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君主制，有的皇帝能够让一个王朝欣欣向荣，而有的皇帝却让自己的王朝一地鸡毛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治。虽然对于那些欣欣向荣的皇帝来说，皇帝仍然是凌驾于法治之上，但它们却践行法治之上仅皇权，法治之下御万物。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制定《大唐律》来确定法治，同时推出三法司来相互监督和制衡。同样汉文帝也非常注重法治，不仅重视法律，而且推出了法不扰民的法治体系。而纵观明朝，他灭亡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人治代替了法治，因此才导致了其灭亡。
首先，就是明朝法治崩塌的根源。如果说明朝法治崩塌的根源，那就非嘉靖莫属了。有时候聪明是一件好事，而过度的“聪明”就是一件蠢事了，尤其是自以为是的聪明。从皇帝的天赋来说嘉靖皇帝确实很聪明，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于是他就建立了一套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那就是以户部为核心治理天下，以青词为权术驾驭群臣，但聪明人最怕的不是遇到比自己还聪明的人，而是比自己还聪明也会韬光养晦的人，很显然严嵩父子就是这样的人。于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严嵩党羽几乎把大明朝掏空了，嘉靖开创了明朝建立以来财政亏空的先河。
很明显，财政亏空的结果就是疯狂搞钱，而让一群权倾一方的人搞钱，这不就是割肉饲虎吗？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朝全面腐朽不堪，地方县令在欲望的驱使下贪赃枉法，于是明朝的律法变成了虚设。而这种法治被人治代替的结果就是明朝官吏的欲望越来越大，从来明朝就因为工资低而出现空印案等贪赃枉法的事情。而朝廷为了弥补百姓亏空对他们放绿灯，这就相当于瞌睡递枕头，于是地方更加借着这个机会横征暴敛，结果百姓亏空不仅没有抹平，反而亏空的窟窿越来越大。
其次，人治或许会产生一个海瑞，但却会产生成千上万个严世蕃。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礼崩乐坏以后还会实现中兴的，因此但凡一个脑子正常的君主都不会在法治上开绿灯。而对于一个王朝而言，一副画废的画修改难度远远比重新画一幅画要难得多。而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妄图让这幅画回到正规，但很显然当一个人的欲望被打开时，越是压制就越容易触底反弹。因此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而其改革就是通过张居正手里的权势来压制他们。
这也决定了当张居正死亡时，明朝的那些官员将会再度陷入疯狂之中。而更可怕的是，空印案时贪赃枉法的只是一群人，因此律法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嘉靖以后几乎所有的官吏都贪赃枉法，这群贪赃枉法之徒反而绑架了明朝的律法体系。因此人治的结果就是就是大明朝的运行机制陷入到瘫痪之中。而结果就是全体躺平，臣子贪赃枉法，皇帝也设立小金库。而在这种局势下高迎祥、张献忠、王二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时期，十三家农民起义在荥阳召开大会，而明朝也亡于农民起义。
最后，法治或许不能保护每个人，但能保护大多数人。这就像公司一样，那些真正的百年企业都有严格的公司管理规则和企业文化。而那些家族企业最多二三十年就走向衰落，原因很简单就是公司制度是在践踏公司的管理规则。因为这些家族企业的背后是裙带关系掏空这个企业的资产，是二世祖灵犀一动的神操作，而公司制度又何尝不是一个王朝的缩影呢？比如芬兰注重法治，其人均GDP为5万多美元，而大毛实行人治，寡头经济盛行，其人均GDP为1.6万美元，更可怕的是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寡头手里。
人性本身并无善恶，但若人性的欲望没有约束，那么每个人都是穷凶极恶的魔鬼。很简单你可以去赌场看下，当人性遭受利益的引诱时，赌场里面全是没有理智和人性的赌徒，而这就是人性。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人治会培养一大批王朝的“精英”废物。当律法形同虚设，那么人情世故便成为了常态，因此人们会将人情世故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像嘉靖时期的官吏一样，官员将研究青词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而明朝的管理层要么产生严嵩这样的利欲熏心之人，要么产生像徐阶一样的伪君子。
而明清官吏有一个特点：每个官吏都是逼不得已的坏人，却都做着害人害己的坏事。你就拿张居正来说，如果他遵守明朝律法，那么他早被别人弄死了。当律法对别人形同虚设的时候，你的遵守只是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处于弱势一方。张居正要有想作为就必须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容易只手遮天，比如因为规则过于严苛而逼死那些清官，但如果他不能只手遮天，他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因此人治的结果必然是恶性循环，而且是世袭罔替的恶性循环。就拿大毛的百姓来说，他们觉得寡头经济才是正常的，而法治经济才是不可思议的，这就像晚清臣子听到西方总统是选举产生时，他们为自己的世袭罔替的皇帝洋洋得意，而这就是一种思维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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