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近期表示，历史正在倒退。他并非唯一抱有此种看法的人：外界也有观点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镀金时代存在相似之处，还有分析人士对“魏玛化美国”的出现感到担忧。
在英国，最确凿的证据莫过于贫民窟的重现。埃塞克斯郡的当地媒体报道称，瑟罗克附近的一个营地原本只获批容纳50辆流动房车，如今却逐步扩张，据信已有超过1500名居住者。
游牧群体媒体澄清，这并非专属游牧者的营地，而是“收容了背景各异的居民”。当地媒体的调查显示，这些居民包括“被驱逐的租客、无力负担其他住所的穷人、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分子，甚至还有逃犯”。
在19世纪的英国城市中，环境恶劣的贫民窟曾是普遍现象。乔治·吉辛在1889年出版的阴暗小说《下层世界》中，描绘了这种荒凉且充斥着犯罪的生活环境，贫困家庭在狭小的住所里艰难求生。
贫民窟滋生的暴力与疾病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进而推动了社会改革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贫民窟被拆除，社会保障住房开始兴建，这股建设浪潮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顶峰。
我们究竟是如何再次陷入这种境地的？这个政治症结难以轻易解开。几个世纪以来，住房与产权政治一直是英国经济引擎的驱动力，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帝国的扩张，随后更被输出到世界各地。
然而在此过程中，这个国家将过多的利益与房屋所有权深度绑定。这种机制所催生的利益驱动，正在从内部吞噬我们的社会契约。
21世纪英国棚户区的故事，要从大约500年前的1536年说起。在与罗马教廷决裂两年后，亨利八世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土地所有权革命：解散修道院。
他的举动极具颠覆性，甚至让后世的激进政客都显得保守。他宣布，英国当时约800所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所占用的土地，从此全部归王室所有。随后，他驱逐了里面的居住者，将土地分割，并卖给政治盟友以筹集战争经费。
在亨利八世的时代，将土地从修道院或贵族所有者手中“剥离”并变现的观念极为新颖，以至于他的官僚们不得不发明全新的法律程序来推动此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全新的先例被确立：土地自此成为一种可以被“私人拥有”的资产。
对于那些无力购买土地的人来说，这些事件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破坏。虽然手段或许不如驱逐僧侣和修女那般残暴，但亨利八世的土地革命同样加速了英国中世纪农民的流离失所。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公共土地被“圈占”并视为私有财产。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原本享有传统使用权、依靠土地生产口粮的农民遭到了驱逐。
这一现象反过来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制度的诞生。随着贫苦劳工被剥夺了牧场和菜园，急需出台新的救济措施来帮助那些陷入绝境的人。这最终促成了1601年由亨利八世之女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的首部全国性《济贫法》。
外界可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将这段历史解读为原始积累的典型案例，即一场赤裸裸的土地掠夺；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内部殖民主义。
分析人士也可以用带有悲凉色彩的“后自由主义”语境来讲述，认为正是从那一刻起，人们开始以进步、技术和非道德的个人主义之名，摧毁那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快乐英格兰”。
此外，人们还可以提出一种更为矛盾的观点：尽管亨利八世的土地改革充满残酷性，但它确实构成了推动英国向前迈进的最初动力。
这种动力催生了焦躁不安、勇于开拓、不断扩张的帝国精神，自此一直为盎格鲁现代主义注入活力。不可否认的是，它创造了最初的动力与需求，而如今的经济学家已将这种“劳动力流动”视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
随着农业革命提高了耕作效率，工业和商业资本开始取代土地利益集团，英国乡村的人口开始大量流失。他们要么涌入城市，要么远赴海外，在殖民地寻找新的机遇。
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倒退会止步于镀金时代。在机构房东的崛起与财富的不断集中之间，终结所有英国人“城堡梦”的结局，更有可能表现为某种新中世纪的封建秩序。
这种情况会比全球化的“庞氏食利模式”或埃塞克斯郡的“索韦托式贫民窟”更糟吗？无人知晓。或许到那时，连修道院也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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