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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一直是大学生们找工作时的热门选项，部分职位录取难度极大，若有幸能得录用，不啻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喜欢“考公”，并非今天才有的特例，从孔子时代，人们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中国古代，进入官僚队伍不仅意味着获得了稳定的生活待遇，还意味着享受着多种政治特权，因此普通士子才会勤学苦读，希望跻身其中，实现阶层跃迁。
然而考取功名何等之难，不但需要杀出州县考试的重围，即使到了中央，还要经过礼部试与殿试层层选拔才能最终获取功名。可以想象，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为家里某位有天赋的学子提供一路科考的支持条件。于是，对于更多稍有文化的人而言，出任吏职或许才是性价比更高的归宿。问题在于，在古代很多王朝，官、吏是殊途的，即一旦进入吏途，就意味着与官途绝缘，不能再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
不过，元朝的官吏选拔制度较为特殊。在这个朝代里，官吏并无截然分割的界限，吏员可以通过资历年限获得出身，进入官途，且占比较高。这无形当中会推高吏人的社会地位，当然也就使得更多“考公”无望的士子转入胥吏岗位，吏职竞争之激烈由此始矣。
元朝壁画中的官员形象
母丧丁忧未终制
倒霉的裴从义如果早一点意识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他的岗位，他无论如何也不应如此大意，以致落人口实，失去一份不错的吏役工作。
与大多数出现在《元典章》诸恶篇中的胥吏不同，裴从义是个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吏人，既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干不出比偷鸡摸狗更为出格的坏事。裴从义在当时的湖北道宣慰司担任令史一职，宣慰司是从二品衙门，地位颇高，如果按照元世祖忽必烈定下来的法规，裴从义只要坚持在令史任上圆满完成考核，就可以获得“出职”资格，直接叙正八品官。
看惯帝王将相史的读者或许会对正八品“卑职”嗤之以鼻，但这样的官阶放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多少人穷尽一生才能奋斗得到的终点。正当裴从义按部就班工作时，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延祐元年（1314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裴从义的继母杨氏去世，但直到半年后的延祐二年（1315年）四月初九日，裴从义才收到讣音。问题在于，杨氏是裴从义的继母，不是生母，裴从义是否仍需要以儿子的身份奔丧丁忧？
答案是肯定的。裴从义生活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时代，这位皇帝因自幼多读儒释经典，早年与李孟等儒士交往而“通达儒术”，多次表达“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等治国思想，因此与大多数元朝皇帝相比，元仁宗的施政理念多有融合儒家礼法的倾向。在他统治期间，元朝科举考试得以恢复，且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考试使用四书五经，答案标准则“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正式将理学学说定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不仅如此，元仁宗还组织人将《尚书》《大学衍义》等儒家经典翻译为蒙文，颁赐蒙古贵族，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学习汉人治国理政的优秀经验。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儒家礼制自然也就加速渗透到元朝各类法律规范中。那么，根据儒家礼制，凡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室，则为子女合法合礼的继母，继母在世，子女需侍奉如亲生母亲，继母逝去，子女也当以生母之礼行丧礼。就在裴从义丧母前两年，陕西行省就出了一件与此相关的公案。皇庆元年（1312年），三原县县尹张敏在任期间，继母党氏身亡。张敏可能担心自己的前程，于是以“耽误官事”为借口，向上打了个报告，询问是否需要回家丁忧。上级不知因何故没有回复他的询问，因此张敏也就没有回家丁忧，直至案发。监察御史、刑部和礼部官员皆认为，张敏的继母党氏系其父张世英以礼求娶，因此在礼法上，张敏对党氏应尽之孝，“义同亲母”。最后，他们给了张敏一个“有伤风化”的评价，将张敏革去现任，杂职内降等叙用。
张敏的案子作为通例，经中书省下发到各个行省，又由行省分别转致下属各宣慰司、路总管府等，因此裴从义在丧母前，大概已经接触过这份通例。回家丁忧，意味着需要解除现职，这对尚未“出职”、仍在吏役上摸爬滚打的裴从义而言，无疑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挑战，但碍于法律规定，他只能卸任归家，丁忧守丧。两年多后的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十四日，裴从义重新到岗，竟然幸运地再次在原来的宣慰司衙门里谋得一份令史的差事。
但好景不长，就在交接工作后不久，裴从义就收到了一个名叫“孙弘恭”的人向山南江北道廉访司发出的举报。举报称，裴从义未按礼制规定为继母守丧丁忧，拟应终制时间为二十七个月，但从其母亡日起算的话，裴从义仅丁忧二十六个月又二十二日，尚有未终制时间八日。廉访司是元朝设立在地方上的监察机构，直属于中央御史台或地方行御史台，有权力纠察百官违法之事，因裴从义所在机构是湖北道宣慰司，因此孙弘恭便向负责该片辖区的山南江北道廉访司提起举报。孙弘恭的举报奏效了，廉访司官人认为，虽然仅差八日，但裴从义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完成丁忧，其违法行为构成“冒哀公参”，应予褫夺现职。
裴从义以为区区八日能够侥幸混过，不成想他手中这个肥差早已为千万人盯上，自己反倒因此疏忽，遭受了一些无妄之灾。
冒哀公参有代价
何谓“冒哀公参”？顾名思义，即冒着亲丧的哀情而继续参与公务，这种行为在中国古代是违反礼制的行为。中国古代奉行严格的礼法秩序，亲属之间用丧礼中的五服关系来确定亲疏，按丧服规格不同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每等对应的服丧时间不同。其中，“斩衰”是关系最近的亲属所穿丧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的，以表沉重哀痛，其服丧时间也最长，虽常泛言“守丧三年”，实际则为不包括闰月在内的二十七个月。在服丧期间，孝子应当披麻戴孝，严禁作乐忘哀，饮酒食肉，释服从吉。到了丧期第二十五个月，孝子需要进行大祥祭，此后则进入“禫服”阶段，除去丧服，但在此期间依然要遵守丧期大部分生活作息要求。只有等到满二十七个月禫祭完成后，才能完全走出丧期，恢复正常生活。
即使在“禫服”阶段，守丧的孝子也不允许提前工作，参与公务。根据《唐律疏议》规定，“父母丧禫制未除”皆不许冒哀求仕，违者要“免所居之一官”。未满二十五月称为“正丧”，正丧期内如冒哀求仕，科罪更重，不仅要处三年徒刑，其行为性质更被定性为“十恶”中的“不孝”，终身将与仕途无缘。若是在大祥祭后才有冒哀求仕的行为，则量刑得以稍宽，无须认定为“不孝”，但仍要处徒刑一年，从中可以看到“出礼入刑”在唐朝法律中的贯彻施行。
元朝立法大抵继承《唐律》遗绪，将“求仕”改称“公参”，是因为元朝官吏同途，一定程度上此二词所指代的行为已经比较趋近，因此对“冒哀”行为的科罪不仅影响官员求仕，也同样影响吏人公参。尽管早期没有明文规定丧制，但到了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时便以诏书宣布更化新政，其中之一款就明确强调“官吏丁忧，已著令典。今后并许终制，实二十七月，以厚风俗”。尽管仁宗的即位诏也确定了“夺情起复，并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但裴从义显然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可以“不拘此例”的情形，其行为毫无疑问触犯了元朝法律规定。
但裴从义并非毫无抗辩空间，毕竟《唐律》之于元朝只有借鉴之用，不必然需要一五一十地严格遵守。案中廉访司官便提出质疑：至大四年圣旨的明文规定只提及父母丧需丁忧二十七个月，却没有言明这二十七个月是从父母去世的“亲殁日”起算，抑或从子女听闻讣音的“闻丧日”起算。最终，刑部稽诸典籍，确定了以“闻丧日”为丁忧起算日期。经过计算，裴从义无论以“亲殁日”抑或“闻丧日”起算，其丁忧时间均未满二十七个月。即使将唐代“不合计闰”的规则排除，“通闰”计算的丁忧时间依然未满二十七个月。
不过，元朝法律规定本身终究存在不可执行的漏洞。在“无法可守”的情况下，元朝司法实践更多地采取一种折衷的调和处理模式，即在以往所谓“旧例”的基础上参酌定罪，并根据案情轻重加减比附。裴从义的案子暴露了元朝法律的缺陷，也使其从“通例未定”中看到了为自己减轻罪责的曙光。
刑部所检出的“旧例”，是“臧荣不丁父忧”一案，其事由一个名叫“刘浩然”的人在延祐元年前后向江西廉访司告状而案发。案中，吉州路知事臧荣在父母病故后，不等服阕终制，就隐匿哀情前去吉州路之官，最终为人揭发。“匿不举哀”属于严重违反礼法的行为，臧荣“匿丧”的情形要比裴从义更为严重，因此刑部对他的处理依据，是元贞二年黄州路录事司判官靳克忠闻丧不赴的先例。案中，靳克忠闻知父亲身故，非但不立刻奔丧，还多方措置矫饰之词，推脱不肯前往，最后被判处笞四十七下，解职，一年后方许降等叙用的处罚。臧荣的做法与靳克忠一致，因此也受到同样的处罚。
裴从义的情形与臧荣、靳克忠等迹近而有所不同，毕竟他并未“匿不举哀”，而是在临近丁忧结束才提前“预选求仕”，更兼彼时元朝关于丁忧期限的立法尚不完善。最终，刑部在参考臧荣例的基础上，对裴从义作出宽大处理，只以笞二十七下，解除现职为处罚。有意思的是，刑部并没有要求裴从义像臧荣等人一样“一年后方许降等叙用”，而是允许裴从义在解除现职后“别行求仕”。换句话说，裴从义可以重新到官府衙门里谋求吏职，只是还能不能谋得宣慰司令史这种具有“远大前程”的职位就不得而知了。
仕进难似上竿行
裴从义最终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没有再出现在史料记载中，百字判例也仅仅仓促勾勒其一生中某个不光彩的时刻。细究其事，裴从义提前“冒哀公参”，大概是有意为之，因为释服从吉乃丧礼大事，需经诸多礼仪后方可确认丧期结束，一般不会出现日期计算错误这种低级错误。其有意为之的背后，大概与元朝吏职的激烈竞争不无关系。
正如前述，元朝官吏并不殊途，吏人能够在积累一定工作年限后通过“出职”获得官品。元朝名流姚燧曾言：“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 ，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元代的仕进之路主要有三条，其一是充任怯薛宿卫而得官，这条路主要是为背景雄厚的“大根脚”贵族准备的，普通人几乎无望。其二是成为读书人，这条路可以获得学官之类的身份，有可能通过建言献策获得朝廷青睐而得官，同时也有机会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得到进用。但这两条路都占比不大，其一多靠先人余荫，其二则晋升有限，或不能形成可供广大士人复制的制度路径。主要官吏选拔则来自第三条路，也就是由吏职晋升获得。不管上至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等高品衙门，下至基层郡县，大多数官员的选拔都来自吏。姚燧的话也许有夸张嫌疑，但无疑也道破了一个事实，即出任吏职在元朝成为很多出身一般的文化人跻身仕途的香饽饽。
由于缺乏托举背景，这些由吏入官者往往需要在吏人职位上任职多年，然后获得出职机会，如《元史》列传中留名的杜世昌、姚天福、尚文、马煦、卜天璋、曹伯启等人，出任吏职时间均在十五年以上，而后才熬得出职任官，慢慢得到提拔重用，留名青史。即使是社会地位稍高一些的色目人，也无法避开此一趋势，纳麟、高克恭、答礼麻识理等在吏役期也都在十年以上。但对于更多于史无征的人来说，十几二十年的吏人生涯往往耗尽其大部分政治生命，幸运者还能在退休致仕前匆匆获得官品，保全荣华，不幸者早在这漫长的资历煎熬中提前出局。正因为此，从上岗到维系，再到最后全身而退，吏人的政治生涯始终充满竞争和倾轧，于是也就有了裴从义等人的遭遇。
为了这为数不多成为人上人的机会，吏人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成为其竞争对手盯梢的对象。在《元典章》中，除了前文引到的例子，还有大量官吏被人检举揭发的案例记载，如大德二年（1298年）张德清告其本管千户王继祖在兄长去世后随即收继寡嫂，“乱常败俗”；至大二年（1309年）叶应山状告应城县典史张大荣不丁父忧，反而饮酒嫖宿于娼户之家等。
可以看到，吏人本人没有做到洁身自好，或心存侥幸而触犯法律规定的行为，给了这些举报者以告状机会，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吏职恶性竞争的结果。从告发者的姓名看，这些人皆非大字不识之辈，看得出应有一定学识水平。结合这一间接讯息，若再进一步揣摩其告状目的，则完全有理由推测，他们的告状多少夹杂着扳倒现役吏人的私心，毕竟其中一些违法行为，如丁忧未满期限等，并无亏官损民，完全属于私德范畴。
最典型的例子，是作为“都省通例”的戴必显案。这是《元典章》保留下来最为完整的一则断例，总字数达三千余字。该案案发于延祐七年（1320年），主角是一位多次被人举报，又多次重获任用的吏员戴必显。据文卷记载，戴必显最早充江东人匠提举司司吏，后转至建康路总管府刑房充当贴书吏人，大德八年（1304年）因事取受贿赂而被发现，后遭革职。半年后，戴必显又重新得到起用，于句容县充当县吏。至大四年（1311年），句容县拟以戴必显填补原司吏樊士明的阙位，却恰在此时，戴必显遭到句容县一个名叫“汪荣”的人举报。举报人将戴必显虚捏履历、收受贿赂等旧账翻出，最终经监察御史调查后，二度将其革职。但是，戴必显也不是省油的灯，不知使用了什么办法，他梅开三度，利用溧水州司吏苟春卿遭取受革职的机会，再次获得补阙名额，出任溧水州州吏。当然，由于其抹不去的前科，戴必显很快再次遭所谓州民“吴显忠”举报，又一次被革去吏职。
戴必显数起数落的遭遇，充分反映了元朝吏道之险恶，也印证了王敬松先生在《元代吏制研究》一书中对元代吏途的评价：“各种吏职变成元代企图入仕者竞相追逐的目标。”有时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可以不择手段。通过他再回看裴从义的遭际，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会因这样一个细小的疏忽而遭人举报，最终失去那份来之不易的吏职。
宋代诗人刘过曾在《赠陈时可》中说：“负米过于扛鼎重，选官难似上竿行。”其实，难似上竿行的又何止选官。如同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一般，裴从义最终也融进了历史的尘埃中，只有那件与他相关的公案，还在诉说彼时吏道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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