那沓皱巴巴的毛票，娘的手一直在抖。回去的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铜脸盆和衣服没卖出去，收废品的说这些不值钱，白送都不要。娘默默地把东西又背了回来。
三个月很快过去，要债的又来了。这次娘拿出了三十八块钱，还有这三个月攒下的十二块——是她没日没夜编草帽、纳鞋底挣的。
“就这些？”络腮胡子数了数钱，眉头皱起来。
“剩下的，我再想办法。”娘说，“求你们再宽限些时间。”
“我们已经够宽限了。”络腮胡子冷笑，“李建国跑了，这债就得你们还。今天要是拿不出钱，就别怪我们……”
他的话没说完，村长来了。村长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平时在村里很有威信。他背着手走过来，看看要债的，又看看娘，叹了口气。
“几位同志，我是这个村的村长。李建国欠你们的钱，我们都认。但他现在人不在，你们逼他媳妇孩子也没用。”村长说话慢条斯理，“这样，我做主，剩下的钱，村里先垫上。等李建国回来了，让他还村里。要是他不回来，这钱就从他们家工分里扣，行不行？”
要债的互相看了看，络腮胡子说：“村里垫？你说话算数？”
“我是一村之长，说话当然算数。”村长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数出一些钱，加上娘给的五十，凑够了三百二。
要债的拿了钱，没再说什么，走了。娘扑通一声给村长跪下了，眼泪终于掉下来：“王叔，这钱我一定还，我做牛做马也还……”
村长把她扶起来：“秀英啊，别说这些。建国那孩子……唉，不说了。你带着元子好好过，钱的事慢慢来，不急。”
这笔债，娘还了整整七年。每年分粮分钱，都要先扣一部分还债。那几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衣服破了补，补了又破。但娘从没抱怨过，只是更拼命地干活，白天上工，晚上做手工，常常我睡了一觉醒来，她还就着煤油灯在纳鞋底。
还清债的那天，娘去供销社割了半斤肉，包了顿饺子。吃饭时，她给我夹了一个又一个，自己却没吃几个。我问她怎么不吃，她说：“娘不饿，你多吃点，长身体。”
其实我知道，她是舍不得。那顿饺子，是我记忆里最好吃的一顿。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娘也不说，她像一头沉默的老牛，默默地拉着生活的犁，在贫瘠的土地上耕出一道道深沟。而现在，爹回来了，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带着钱，以为能买回过去十年。
他凭什么？
月光渐渐西斜，隔壁屋的灯终于熄了。我闭上眼，却毫无睡意。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娘那句话：“元子，你爹要是回来，你跟他不？”
我当时没回答。现在，我好像有了答案。
七、村里的风声
第二天，关于爹回来的事就传遍了全村。
我和娘去地里看被雨淋过的麦子，一路上遇见的人，眼神都怪怪的。有同情，有好奇，也有幸灾乐祸。农村就是这样，谁家有点事，半天就能传得人尽皆知，而且越传越离谱。
“听说了吗？李建国在南方做大生意，开着小汽车回来的！”
“何止，身上那西装，得好几百！”
“那他为啥不接秀英和元子去享福？”
“这你就不懂了吧，听说在城里又成了家……”
议论声在背后响起，虽然压低了声音，但在这清晨的村路上，还是能听清几句。娘脚步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往前走，脊背挺得笔直。
“娘，别听他们胡说。”我小声说。
“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什么说什么。”娘的声音很平静，“咱们过自己的日子。”
话是这么说，但我看得出来，娘握着锄头的手，指节是泛白的。
到了地头，昨天没来得及运回的麦子果然遭了殃。麦穗被雨打湿，有些已经发黑，眼看是要发芽了。娘蹲下身，捡起一穗麦子，在手里搓了搓，麦粒瘪瘪的，没多少分量。
“可惜了。”她轻声说，把麦穗扔回地里。
“还能救回来一些。”我也蹲下，把倒伏的麦子一捆捆扶起来。虽然被雨淋过，但抢着晒一晒，总能收回一些。
娘没说话，开始动手干活。我们谁也没提昨晚的事，好像爹的归来只是一场梦，梦醒了，生活还得继续。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就像这被雨打过的麦子，再也回不到从前。
干到半晌午，刘婶来了，挎着个篮子，老远就喊：“秀英！元子！歇会儿，吃点儿东西！”
她走到地头，从篮子里拿出两个铝饭盒，还有一壶水。饭盒里是葱花饼，还热乎着，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快尝尝，我早上烙的。”刘婶不由分说把饭盒递给我们，又看看地里的麦子，叹口气，“这场雨下的，真不是时候。不过还好，你们家大部分麦子都收回来了，损失不大。”
娘接过饭盒，道了谢。刘婶在旁边蹲下，欲言又止。
“婶子有话就说吧。”娘咬了一口饼，很香，但她吃得慢，像在嚼蜡。
刘婶搓了搓手，压低声音：“秀英，昨儿晚上的事，我听说了。你……你真不打算让建国回来？”
娘没抬头：“这个家，早就没他的位置了。”
“可他是元子他爹啊。”刘婶着急地说，“十年是不对，可他现在知道错了，回来认错了，还带了那么多钱。你就真的一点情分都不念？”
娘抬起头，看着刘婶：“婶子，这十年，是你看着我过来的。最难的时候，是你偷偷往我家门缝里塞粮食；元子发烧，是你陪着我一夜没睡；那些要债的上门，是你让叔去叫村长。这些情分，我都记着。”
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涩：“可李建国给过我什么？给过元子什么？他走的时候，元子才六岁，现在元子十六了。十年，他哪怕捎个信，让我知道他活着，我都不会这么恨他。可是他音讯全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现在他回来了，有钱了，风光了，就想把过去一笔勾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刘婶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是婶子想岔了。可秀英，你就真打算这么一个人过下去？元子大了，总要娶媳妇，你这个当娘的，也得为自己想想……”
“我有元子就够了。”娘打断她，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刘婶不再说什么，拍拍娘的手，起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说：“秀英，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婶子都支持你。”
娘点点头，眼圈有些红。
我们默默吃完饼，继续干活。快到中午时，村长来了，背着手，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秀英啊，有个事得跟你商量。”村长开门见山，“建国昨晚住在我家，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你们家那三间房，当初是分给你们家的，按理说也有他一份。你看……”
“王叔，”娘直起身，手里的锄头顿了顿，“房子是他走之后，村里重新分的。当初分房的时候，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现在这房子，是我和元子的家，跟他没关系。”
村长被噎了一下，搓着手：“话是这么说，可法律上，你们还是夫妻，这财产……”
“那就离婚。”娘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跟他离婚，这房子就彻底跟他没关系了。”
村长愣住了，我也愣住了。离婚，在1980年的农村，还是个很陌生的词。村里不是没有夫妻不和的，但大多是凑合着过，真闹到离婚的，少之又少。尤其是女人提离婚，更是会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秀英，你可得想清楚。”村长严肃起来，“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离了婚，你就真成一个人了，以后的日子……”
“我这十年，不就是一个人过来的吗？”娘笑了，笑容里带着苦涩，也带着释然，“王叔，我想得很清楚。十年前他走的时候，我们的夫妻情分就断了。现在他回来，是想给自己求个心安，可我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他欠我的，欠元子的，不是拿点钱就能还清的。”
村长看了娘很久，最终叹了口气：“行，你既然想清楚了，我也不劝了。不过这事得去县里办手续，还得他同意……”
“他会同意的。”娘说得很肯定，“他这次回来，恐怕也不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不然，不会十年不闻不问。”
村长摇摇头，背着手走了，背影有些佝偻，像是一下子老了几岁。
我看着娘，心里五味杂陈。离婚，这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意味着从今往后，这个家真的就只剩下我和娘两个人了。也意味着，爹从此就只是个陌生人了。
“娘，”我小声问，“你真的想好了？”
娘转过头看我，眼神很温柔：“元子，娘这么做，不光是为你爹。娘是为你，也是为自己。有些事，该断就得断，拖得越久，伤得越深。”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其实我心里还有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如果爹同娘离婚，那我呢？我还认他这个爹吗？
八、抉择
爹是第三天中午来的。
当时我和娘正在院子里晒麦子。被雨淋过的麦子摊在席子上，在太阳底下散发着潮湿的气息。娘拿着木耙子翻麦子，我拿着扫帚扫地上的麦粒，谁也没说话，但气氛比前两天轻松了些。
院门被推开时，我们同时抬起头。爹站在门口，这次没穿那身扎眼的白衬衫，换了件灰色的确良短袖，手里提着个网兜，里头装着苹果和罐头。
“秀英，元子。”他打了声招呼，声音有些干涩。
娘放下耙子，直起身：“有事？”
爹走进院子，把网兜放在石磨上，搓了搓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说说话。”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娘转身要继续干活。
“秀英！”爹抬高声音，“就算判我死刑，也得让我说几句吧？”
娘停住脚步，没回头。爹走到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是厚厚一叠钱，还有几张纸。
“这里是五百块钱，”爹说，语气很诚恳，“还有我在县里买的房子的房契。房子不大，但够住，院子里有口井，吃水方便。你们要是愿意，随时可以搬过去。”
娘看都没看那些钱和房契：“李建国，你觉得我缺的是钱，是房子？”
“我知道你不缺，”爹苦笑，“这十年，你一个人把元子带大，还清了债，我都听说了。秀英，你比我能干，比我强。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当……就当是我给元子的抚养费。”
“抚养费？”娘终于转过身，眼神冷得像冰，“元子六岁到十六岁，十年的抚养费，就值五百块钱？李建国，你打发要饭的呢？”
爹的脸涨红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娘逼进一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你突然回来，突然出现，拿着钱，拿着房契，以为就能弥补这十年？李建国，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我和元子这十年受的苦，遭的罪，不是这点东西能抵消的。”
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口。他低下头，半晌才说：“那你要我怎么做？你说，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做。”
“我要你滚。”娘说，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从元子的生活里消失。我们不需要你，以前不需要，现在不需要，以后也不需要。”
爹的脸色一点点变白。他看看娘，又看看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过了很久，他低声说：“好，我走。但走之前，我想跟元子说几句话。”
娘没说话，算是默许了。她转身进屋，把院子留给了我们父子。
爹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复杂。十六年，我长高了，快赶上他了，眉眼有七分像他，但更多的是像娘。他看着看着，眼圈忽然红了。
“元子，爹对不起你。”他声音有些哽咽，“爹不是不想回来，是没脸回来。当年欠了那么多债，追债的天天上门，我怕连累你们，就想着出去闯一闯，挣了钱还了债，风风光光回来。可外头的钱哪有那么好挣？我给人扛过大包，睡过桥洞，最穷的时候三天就吃了一个馒头……”
他顿了顿，抹了把眼睛：“后来遇到个老乡，带我做了点小生意，慢慢才好起来。攒了点钱，想把债还了，可又觉得不够，想再多挣点，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结果越陷越深，等我想回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想着，反正都这样了，不如挣够了再回来，让你们一次性过上好日子，也算补偿……”
“所以你十年不捎个信？”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哪怕写封信，告诉我们你还活着，很难吗？”
爹愣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娘以为你死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头两年，她每天晚上都哭。后来不哭了，但每年过年，她都会在桌上多摆一副碗筷。村里人都说你在外头又成家了，不要我们了，娘从不解释，但她偷偷去算过命，想知道你是死是活。”
爹的嘴唇在抖，眼泪终于掉下来：“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我继续说，心里那股憋了十年的气，终于找到了出口，“你不知道娘为了还债，白天上工，晚上做手工，眼睛都快熬瞎了。你不知道我发烧到四十度，娘背着我走十几里路去镇上卫生所，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血流了一路，但她没松手。你不知道村里孩子骂我没爹，我跟人打架，娘一边给我擦药一边掉眼泪，但她从不说你一句不好，只说你有难处……”
我说不下去了，嗓子眼堵得难受。爹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对不起……元子，对不起……”他反复说着这三个字，但我知道，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
过了很久，爹平静下来，抹了把脸，眼睛红红的：“元子，爹不求你原谅，但爹想问你一句话。要是……要是爹和娘分开了，你愿意跟着爹吗？爹在县里的房子，可以给你住；爹的生意，可以交给你；你想上学，爹供你上到大学；你想工作，爹给你安排……”
“不用了。”我打断他，“我有娘就够了。”
爹的眼神暗了下去，但还是不死心：“元子，你再想想。跟着爹，你能过上好日子，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用再为几斤粮食发愁。爹能给你最好的……”
“最好的？”我笑了，笑得很苦涩，“爹，你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吗？是我发烧的时候，有人背我去看病；是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有人站在我前面；是我饿的时候，有人给我做饭；是我冷的时候，有人给我添衣。这些，你能给我吗？”
爹沉默了，久久说不出话。
“这十年，是娘给了我这些。”我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所以爹，你走吧。以后……以后你要是想我了，可以来看我。但这里，这个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说完这些话，我心里突然轻松了。那个压在心头十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爹走了，走的时候脚步踉跄，背影佝偻，像是瞬间老了十岁。他留下的钱和房契，娘让我给他送回去。我在村口追上了他，把东西塞进他手里。
“爹，”我第一次主动喊他，他愣住了，转头看我，眼睛里燃起一丝希望。
但我说：“保重。”
希望熄灭了。他点点头，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那辆绿色的吉普车等在村口，他上了车，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
我站在村口，看着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空落落的，但又有什么东西被填满了。
九、新生
麦收结束后，娘带我去了趟县里。
不是去办离婚手续——爹第二天就托人把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送来了，娘也签了字，等有空去县里登记一下就行。这次去县里，是去卖草帽。
娘的手很巧，会编各种草编。麦收后剩下的麦秆，她收集起来，编成草帽、草篮、草席，等农闲时拿到县里卖，能贴补家用。这次她编了二十顶草帽，十副手套，还有几个小巧的草编篮子。
我们起了个大早，步行到镇上，坐最早一班车去县里。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看什么都新鲜。柏油马路，两层小楼，供销社的橱窗里摆着各种商品，还有穿着裙子的姑娘，裙摆随着自行车铃声飞扬。
娘带着我在街边找了个地方，铺开一块布，把草编一件件摆上去。她的草编做工精细，样式也新颖，很快就有人围过来问价。
“大姐，这草帽怎么卖？”
“五毛一顶。”
“便宜点，四毛行不？”
“大兄弟，这都是手工编的，费工夫，最低四毛五。”
最后以四毛五成交。娘仔细地把钱收好，脸上露出笑容。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我忽然发现，娘其实长得很好看，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一上午，草编卖了一大半。中午娘买了两个烧饼，我们坐在树荫下吃。烧饼是刚出炉的，外皮酥脆，里面软和，夹着葱花和芝麻，香得很。
“元子，好吃不？”娘问我。
“好吃。”我大口咬着烧饼，心里暖暖的。
娘看着我吃，自己只吃了半个，剩下的半个用纸包好，揣进怀里：“留着晚上吃。”
“娘，你也吃啊。”
“娘不饿。”她笑着说，但我知道，她是想省给我吃。
吃完烧饼，娘忽然说：“元子，你想不想上学？”
我愣住了。上学？我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了。不是不想上，是家里条件不允许。初中在镇上，要住校，要交学费书本费，还要伙食费，对我们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娘，我都十六了，上学太晚了。”我说。
“不晚。”娘很认真，“我去打听过了，县里有夜校，晚上上课，白天还能干活。教认字，教算术，还能学技术。学费不贵，娘供得起。”
我看着娘，她的眼睛亮亮的，充满了希望。这十年，我很少在她眼里看到这样的光。大多数时候，她的眼神是疲惫的，是忧愁的，是坚忍的，但很少有这样明亮的光。
“我想学。”我说，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那就学。”娘拍拍我的手，“娘没文化，吃了没文化的亏。你不能像娘一样，你要有出息，要走出去，看看外头的世界。”
我用力点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该为这个家，为娘，做点什么了。
剩下的草编很快卖完了。娘数了数钱，一共卖了十二块三毛，抵得上她在生产队干半个月的工分了。她小心翼翼地把钱用手绢包好，揣进贴身的口袋。
“走，娘带你逛逛。”娘拉着我，在县城里转起来。
我们去了新华书店，虽然没钱买书，但娘让我在柜台前看了很久。我看中了一本《新华字典》，要三块五，太贵了，我没敢要。但娘看见了，犹豫了一下，还是掏钱买了。
“学习要用，该买就得买。”她说，把字典递给我。
我捧着字典，像捧着宝贝。这是属于我的第一本书，崭新的，散发着油墨的香气。
我们又去了百货大楼，娘扯了几尺布，说是要给我做身新衣服。我推辞说不用，身上的衣服还能穿，但娘很坚持：“马上要去夜校了，得有身像样的衣服。”
回去的车上，我抱着字典，心里满满的。娘靠在我肩上睡着了，她太累了，这些天都没睡好。我坐直身子，让她靠得舒服些，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夜校的事很快就办妥了。娘带着我去报了名，交了学费，领了课本。夜校设在县中学，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上课，教语文、数学，还有农业技术。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姓陈，说话很和气。
第一天上课，我有些紧张。教室里坐着二十几个人，有比我小的，也有比我大的，大家都是白天干活，晚上来学习，眼神里都透着对知识的渴望。陈老师教我们认字，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开始，但我大部分都认识，小学毕业的水平，在这里不算差。
“李元同学，你念一下这段。”陈老师点我名。
我站起来，念了一段课文，很流利。陈老师点点头：“不错，有基础。以后可以多帮帮其他同学。”
下课后，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的情况。我简单说了说，他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好学习，知识改变命运。你娘不容易，你要争气。”
我用力点头。
从那天起，我白天帮娘干活，晚上去夜校上课。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但心里是亮堂的。娘也开始学认字，我教她，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她学得很认真，用树枝在地上划，一笔一划，虽然歪歪扭扭，但很工整。
“秀——英——”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然后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原来我的名字这么写。”
我也笑，心里酸酸的，又甜甜的。
爹没有再出现，但托人捎来过两次钱，都被娘退回去了。捎钱的人说，爹在县里开了个小商店，生意不错，还问我想不想去帮忙，管吃管住还给工钱。
“不去。”我很干脆地拒绝了，“我要上学，要帮娘干活。”
那人摇摇头，没再说什么，走了。娘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只是摸摸我的头，眼神温柔。
秋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放学回家，天已经黑了。走到村口，看见老槐树下蹲着个人，在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走近了才发现，是爹。
他瘦了些，头发有些乱，身上的衣服也皱巴巴的，没有了之前的体面。看见我，他站起来，有些局促地搓搓手：“元子，放学了？”
“嗯。”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我来看看你。”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是个文具盒，铁皮的，上面印着天安门的图案，“给你买的，上学用。”
我接过文具盒，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钢笔、铅笔、橡皮，还有一把小刀。都是新的，在月光下泛着光。
“谢谢。”我说，心里有些复杂。
“不客气，不客气。”爹连连摆手，犹豫了一下，问，“你娘……她好吗？”
“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爹搓着手，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元子，爹的商店，生意还不错。你要是……要是哪天想来，随时来。爹那儿，永远有你住的地方。”
“嗯。”我应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爹又站了一会儿，说：“那我走了，你早点回家，别让你娘担心。”
他转身要走，我忽然叫住他：“爹。”
他回过头，眼睛里有一丝期待。
“你……你也保重身体。”我说。
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有些苦涩，也有些释然：“好，好。你也是，好好上学，听你娘的话。”
他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我拿着文具盒，站了很久，才往家走。
娘在门口等我，煤油灯的光从屋里透出来，温暖而明亮。看见我手里的文具盒，她没问什么，只是说：“饭在锅里热着，快吃吧。”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个家，有娘在，就永远是温暖的。
十、麦田又黄时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一年麦收时节。
麦田再次变得金黄，风吹过，麦浪翻滚，像金色的海洋。我和娘扛着镰刀下地，重复着去年的动作，但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在夜校学完了小学课程，陈老师说我底子好，建议我继续学初中课程，还送了我一套旧课本。娘也认识了不少字，能看简单的信了，还学会了记账，把家里的开支记得清清楚楚。
爹的商店我去过一次，是去县里买东西时顺路去的。商店不大，但货很全，爹在柜台后忙碌，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问我需要什么。我说买包盐，他拿了最好的盐给我，不肯收钱。我坚持给了，他收下，又塞给我一包水果糖。
“给你娘带回去。”他说。
我点点头，走了。走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在店门口，朝我挥手。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显得有些孤单。
麦子割到一半，休息的时候，我和娘坐在田埂上喝水。娘望着麦田，忽然说：“元子，娘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娘想承包村东头那片果园。”娘说，“村长说了，政策允许，谁承包谁经营，交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片果园有二十亩，荒了好几年了，收拾收拾，能种果树，也能在树底下种点花生、地瓜。”
我有些惊讶：“娘，你能忙过来吗？咱家还有地呢。”
“能。”娘很坚定，“果园头两年投入大，产出少，但三年后就能见效益。种果树比种粮食挣钱，等果园有了收入，你上学的钱就不愁了。”
我心里一热：“娘，我不上学也行，我能帮你……”
“胡说。”娘打断我，“学必须上。娘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能像娘一样。你要有出息，要走出去。果园的事娘能应付，你安心上学，这就是对娘最大的帮忙。”
我还想说什么，娘摆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找村长签合同。”
我知道娘的脾气，一旦决定了，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而且她说得对，种果树确实比种粮食挣钱，就是前几年辛苦点。但再辛苦，还能比过去十年辛苦吗？
“娘，我帮你。”我说，“白天我干活，晚上上学，不耽误。”
娘看着我，眼圈有些红，但笑了：“好，咱娘俩一起，没有过不去的坎。”
正说着，刘婶挎着篮子来了，老远就喊：“秀英！元子！好消息！”
“啥好消息？”娘站起来。
刘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脸上满是笑容：“你家元子上报纸了！”
“什么？”我和娘都愣住了。
刘婶从篮子里拿出一张报纸，展开，指着其中一版：“看，县里的报纸，报道夜校的事，还提到元子了！”
我接过报纸，果然，在第二版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夜校点亮农民新生活》，里面提到了几个学习刻苦的学员，其中就有我：“……李元同学，白天劳作，晚上学习，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好学精神……”
娘不识字，但听刘婶念完，眼睛亮亮的，接过报纸，反复看着那几行字，虽然看不懂，但看得认真。
“我家元子上报纸了……”她喃喃地说，眼泪掉下来，滴在报纸上。
“这是喜事，哭啥。”刘婶也抹了抹眼睛，“秀英，你有福啊，元子这么争气。”
娘用力点头，拉着我的手，握得紧紧的。
那天晚上，娘把报纸小心地收起来，放进箱子里，和那对银镯子放在一起。那对镯子后来赎回来了，是用娘编草帽攒的钱赎的。娘说，这是姥姥给的，不能丢。
夜校放暑假了，但我没闲着，白天和娘一起收拾果园。果园荒了很久，杂草丛生，果树也半死不活。我们请了村里几个人帮忙，砍杂草，修树枝，松土施肥，忙了整整一个夏天。
秋天，我们在果园里种下了第一批树苗，有苹果，有梨，还有桃树。娘说，三年后，这里就会开花结果，到时候，满园都是花果香。
栽下最后一棵树苗的那天，夕阳西下，把果园染成一片金黄。我和娘坐在田埂上，看着那些小小的树苗，心里充满了希望。
“娘，”我忽然想起一年前，也是在这样的黄昏，她问我的那个问题，“你现在还想爹吗？”
娘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想了。刚开始恨，后来怨，现在，都放下了。他过他的，我过我的，挺好。”
“那你后悔吗？当初没让他回来。”
“不后悔。”娘很肯定，“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了。强求回来，也是互相折磨，不如放手，各自安好。”
我点点头，明白了。有些伤口，时间能愈合；有些人，错过就是一辈子。但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彼此，还有未来。
“元子，”娘看着我，眼神温柔而坚定，“记住，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往前看。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别人给的。”
“嗯。”我用力点头。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天边留下一抹绚烂的晚霞。远处村庄炊烟袅袅，近处果园新苗青青。晚风吹过，带来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我和娘起身，扛起锄头，沿着田埂往家走。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但步伐坚定。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麦田会再黄，果园会开花，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而我和娘，会一直在一起，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守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我们的未来。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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