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精神|妥协精神|徐复观|戈登|汉奸

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黎安友教授在总结清末民初中国宪法政治梦想破灭的原因时提出了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一方面中国人（包括官员和读书人）特别注重某种特殊的社会纽带，例如同乡、同门、同年之类，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大家相互提携，声气相求，可以达到突破原则、纵容包庇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最缺乏妥协精神，不理解政治审议和决策中其实经常需要相互让步。南宋以后，更有越来越强烈的清流传统，凡事都是那种最激烈的主张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结果就是舆论场的巨大的裹挟力量把朝野上下推向极端的立场。到了清末，西方列强袭来，那种高调舆论更具有了大市场，提出和解或战略性让步的任何论调都要承受如潮水般的汉奸卖国骂名，对外交作业带来的冲击和损害也是无穷无尽。所以，当李鸿章向深谙中国情势的戈登（Charles Gordon)询问国策时，这位著名的英国战将提议，在不可战之时，对鼓噪硬战者格杀勿论。不过，后来的情况没有多少改观，“海棠依旧”，而且败仗愈多，激烈调门愈高。如果谁主张需要有妥协精神，那真是有点堂吉诃德的感觉。

妥协精神的匮乏不仅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内部事项也是如此。我在“胡适的面相”里面谈到胡适精神中的一个难得的品质，也是古来中国所缺乏的，那就是在跟压迫性力量抗争的时候，如何保持一种公正的立场。五十年代末，胡适在台湾，夹在两蒋和《自由中国》的一班血气方刚的斗士之间，老蒋在日记里诅咒他，小蒋发动人马（包括徐复观这类的学者）攻击他，而雷震他们又抱怨胡适不够决绝，不肯出来组反对党。即便如此，胡适仍然坚持自己的温和的坚定，并且要求雷震他们，发表的言论应当让中立的人士感到是公正的。这其实也是汉德（Learned Hand）法官所倡言“自由的精神”时所说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家观点是否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直到今天，平常所见的各种争论很多都源于各方都笃信自己真理在手，泾渭分明，红白两道，没有任何过渡颜色，社会转型的推动变得更加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