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觉得玄武门之变,就是平庸太子谋杀贤能秦王,最后秦王被逼无奈反杀这么简单?其实这场改变大唐国运的政变,从始至终都藏着你没看懂的权力反转,明明占尽优势的太子,怎么会一夜之间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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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用了不到七年就扫平群雄统一了天下,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登基之后立刻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本来这套安排顺理成章,可偏偏差就差在打天下的时候,李世民太能打了。薛举、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这些割据一方的枭雄,全都是李世民带兵打下来的,大唐半壁江山几乎都是他打出来的,功高盖主这话放在哪儿都管用,他手上握着军权,身边又聚集了一大帮文臣武将,整个秦王府的势力,在长安城里已经能跟太子东宫分庭抗礼了。

对比下来,李建成这边才是真正的正统赢家,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李渊本来就偏向他,让他留在长安处理政务,多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人心,还有四弟齐王李元吉死心塌地帮他,不管是身份还是朝堂上的实力,都稳稳压李世民一头,怎么看都是稳赢的局。那为什么最后输得一干二净?

不过,李建成也不是傻子,他早就看出来李世民的野心,也早就动手削李世民的权了。他先是用一车金银珠宝收买秦王府的核心武将尉迟恭,尉迟恭直接把东西退回去,转头就把这事告诉了李世民;他又找借口把李世民最重要的两个谋臣房玄龄、杜如晦赶离了长安,还借着备战的名义把秦王府的精兵强将一点点调走,而此时,李渊也看着李世民势力太大尾大不掉,开始公开偏向太子,不断打压秦王府,李世民身边没剩几个可用的人,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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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恭直接拍着桌子对李世民说,再不动手,我们都得死,你要是还犹豫,我今天就跑出长安落草,绝不留在这儿等死,长孙无忌也跟着劝,说再等下去,刀就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根本没机会了。

刀磨好了。箭上弦了。常何早就买通了。宫门就等关门了。

而长句说回背景,玄武门是进出皇宫的必经之路,守将常何本来是李建成一手提拔的心腹,别说李建成想不到他会反水,连李渊都没对他有半分防备,这就给了李世民绝好的机会。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建成接到李渊的旨意,让他进宫觐见,说要调解兄弟不和的事,他没多想,直接骑马就进了玄武门,李元吉跟着他一起,俩人还在马上说,一会儿见了父皇,一定要坐实李世民谋反的事,绝不能给他留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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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玄武门没多远,走到临湖殿附近,就听见身后马蹄声炸响。

弓弦响。箭破空。正中李建成后心。李建成直接栽下马来,当场没了气。李世民冲出来勒马就要追李元吉,谁知道马受了惊,一下冲进旁边的树林,李世民被粗树枝挂住了铠甲,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李元吉回头扑过来,一把抢过弓,直接勒住李世民的脖子,就要把他活活勒死。而此时,尉迟恭从后面赶过来,大喝一声,一刀就砍了李元吉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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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那边的援兵听见里面出事,两千多兵马立刻赶过来攻玄武门,可宫门早就关死了,常何带兵守在城楼上,攻了半天攻不进去,等到尉迟恭把太子和齐王的脑袋扔到城墙下,援兵一看主子死了,一哄而散全跑了。

而此时,李渊还跟几个宠妃在皇宫里的海池划船,等着三个儿子过来对质呢,压根不知道宫里面已经血流成河了,直到尉迟恭穿着染血的铠甲,拿着长矛站在船边,李渊才吓得手里的船桨直接掉进水里,颤着声问他:“是谁谋反?你带刀带兵过来干什么?”尉迟恭跪下回话:“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经举兵诛杀了二贼,怕惊了圣驾,特意派我来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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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听完,半天说不出话,转头问身边的大臣,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大臣们早就被李世民打过招呼,直接说,太子齐王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还嫉妒秦王功高,现在死了,陛下只要把国事交给秦王,就天下太平了。李渊叹了口气,只能说,好,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三天之后,李渊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之后,直接禅位给李世民,自己当起了不问政事的太上皇。短短十几天,权力就从太子李建成手里,彻底转到了李世民手里,原来的正统成了乱臣贼子被灭满门,原来的藩王成了九五之尊,这场反转,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是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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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这事儿到底怪谁?是李世民本来就处心积虑要抢太子位,还是李建成步步紧逼把李世民逼到了绝路?其实从李渊给李世民开府建牙权力那天开始,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他既不想废了名正言顺的太子,又舍不得李世民打下来的江山,想在两个儿子之间搞平衡,结果就是矛盾越攒越大,谁都退不了步,只能你死我活拼个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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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场政变的影响远不止换了个皇帝,李世民靠杀兄弟逼父亲夺了皇位,给后世大唐开了一个极坏的头,后来他自己的太子李承乾,就学着他的样子谋划谋反,差点把玄武门的事再来一遍,整个大唐接近三百年的国祚,皇子谋逆、宫廷政变就从来没断过,根源其实就能追溯到这场玄武门之变。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说,李世民确实是个少见的好皇帝,他登基之后轻徭薄赋、虚心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给大唐百年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这一切的起点,就是玄武门前的那滩鲜血,权力的游戏里,从来就没有真正干净的赢家,不是吗?

参考资料:[1]《旧唐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十四》[2]《资治通鉴·唐纪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