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学者：中印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可能出现更大危机|中印关系|外交政策|巴基斯坦|战略对话机制

本文共112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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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嘉宾（Jabin Jacob）罗汉・文卡特拉马克里希南（ Rohan Venkataramakrishnan ）

编译|曹寅聪

编译审核| 王泽媛

编辑|王璇卿

审核 |陈珏可江怡

编者按

本文是印媒对印度学者郑嘉宾的专访，其声称，当前中印关系并非真正的改善或重启，而是“原地踏步式重置”（marking time reset），本质上是在结构性矛盾未解背景下的阶段性停滞。其理由在于，中印关系中的边界争议、力量对比与地缘竞争等问题具有结构性，难以通过短期外交缓和加以消解；当前边境局势仅实现“脱离接触”，且存在“缓冲区”固化的风险，并未恢复至2020年前状态。郑嘉宾认为，加勒万冲突后，印度的“弱回应”削弱了其威慑信誉，引发外界对其行动能力的疑虑，使其在后续外交博弈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他将印度能力不足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战略执行能力不足，表现为政治领导层决策犹豫、军政关系失衡、缺乏跨党派共识；第二，经济上结构性依赖中国，对华投资限制执行不力，工业体系仍依赖中国中间品；第三，知识与认知能力不足，印度国际关系教育资源稀缺，对华研究能力有限，社会层面缺乏战略讨论文化。作者进一步提出宏观批评：印度并非在塑造国际秩序，而是在“随波逐流”。最后，郑嘉宾判断，中印未来冲突虽难以避免，但升级为全面战争的概率较低，关键变量在于中印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印度自身能力建设的速度。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Raksha Anirveda

就在西亚地区脆弱的停火协议勉强维持之际，印度周边地区正发生着另一件事。自六年前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发生的导致人员伤亡（近四十年来首次）的危险冲突以来，中印之间似乎正涌现出改善关系的意愿。

2026年3月，印度放宽了2020年加勒万冲突后实施的贸易限制，为中方投资扫清了障碍（此举距首席经济顾问提出相关建议已过去两年）。

时隔六年，强拉山口（Lipulekh）边境贸易即将重启。继2024年10月就边境巡逻达成关键军事协议后，双方在签证、直飞航班、从中国采购关键设备以及官方互动等方面均取得进展，其中包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天津进行了访问。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2025年表示，中印两国关系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26年3月则称，“中印关系正走在改善的正确轨道上”。郑嘉宾（Jabin Jacob）则称，但请不要称之为“重置”，如果要使用这一术语，这个词需要加上限定词。郑嘉宾表示，“我几乎想称之为‘打发时间的重置’……这话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双方错失了太多良机，”他是希夫·纳达尔大学的副教授，同时担任该校喜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主任。“鉴于我们的能力问题，我也可以不那么严厉，称之为‘原地踏步式重置’，直到下一次冲突或问题出现。而冲突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中印关系的结构性问题。”

笔者于2020年首次对郑嘉宾进行了长篇专访，并希望再次与他探讨为何将此称为“原地踏步式重置”，以及当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海湾地区及新德里面临的特朗普难题时，中印边境究竟发生了什么。郑嘉宾近期还担任了《印度的世界》（India’s World）杂志特刊的客座编辑，该期聚焦“印度的中国挑战”，汇集了关于这一议题的众多学术观点，而几年前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并非易事。

“本期刊载了部分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是在加勒万河谷事件后才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撰写关于中国在板球领域影响力的帕万·拉加文德拉于2021年——即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一年后——完成了国际关系学士学位，随后赴美攻读中国研究硕士。我们可以看到加勒万河谷事件的影响已经显现，”郑嘉宾告诉我。“过去几年里，我们压缩了时间周期，以便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并获取相关创意见解，从而厘清局势。”

通过电话和邮件，我与郑嘉宾探讨了为何所有“让步”都来自印度、他为何认为中印关系未来必然会爆发另一场危机，以及科幻作品如何融入他的国际事务教学。

➤《卷轴报》：开门见山地问，您认为中印关系正在经历重置或重新思考吗？如果不是重置或重新思考，您会如何描述当前的双边关系的现状？

➤郑嘉宾：我忍不住想称之为“消磨时间的重置”（timepass reset）。这是大多数印度人都能理解的表达。虽然听起来有些刻薄，但我之所以如此尖锐，正是因为双方错失了太多良机。不过，鉴于我们的能力问题，我也可以稍作缓和，称之为“原地踏步式重置”（marking time reset），直到下一次冲突或问题出现。而冲突与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中印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目前，只有印度在做出让步。正如我们在实际达成的实际控制线（LAC）协议中所见，中方基本坚持己方立场。无论怎么说，这绝非任何意义上的回归2020年之前的原状。

这仅仅是所谓的“脱离接触”，而且鉴于“缓冲区”的设立限制了某些区域的部队巡逻，这种脱离接触也并非完全实现。尽管这些区域的设立只是临时性的，但正如多位观察家所表达的担忧，这些缓冲区可能会演变为长期甚至永久性存在。这就是当前实际控制线（LAC）的局势。

图源：网络

➤《卷轴报》：您提到错失良机。请问您具体指什么？您是否认为存在以不同方式行事的机会？如果是，是指比现在更早地采取同样的措施，还是指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

➤郑嘉宾：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第一个错失的机会在于本应采取对等行动，让中国明白其行为必将招致后果。例如，当中国在2020年开始越界时，或者至少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本应迅速采取对等措施。然而，印度的反应迟缓了。印度决定先摸清局势，反复权衡调整评估，直到首次军事回应时已是8月。即便如此，印度也没有坚持军事回应。军方领导人、分析人士等给出了各种理由，解释为何印度需要撤军、需要将中方带回谈判桌前。但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

印度在6月15日数月后的8月采取行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印度已意识到，中国不会在没有军事回应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然而，此后再无军事回应，印度决定将士兵转变为外交官。随着次年脱离接触谈判的启动，印度很快便放弃了2020年8月在喀喇昆仑山脉占据的阵地。我认为这显示出印度缺乏坚持到底的魄力。更重要的是，在脱离接触谈判取得首次突破后，当中方意识到这已是印度军事回应的全部底线时，他们在随后的几年里放缓了谈判进程，结果导致恢复原状被推迟到了未来。

历史记载处处表明，当你予以反击时——哪怕是一个小国对华采取强硬姿态——中方确实也会退让一步。而印度唯一未能做到的一点，就是对中方施加压力。你可以说，是的，我们所做的已经比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行动要多得多。但印度终究是印度，而其他国家都在关注，印度对华的反应树立了怎样的榜样？看看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便知。你引用了米希尔·夏尔马（Mihir Sharma）的话：“印度朋友遍天下，但没有任何影响力”。

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现状。印度无法做出充分或恰当的回应，不仅向中国，也向传递了信号。人们意识到，印度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了行动阶段，要么自我设限，要么选择有限。

我认为，印度今天在西亚或面对特朗普政府时所面临的许多棘手外交局面，都与外界对其“言行一致”能力的缺乏信任有关，而这种信任缺失可以追溯到2020年边境冲突后，印度应对中国时所暴露的失误。

➤《卷轴报》：您认为这是政治意愿的问题，还是军事能力的问题？鉴于对未公开手稿（即印度陆军参谋长回忆录）的争议……

➤郑嘉宾：政治意愿的问题显然存在。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所有人都应当服从政治领导层的命令。因此，如果政治领导层决定退让或暂缓行动，这一指令就会层层传达下去。至于纳拉万将军（General Naravane）所说的“被塞了一块烫手山芋”，我认为这有些言过其实。如果总理说“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其实已经明确指出了该采取的行动。就那件事而言，把责任归咎于政客有些不公平。在印度，我们总习惯把一切归咎于政客，而很多时候这并不公平。公民同样负有责任。

话虽如此，纳拉万将军为何会做出那个决定？在印度，我见过许多将军说话的腔调与外交官和政客别无二致。问题在于体制结构。如果你多年来一直面临制约，资源匮乏，如果你不得不应对一个有时并不真正顾及军事或国家安全利益的文官体系，如果一位拥有20年军旅经验的人必须向一位在文官体系中经验远不如他的人汇报，以所谓文官统辖权的名义时，这便塑造了军队某种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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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惊讶这位将军会着眼于大局。他会思考：如果我发起交火，政客和官僚们会来支援我吗？他们又从何处获取资源？

阿尼特·穆克吉（Anit Mukherjee）曾撰写《缺席的对话》一书，探讨文官与军方关系，并基本指出这种关系已失灵。坦率地说，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其实也观察到这一现象长达许多年。若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事务时，确实能获得更宽泛的授权或回旋余地，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局限，因为赌注太高。当将军完全无法确定是否会陷入相互推诿时，他该如何下定决心？

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时，军民关系正处于动荡期。当时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上任，各军种首长们对这种关系的平衡点也并不十分明确。我们至今仍在摸索中。但归根结底，责任最终落在政治阶层身上。这也是我们在2020年6月底上次交谈时讨论过的话题。

我认为只要政府不就这些事务与反对党沟通，没有议会辩论，议会无法或者不被允许履行其职责，我们就将面临麻烦。这将导致选择受限、缺乏创造力，进而引发其他失误。我们的对手正密切关注着我们，观察我们如何自我设限，看印度是如何在“一只手被绑在背后”的情况下作战的。他们必将充分利用这一点。

➤《卷轴报》：换一种读者更易理解的说法，您的意思是：如果让反对党参与决策或获得信任，决策将更加果断，因为被反对党抓住把柄的可能性会减少？

➤郑嘉宾：完全正确。当反对派被纳入决策圈时，政府就能自信地采取行动，而结果也不会被归咎于政府一方。同样，文官和军官也会确信，印度的行动是基于理性思考的，且符合国家意愿。这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那些宣誓要保护和捍卫宪法的政府官员需要这种信心。

世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命令得不到整个政界的支持、缺乏共识，或者哪怕只存在一丝怀疑，认为决策是出于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考虑而非国家利益本身，那么此类命令就会遭到违抗或忽视。

➤《卷轴报》：这一点很重要，尽管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当政界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深刻不信任时，能否在其中一方面——比如中印关系或军事战略——建立起信任？但我们回到“消磨时间式重置”或“原地踏步式重置”这一说法。您当时是何意？仅仅是出于当下必须采取行动的迫切需求吗？无论您如何理解，这种重置包含哪些要素？

➤郑嘉宾：当我提到“原地踏步”时，实际上涉及多个层面的动态，军事层面、经济层面以及国际关系层面。

在实际控制线问题上，我们已迈出第一步。我们总算达成了某种协议，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也未能解答所有疑问。但眼下我们已营造出该问题已解决的表象。鉴于我们未能采取充分的军事应对，或许是出于经济考量，这便是次优选择。

在经济层面，“3号通告”（Press Note 3）实质上未能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无论是印度产业界还是政府，都未能完成维持“3号通告”效力的必要工作。有借口说五年时间太短，或者说这不仅关乎印度国内局势，还涉及全球局势，比如特朗普的关税、伊朗冲突等。但我们对中国存在结构性依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这只能通过长期努力来实现。再次强调，鉴于当时的情况，除了淡化《3号通报》的影响外别无选择。

不过，“3号通告”也发挥了作用，它让印度体制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保持了警觉。至少在政府内部，我看到对依赖中国所带来的问题警觉性明显增强。但印度工业界的情况则另当别论。印度工业界至今仍缺乏关于中国的宏大叙事，仅停留在短期利益层面。

大型企业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它们与政府关系密切，且政府已推动其朝特定方向发展。但总体而言，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过于严重，若不依赖中国，我们便无法推进某些战略计划。因此，弱化“3号通告”实属必然。如今印度已亮出底牌，中国是否会配合，则是另一个问题。

国际因素贯穿始终。我回顾了我们2020年的对话，其中大部分内容至今依然成立。个人魅力和软实力无法替代硬实力。尽管印度声势浩大，在国际论坛上的存在感日益增强，但印度背后缺乏宏大的理念，也未推动任何由印度主导的重大的国际活动。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有其自身的行动方针。中国人则提出了替代性的叙事和方法——例如那四大全球倡议。如果你是肯尼亚、秘鲁或阿尔及利亚，他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关注印度？印度究竟做了什么，能让我对它产生关注？印度在世界上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如今的印度只是随波逐流，而非试图引导或推动事件发展。除非我们意识到当前做得还不够，否则我们将原地踏步。

最后，谈谈能力问题。除非我们在中国问题、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偏远地区的研究方面具备相应能力，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做出行动。印度大概只有10所大学开设了国际关系课程。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一所大学，而且每所大学都设有国际关系学院。每个城市都有中国学生在学习外语。我们除非能在印度建立起相应的体系，培养这些能力，否则只会原地踏步。

➤《卷轴报》：我的理解是，您并不认为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以及“全球南方”的声音是印度对世界的愿景？

➤郑嘉宾：当中国人谈论全球发展倡议、谈论“一带一路”倡议和基础设施建设时，他们是在将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转化为具体行动，并试图将其推广到海外。而在这样做时，他们也确保相关标准是中国能够接受的标准，甚至试图由中国来制定标准。我对印度当前聚焦人工智能的担忧在于，其应用范围仅限于受教育阶层。我们讨论的仍是那5%将使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精英阶层。真正值得关心的是剩下的95%。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一直致力于确保其发展路径惠及绝大多数人，即那95%。

以印度统一支付接口（UPI）为例。我的同事阿南德·P·克里希南（Anand P Krishnan）刚刚撰写了一篇文章，探讨UPI与支付宝联手拓展全球连接的举措。印度虽宣称要推广UPI，但迄今仅有七个国家接受。即便在最早接纳的斯里兰卡，UPI也几乎无处可用。普通民众出国旅行时本希望使用UPI，但我却不得不下载支付宝——因为它无处不在，包括斯里兰卡。这就是其中的脱节。

图源：网络。

我并不是说政府在制定国际标准、争取话语权方面的努力不重要。但他们需要触及更广泛的受众。

➤《卷轴报》：我们曾讨论过政府能力有限的问题，您也在其他场合提到印度过分关注巴基斯坦。我一直很不满政府中许多人更倾向于与西方打交道。如今随着特朗普态度转为对抗，您是否认为印度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的焦点会因此分散？

➤郑嘉宾：不，印度政府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加勒万河谷事件改变了一切。但政府仍不愿将此公开。除非我们将对中国的关注和担忧公之于众，否则就无法激发应对中国的创造力与新思路。无论政府做什么，总是低调行事。《3号通报》已被淡化处理，政府希望人们将其遗忘。双方已实现脱离接触，政府希望人们将其遗忘。实际控制线已不再见诸报端。这些是政府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政府倾向于保持事态简单，避免在政策问题上受到质疑。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正常行为。

但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后果，尤其是在当下。如果普通印度人无法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挑战，无法意识到我们需要学习国际关系、学习外语、更加关注全球关系，那么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无法把握局势、发现机遇、应对危机。

关于中国，军方和政府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开展了大量专项研究和相关工作。正如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分歧一样，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政策也存在困难，因为其中许多工作是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进行的，未吸纳公众意见。这里，我指的不是智库专家和分析师。我指的是普通民众的意见。

中国拥有庞大的国际关系网络讨论文化。那里有大批军事爱好者，他们研究中国在伊朗采取或未采取的行动，讨论中国武器，以及在X、Y、Z等情境下的失误。也许政府早晚会封杀这些讨论，但政府同时也从中汲取了部分内容。

➤《卷轴报》：印度或许对巴基斯坦念念不忘，但在政策圈之外，是否存在普通公民或专业人士公开剖析巴基斯坦军事理论、无人机技术，或对巴基斯坦社会有超越刻板印象的深入了解的文化？这些讨论在欧美和中国都存在。

➤郑嘉宾：我不清楚你与阿吉特·多瓦尔的粉丝群有多密切，这暂且不提。我想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政府对中国的沉默。更在于他们偶尔会发出相反的信号。以去年围绕莫迪、中国领导人和普京参加的“天津峰会”为例，相关表态似乎暗示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放松警惕。暗示我们可以再次与北京交好。

阿吉特·多瓦尔。图源：网络

我之所以主张对加勒万河谷事件采取对等回应，不仅在军事领域，更涵盖所有其他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为了传递一个信号：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若不这样做，必将付出代价。

当你不得不营造出“我们是朋友”或“可以成为朋友”的印象，就像在天津那样，这正是当初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所导致的后果。你就已经束缚了自身，当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出现时，便让自己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随后就只能仓促应对，试图向美国人传递信号，但印度公众也在关注这些信号，并对印度的对华政策究竟是什么感到困惑。

我在其他场合曾指出，现在是时候制定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了。我们应当基于理性而非情绪，通过政府政策文件而非暗语或WhatsApp转发，明确界定对手。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付诸文字，并汇聚印度所有顶尖智囊共同探讨。而这一切始于议会。需由议会内的国防、外交政策及内政等常设委员会展开讨论。唯有如此，普通印度人才会予以关注。

➤《卷轴报》：我试着为现状辩护一下，有人可能会说，正因政府未让公众完全对华抱有敌意，才为自己留出了回旋余地，得以在去年针对特朗普时调整策略，以此作为对西方的一种对冲。那么问题在于是否真的有空间向中国靠拢？

➤郑嘉宾：政府实际上是在寄希望于公众短暂的记忆。与美国的关系是印度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而来自中国的挑战则是印度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随着时间推移，印度公众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正因如此，当特朗普看似不假思索地对印度加征关税时，这对政府而言实属莫大尴尬。因此，政府希望公众忘却那些特朗普的大型集会，并正试图收回此前采取的立场。

但对华政策本质上并未改变。这些只是暂时的调整，寄希望于美国人最终能清醒过来。问题在于，这种短期考量最终会让公众感到困惑，并延缓我们最终的应对措施，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建设。

政府的顾虑在于要不断争取公众的支持，强调我们是胜利者。这种着眼于短期形象塑造而非长期能力建设的考量，才是此问题的症结所在。

➤《卷轴报》：那么，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你经常提到，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很少承认印度的自主权，更倾向于将印度视为与美国步调一致的伙伴。鉴于特朗普对印度加征关税，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是否有呼吁与中国走近的声音？

➤郑嘉宾：一方面，中国人希望印度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会让他们的任务更轻松，因为印度偶尔可以被指望站出来对抗美国。另一方面，如果印度拥有过多的自主权，他们可能会利用它与美国结盟并针对中国。中国并不幻想新德里对其抱有好感。就北京而言，我们两国关系中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只是战术性的、暂时的。他们知道印度人是美国的伙伴，而对中国来说，任何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人就是中国的对手。

因此，去年中国对印度实施了出口管制。他们试图阻断技术流入印度。他们从未真正兑现过任何投资承诺。当然，这部分原因与印度国内的行政审批问题有关，但也有中国学者提出质疑：“我们为何要支持印度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

这甚至是中国自身面临的困境。在某个时刻，他们需要印度站在自己一边，共同组建对抗西方联盟。他们深知，没有印度，就不可能建立替代性的全球秩序。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容忍印度成为独立的玩家。因此，双方虽然都对印度的自主性感到困扰，但同时也希望与印度保持良好关系。

图源：《环球时报》

《印度的世界》（India’s World）关于中国的特刊中，一位年轻的博士学者切里·希特卡里（Cherry Hitkari）在一篇关于中国政治漫画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你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上关于印度的漫画的基调和语气会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就中国人而言，这是司空见惯的。可以说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缺少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

➤《卷轴报》：关于将印度视为潜在“摇摆国”这一问题，中国国内是否有推动与印度接触的势力？你之前提到，当前局势下完全是印度在“付出”……

常识告诉我们，中国有必要与印度开展接触。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美国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德里奇·科尔比（Eldridge Colby）刚刚访问印度，我确信这也是美国试图修复与印度关系的举措。在任何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中，总会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

我不认为中国在对印关系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可以无视印度的利益。事实上，当前中国并不希望外界关注其在伊朗这个战略伙伴中的角色。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问题模糊化，并试图拉拢俄罗斯、巴西等国……以此表明，这并非关乎中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关乎世界其他国家能做什么。

这正是中国需要印度的地方。中国方面将竭力确保美国不会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并借此机会拉拢印度，加深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会向印度让渡南亚的战略空间。中国已占领的阵地、已取得的成果，他们会牢牢守住。他们的推进步伐或许会比以往稍缓，或采取更不显眼的手段，但推进的势头依然不会停止。

印度所处的整体框架，是将其限定为仅在南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力量，从而使中国能够自由地实现自身利益，并被视为美国唯一的对等大国。处理“两体问题”总比处理“三体问题”要容易得多。

➤《卷轴报》：你已经明确指出，中印关系存在结构性问题。虽然你没有预知能力，但在未来几年里，你认为边境地区会再次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吗？

➤郑嘉宾：很难做出预测，但鉴于这些结构性问题，中印竞争不会消失。中国领导人指出，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处于剧变之中。

从中国视角来看，现在不是闭门自守的时候，而是寻找机遇、探索可行之道的时机。就像中国在2020年如何利用新冠疫情一样。从结构性因素来看，边境再次发生冲突事件是迟早的事。当前的边境协议并非旨在长久维持，而是为了守住阵地。这些协议容易受到超越实际边境线局势的更大考量或事件的影响。而且，为何仅限于实际边境线？海上方向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在临近。人们对陆地边境关注过度，但许多重要变化正在海洋领域发生。

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被封锁这一事实，将影响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考量，中方将寻求在印度洋增强存在，而印度则必须找到应对之策。

与此同时，我认为各国已具备足够的智慧，不会让冲突失控。正如2020年印度对华的应对方式。事态虽会发展，但双方仍可能进行磋商，甚至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或许在宏观层面上难以令人满意，但终究只是一种妥协。这将取决于力量对比，取决于中印之间差距的扩大程度。若差距过大，印度将更容易妥协；若保持稳定，双方关系将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差距开始缩小，中方可能会认为有必要以某种方式阻挠或遏制印度，就像过去几十年左右随着印度基础设施改善，他们在实际控制线上所做的那样。

➤《卷轴报》：请谈谈印度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CSEP）关于中国与南亚互动的报告，以及您主编的《印度的世界》特刊。

➤郑嘉宾：CSEP项目旨在吸纳南亚邻国参与，因为它们对中国有重要且有趣的见解。南亚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介入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与印度的普遍看法相反，我们发现中国并未像西方或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那样拥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小国，也拥有自主权来应对、反应并思考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里还涉及能力建设的问题。如果印度及其机构不支持我们的邻国进行能力建设，那谁来做？这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项目，我们邀请了从巴基斯坦到缅甸的受访者，向我们讲述中国做了什么，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未能做到的方面。尽管南亚是中国的近邻，且中国与南亚的互动密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东南亚除外），但关于中国在南亚的研究却一直较为有限。我与康斯坦蒂诺·泽维尔共同主编的两份CSEP报告，是首次通过该地区学者自身的声音来理解南亚局势的开创性尝试。

通过我客座主编的《印度的世界》中国专题特刊，我们将关注焦点重新转向印度。在2020年的对话中，我们曾探讨过如何提升中国研究能力。此后的一大成就在于，如今已有如此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六年间，分析质量有了巨大提升，我认为本期特刊正体现了这一点。

本期汇集了不仅来自新德里，更遍及印度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学者，涵盖了极为广泛的议题。事实上，本期还刊载了那些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才开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的成果。

本期特刊呈现了跨代际的学术对话。同一期中既有教师也有学生撰文。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常见，但过去几年里，我们压缩了时间周期，旨在关注并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中国的创新性见解，以厘清当前局势。而这种多元视角的复杂性，正是本期特刊的核心所在。

我们也探讨了传统议题。例如，我们探讨了印度军事思想家如何误读中国——TSV·拉马纳上尉就此撰写了一篇简明而深刻的论文。我们成功地融合了多年的经验和广泛的议题，试图展示哪些内容需要研究、哪些工作需要开展，以及制定对华政策时需要纳入哪些不同类型的参考信息。

一些根本性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对中国及印度大学能力的分析。阿文德·耶莱里（Arvind Yelery）博士和G·文卡特·拉曼（G Venkat Raman）教授都曾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和中国求学——后者拥有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两人都在中国工作过，之后才回到印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当今印度，没有比他们更了解两国教育、研究机构及企业运作机制的人了。因此，当他们发表见解时，我们必须仔细倾听并予以重视。

这些正是我们在特刊中试图做到的，而最终成果远超我的预期。对我而言，尤其清楚的是，我们需要采用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和语言进行写作，让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公众都能理解。这些文章在探讨复杂议题时既不刻意简化，又能让非专业读者读懂。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是我们作为学者理应履行的职责。

➤《卷轴报》：既然本期提到了这个话题，请谈谈科幻小说吧……您开设了一门相关课程。

➤郑嘉宾：我从小就对科幻文学很感兴趣。关于这门课程，我要感谢我任教的国际关系与治理研究系。虽然这是一个年轻的系，但在课程设置方面却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除了关于中国的课程外，我教授的一门课叫做《科幻与奇幻中的政治解读》。我刚把这门课设计出来时乐在其中，也很高兴学生们同样喜欢它。我们研读短篇小说、年轻人常在流媒体平台上观看的作品，还有大量来自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译作，包括非洲未来主义、斯里兰卡科幻和巴基斯坦科幻。其中《戈兰茨南亚科幻选集》绝对值得推荐。

但这门课不仅限于科幻作品，更是让学生阅读政治经典原著的契机。包括安姆倍德卡的论文、霍布斯的《利维坦》、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关于妇女权利的论述，以及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关于殖民主义的著作。我们探讨民主、种族关系、世界政府。这是一门短课，内容却十分充实。期末作业是我给学生设定一个情景。在上一次课程中，我问他们：当与外星物种发生“首次接触”时，各种机构会如何应对——宗教、国家、国际组织、社交媒体。学生们乐在其中。

至于《印度的世界》那篇论文，其实是我最早确定的选题。尚基·钱德拉（Shanky Chandra）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国科幻，他采访过中国顶尖的科幻作家。我非常享受与他合作的过程。我们意识到，中国科幻的本质其实是关于全球秩序的。科幻小说向来是现实生活的隐喻，也是对未来的投射；它是对当下政治的评论。因此，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阐释中国本质的另一种方式。以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为例，尤其是电影版，它明确地呈现了一种狭隘的中国视角，批评欧美大国，并强化了对印度人和日本人的某些刻板印象。对我来说，这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补充视角。

作者简介：

郑嘉宾（Jabin Jacob），希夫·纳达尔大学副教授，该校喜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主任；

罗汉・文卡特拉马克里希南（Rohan Venkataramakrishnan），印度《卷轴报》记者。

本文编译自印度《卷轴报》2026年4月11日文章，原标题为Interview: From Trump to West Asia, India’s diplomatic troubles go back to post-Galwan failure原文链接：https://scroll.in/article/1091976/interview-from-trump-to-west-asia-indias-diplomatic-troubles-go-back-to-post-galwan-failure

编辑：王璇卿

审核：陈珏可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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