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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天边》,品读兵团一代人的精神史诗

文/袁野

当少年八分站在中原大地的红薯地里,仰望苍茫辽远的天空发出“天边在哪里”的追问时,一个关于成长、理想、青春、苦难、奋斗与坚守的故事悄然拉开帷幕。

正如评论家谢有顺在《灵光消逝年代的文学讲述》中提到:“张者的名字是和《桃李》联系在一起的。”《天边》的出版,让张者的名字和兵团、和新疆有了更深的联结。如果说张者早期的“大学三部曲”——《桃花》《桃李》《桃夭》是对经济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文学探索,那么从《老风口》开始,他将文学视角转向自己的第二故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准确地说,作为兵团二代,这颗文学的种子早在张者心中埋藏了十余年甚至更久,这从长篇小说《天边》结尾的创作自述中可见端倪。在我看来,此书是张者十年磨一剑的匠心之作,亦是他创作生涯中又一次的精神飞跃。

与《老风口》聚焦兵团一代,即张者父母辈的创建者故事不同,《天边》将更多笔墨投向了兵团二代,也就是张者同代人的成长历程。因此,在《天边》的创作分享会上,不少读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部作品是否带有自传性质?小说中姚远(即八分)的经历是否就是作者本人的经历?读者的广泛热议、评论家的多元解读,无疑都是对《天边》文学价值的肯定。

长篇小说的开篇往往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基调。《天边》的开头用一问一答直入主题:“天边在哪里?天边在天山的边上。”这两句对话“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所有情节尚未铺展时,就以少年八分心中的困惑牢牢抓住了读者。197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10岁的八分离开了河南赵家庄,独自踏上前往新疆的千里寻亲路。读者跟随着他的脚步辗转奔波,直到他平安抵达新疆,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在新疆,八分结识了同为兵团二代、年龄相近的李军垦和黄建疆,故事就此以三个少年及一群兵团孩子的成长为经纬,串联起三代兵团人的命运交织。张者用深情鲜活又带着些许谐趣的语言,结合翔实的史料与飞扬的想象,以虚实交织的叙事策略刻画历史现场与人物内心,不仅还原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垦荒岁月,更以贴近民间的烟火视角,描绘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恢宏画卷。这部近42万字的厚重之作,既是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边疆创业史与心灵史,更是一代人用青春热血浇筑从荒漠变绿洲的生命赞歌。

一、“大”事“小”说:日常叙事的历史穿透力

《天边》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大”题材搭配“小”切口。这里的“大”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历史背景之“大”。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新中国成立初期,驻疆部队既要守护边境线安全,又要面对新疆生产力低下、后勤供给不足的现实困境。1954年,中央借鉴“屯垦兴则边疆宁”的历史经验,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巩固边防、开发建设新疆的重大战略举措。兵团人将爱国情怀落在实处,用双手建设边疆、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本以为这样的宏大题材,会以荡气回肠的史诗笔触呈现,但通读全书后会发现,张者将兵团的神圣使命与宏大历史设置为安静的背景板,把镜头对准了兵团二代充满烟火气的日常成长。全书中只有姚桂喜在“四十四”连队因淡水问题动员时,有一段发自肺腑的发言:“我们干革命不怕吃苦……我们吃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苦,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甜的生活。”其余大部分叙事,都围绕着少年们的生活细节展开。

书中对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人友谊的刻画尤其细腻:“身后有天山的雪峰见证,从此建立起如雪山一般的纯洁友谊”“他们谁也不嫌弃谁,惺惺相惜,成了好朋友”。结合人物年龄与作者的兵团二代身份,读者难免会猜测书中带有作者的个人经验投射,而这种高度融入个人记忆的书写姿态,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天然的真实感与强烈的代入感。在张者的早期作品《桃李》出版时,评论家王干就曾在《人文的呼唤与悲鸣》中指出,《桃李》采用了独特的“零距离”叙事方式: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没有具体身份、性别、姓名,却能作为亲历者和旁观者出现在所有场景中,让叙述紧贴人物行进,实现了高度的叙事自由与真实感。显然《天边》延续了这种叙事风格,贯穿创作的“零距离”叙事美学,让张者形成了极具个人标识的文学审美辨识度。

“大”的第二层含义是新疆地域之“大”。新疆的面积之大与小说中故事原点“一碗泉”的“小”形成了鲜明对照:当年驻疆部队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冰达坂的壮烈征程,与战士们扎根戈壁后住地窝子、垦荒造林的具体日常形成反差;从最初寸草不生的荒漠,到后来建设成有“戈壁明珠”之称的石河子,这种“小”与“大”的对照贯穿全书。过去我们对兵团的认知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张者用沉入生活肌理的讲述,用水源短缺、治沙固沙的具体细节,填补了这些认知缝隙,让“荒漠变绿洲”的奇迹从口号变成了可感知的真实历程。

张者在创作分享会上曾提出:“小说不是‘大说’,大历史、大事件、大道理有太多人在写,我们写小说就是从小处说。”《天边》正是以这种以小见大的贴地视角,让兵团精神从历史课本中走了出来。作者潜入10岁少年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的心灵,熬煮记忆,隔着时空完成了与过往岁月的对话,让那段裹挟着沙砾与风的岁月,变成了读者可感知的热辣滚烫的生命温度。

二、苦中作乐:苦难书写中的轻盈品格

我少年时代读三毛《撒哈拉的故事》时,曾对沙漠的缺水状况印象深刻:拧开水龙头就能用的自来水、日常的洗澡,在沙漠都是奢侈的事,沙漠里的女性甚至一年只能洗一次澡,这些描写曾让我对沙漠产生了心理阴影。

而在《天边》里,张者笔下的缺水困境充满了生活质感:生在河南平原的赵秀英、来自四川的李幺妹在矿区怀念老家对镜贴花黄的日子,抱怨“用苦泉水洗脸,脸都变成沙枣树皮了”,她们把淡水称作“甜水”;每当水罐车上山时,“四十四”连队就成了“沸腾的群山”。和人物保持“零距离”的张者没有刻意渲染悲情,他写道:“兵团的孩子从出生都没有选择,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所出生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地窝子里出生的孩子皮实得像野草,大漠和沙丘就是他们的游乐场,天辽地阔的环境让他们把苦难过成了仪式:6月的稻田里是融化的雪水,学生们跳进去劳作,被千万年的寒冷包围,却把这冷水浇灌变成了泼水节,哪怕一代人因此落下了老寒腿的顽疾;李军垦总说“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这句话成了那代人最生动的注脚。

有人的地方就有复杂的人性。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刘明德和车道远曾因为淡水大打出手,刘明德被车道远打断了腿,但当车道远刑满释放后,刘明德却主动申请把他调到自己所在的三十八连。上海青年杨沪生18岁进疆,带着上海人的小资情调,追求浪漫爱情,本有机会留在上海却甘愿回到边疆当饲养员。还有才华横溢的大学教授吴之淼,举家来到戈壁,成了姚远的忘年交,却因被诬陷沦为厕所清洁工,尊严被践踏殆尽,他在万念俱灰时本想自杀,却意外成了英雄重新找回尊严,最后在矿区排查哑炮时不幸牺牲,埋骨在五十五连望不到边的戈壁墓地,成了全书最让读者意难平的角色。

小说里随处可见带着方言的幽默,甚至是粗放的调侃,这些表达丝毫不让人觉得粗俗,反而更能体现极端环境下人们对抗苦难的生存智慧。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背后,是人性在巨大考验下的自我调节机制,即使面对最深的苦难,张者依然让希望和喜感穿透叙事。小说里的人物诨名——八分、小斜眼、刘拐子……让人物展现出一种“轻盈”的品格,这份轻盈背后的辛酸、无奈与奉献,才是真正让人动容的地方,这也是《天边》超越一般苦难叙事的核心特质。

三、“天边”的多重隐喻:从地理坐标到精神原乡

小说的题目《天边》与开篇的追问“天边在哪里?”构成了全书的核心意象。张者本人曾阐释“天边”的三重含义:以“遥远的地方”为虚,以“天山边上”为实,虚实相生之间,将青春与梦想投射在大漠长河的落日余晖中。

这个解释极具深意,回到文本中,“天边”的内涵是流动的,从三个兵团二代的成长历程中,我们能清晰看到这个意象的嬗变。小说开篇时,八分得知自己名字的由来是“只值八分钱,命不金贵”,他觉得“必须离开赵家庄,让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叫八分,只有不叫八分,命才金贵,才能混出人样来”。这时的“天边”对他来说是少年对未知的憧憬,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10岁的他独自踏上了开往“天边”的火车。

抵达新疆之后,“天边”没有想象中美好:盐碱地、地窝子、繁重的劳动、匮乏的物质、恶劣的气候,但八分并没有太多失望,他首先给自己改了名字叫“姚远”,谐音“遥远”——姚远就在天边,天边本就遥远。他结识了黄建疆和李军垦,又遇到了从上海来的知青,这群知青给兵团的孩子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为了从上海知青手里借书,三个少年想尽了办法,“鸡蛋借书”“母鸡换书”,各种鬼点子层出不穷。因为接触了知识,少年们逐渐有了自己的理想和对远方的规划:姚远疯狂读书学习,一心要考回“口里”的大学;黄建疆跟着母亲回了一趟四川,被故乡的山清水秀吸引,立志要考到四川的大学;李军垦则始终牵挂着达里雅布依村。这时的“天边”是他们向往的理想之地,是少年意气风发的人生目标。

而《天边》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让“远方”永远停留在遥不可及的想象里。姚远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一碗泉”,一直梦想离开的黄建疆阴差阳错留了下来,李军垦中专毕业也回到了这里,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片生养他们的荒漠。当青春的血液彻底融入这片土地,当所有兵团人在艰苦卓绝的劳动中创造出绿洲时,“天边”终于化作了几代人的精神原乡。多年以后,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位老人在名为“天边”的客栈重逢,此时的“天边”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边陲,曾经的“诗与远方”变成了脚下真实的家园。这种从虚妄到现实、从现实到诗化的三层递进,构成了小说最动人的精神脉络。张者用三个人的成长轨迹,折射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那些把大漠当作青春纪念册的人们,最终在荒原之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边”。

当下,有极少部分人找不到精神的锚点,被空虚、焦虑、狂躁的情绪包裹,此时阅读《天边》便具有了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看到,半个世纪前的荒漠里,曾有那样一群人,凭着一腔孤勇和彼此的温情守护,在绝境中生生开凿出一片绿洲。《天边》所探讨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坚韧底线。就像小说最后曲音唱的那首《我们的天边》:“天边永远是遥远的存在,它在兵团人的棉花地里,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张者用他的笔,为那些被大漠风沙吹拂过的生命,留下了动人的文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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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野,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重庆文学院第六届创作员,重庆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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