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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见过1000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同时崩溃大哭的场面吗？
我见过。
就在国家大剧院，歌剧《红高粱》首演之夜。
当宋元明饰演的九儿，站在舞台中央，唱出那句只有一句词的咏叹调——“占鳌，鬼子从背后来了”，一遍、两遍、三遍，旋律一层层推上去，像一把刀子，直直捅进你心里。我旁边的姑娘，从第二遍开始哭，哭到谢幕还停不下来。
这是《红高粱》诞生40年来，第一次被搬上歌剧舞台。而且，是作者本人——莫言——亲自操刀剧本。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老爷子疯了吧？
你想想，电影版张艺谋拍的，拿过金熊奖；电视剧版周迅演的，口碑封神。小说、电影、电视剧，所有能改的形式都改过了。现在跑去搞歌剧？那个全世界公认最难搞、最阳春白雪的艺术形式？
结果莫言说了句话，我当场闭嘴。
他说：“歌剧是《红高粱》这个故事最高、最有表现力、最有爆发力的表现形式。”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们以前看的那些，都不够劲。老子要搞就搞个最猛的！
朋友，你知道这有多难吗？
歌剧剧本和小说完全是两个世界的语言。小说可以慢慢铺陈、细细描写，你可以用一万字写高密的秋天。但歌剧不行。歌剧是咏叹调，是宣叙调，是每一句台词都必须有音乐性、有爆发力、有情感的核能量。
莫言自己都说了，他第一稿写出来，人家没好意思当面说，通过工作人员传话：“先生，我们准备另外找个写歌剧的人帮着你写。”
莫言追问了半天，人家才说实话：“你写的根本不是歌剧，写的还是茂腔。”
扎心不？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人当面说“你不会写”。
但莫言是什么人？他直接说：“我相信我还是能学会写歌剧的。”
然后，他开始疯狂学习。研究《骆驼祥子》的歌剧剧本，研究《运河谣》，一句一句看，一首一首琢磨。直到有一天，他悟了——歌剧不是讲故事，歌剧是写诗。
“不能用特别讲故事写实来写剧本，要写意，写诗化、诗意的东西。”
他找到了他的诗——红高粱本身。
朋友，你在小说里读到的红高粱，是一种环境描写。但在歌剧里，莫言把它写成了剧中的“特殊角色”。雪中的高粱、风中的高粱、雨中的高粱、火中的高粱、血染的高粱——它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人物的命运而起伏。
这不是在讲故事，这是在写一首关于生命的诗。
我说句狠话：莫言把自己最野性的文字，交给了全世界最爆裂的艺术形式。歌剧的煽情能力是所有舞台艺术里最强的，当那些咏叹调炸响的时候，你是躲不掉的。
九儿端着一碗高粱酒，唱起《高粱绿了又红》，那声音不是在舞台上，是在你的骨头里炸开。余占鳌的咏叹调“九儿，你是我的”，男高音像一把烈火，把整个剧场点燃。最后那首合唱《红高粱赞美诗》，取材于山东梆子，几百人的合唱排山倒海，我一个平时看戏从来不哭的人，硬是被逼出了眼泪。
朋友，这不是在看戏。这是在经历一场精神洗礼。
莫言花了七易其稿，郭文景花了一年谱曲。两个人在创作过程中吵过、争过，最后互相“学”了对方的本事——莫言学会了作曲家的“不妥协”，郭文景学会了编剧的“妥协”。
这就是两个巅峰的男人，在40年后，把中国文学史上最野的故事，变成了最炸的舞台。
最后我想说一句话：如果你这辈子只打算看一部歌剧，看《红高粱》吧。不是因为它是莫言写的，不是因为国家大剧院演的，是因为它会让你重新相信——有些东西，文字写不出来，电影拍不出来，只有歌剧，能把你的灵魂震碎。
40年，值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