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加]利安娜·坦恩·布林克著，王利娟译，中信出版社·先见，2026年4月版，58.80元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Leanne ten Brinke）的《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Poisonous People：How to Resist Them and Improve Your Life，2026；王利娟译，中信出版社，2026年4月）是一部很接现实生活地气的专著，虽然那种地气真的很阴暗、很令人不悦，但确实是生活中无法否认的一种真实存在。该书的推荐语一开始就面对读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封面勒口）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可真是不开心，但是这种相遇往往是你无法回避的，比如同学、同事、邻居等等。可以说，该书书名中的“识别和应对你身边的……”这个副标题颇有现实感，会让读者感到不是空谈理论。
本来就我的阅读兴趣和关注来说，不管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很少会对这种有关人格心理和交往法则的著作感兴趣，尤其是如何识别和应对这种攻略式叙事更不像是我的菜。但是当我看到书中有不少关于政治领域中的暗黑人格型领导者对这个世界带来的伤害论述，我知道这个议题在今天就具有了普遍的和特别有针对性的思考价值。尤其是看到作者对选举政治中的暗黑人格者如何反而容易胜出的关注和论述，更感到该书值得一读。另外我还注意到，该书原著也是今年才出版的，书后的资料出处就列有2025年的研究文献，带来不少该研究领域的前沿信息。
以前我也知道类似议题是属于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留意阅读。现在阅读这部专著，首先有点被书名吸引了。如果光看书名中的主标题，一下子还没有产生“暗黑人格”的联想，而是马上想到小时候看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那个谋杀列宁的女特务，她在装子弹的时候，抽着烟说“有毒的”，那神情非常恐怖。还有就是贩卖毒品的毒犯，他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有毒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毒的”这话往往出现在讲食品安全的时候，会令人感到吃什么也不安全。但是，把“有毒的”与人格和行为联系起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谋杀，也不是物理上的毒杀，而是对他人的人生投毒，成为折磨他人的地狱。不过在这里并没有多少存在主义哲学的哲理，而是建立在对人格心理与行为心理的分析基础上的人际关系论述。
作者布林克的身份一看就很专业：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教授，更厉害的是“真相与信任实验室主任”这个头衔。把“真相”“信任”这种概念与实验室联系在一起，具有一种科学理性的实证研究色彩。因此，这部著作当然不可能只是坐在图书馆就能写出来。作为暗黑人格领域的研究者，她在文献研究之外还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才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暗黑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因此，布林克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读者如何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暗黑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也变成“情境性暗黑人格者”（参见同上）。作者在书前专门写了一段“读者须知”，说明书中人物和经历全部来自访谈，内容全部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只是隐去人物真实姓名和可识别信息。总之，专业性的研究分析和实践性的心理治疗和行为指导，可以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一本被暗黑人格者折磨的受害者的抵抗手册，一本对自己心理疗愈的指导读本。
虽然这个有关暗黑人格的议题实际上非常复杂，涉及的面很广，但对于读者来说，该书在论述内容的合理安排和章节的细致划分方面是相当友好的，以至可以把目录看作一份相当全面而简捷的导引。全书除“引言”外共有八章：第一章暗黑人格的界定；第二章少数恶人引发的代价；第三章毒性的传播方式；第四章十秒内识别暗黑人格；第五章一时之恶；第六章离开还是留下；第七章管理“有毒之人”的七条法则；第八章关键在我们自己；最后是“结语，让善良的大多数成为解药”。这些题目都很简明，下面的小节标题则更有吸引力，如：识别“有毒之人”、怎样一眼识破骗子、当心匿名环境，等等。另外，该书正文前面的“推荐序”（王芳撰）也是很好的内容导读，特别是提醒读者要掌握本书最核心的主张之一：“与其把全部力气花在识别和防范‘有毒之人’上，不如去改变那些催生毒性的土壤。这意味着，我们要让组织的规则足够清晰透明，让善于钻空子的人无机可乘；让合作与共情成为领导力的核心评价标准……我们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让善良、仁爱和诚实成为核心品质，将操纵、欺骗和虐待逐出奖赏清单……这些都不是宏大的革命，它们是每一次‘不一笑了之’、每一次‘我愿意做证’、每一次‘我觉得这样不对’的微小累积。无数普通人在无数个瞬间决定不再配合，就这样，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也可以一点点被撬动”（推荐序，Xl）。说得很对，特别是那几个“每一次”，就应该抄出来贴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让它们成为办公室政治的视觉武器。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我们的文学阅读中与此相关的话题，比如生存环境与性格及命运的关系。或许可以看到在文学中和生活现实中，并非所有的“狠”和“毒”都是那么邪恶和恐怖的。在这里当然与办公室政治中的“有毒的人”在语境和性质上有区别，但是从心理和性格来看或许也有某种同构关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当被压迫者起来反抗的时候，那种“狠”和“毒”在文学家的笔下又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想起在读中学时，从“黑书”堆里拣到一本艾芜的小说《南行记》，印象很深的是书中的那个野猫子是非常泼辣与可爱的女子，她会穿着青花布短衣、大脚统的黑绸裤，在火炉旁唱歌：“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她更会“眉峰一竖，眼睛露出恶毒的光芒”，甚至还想过把“我”杀了，“好在他们面前显显本事”。是的，真正的生存哲学在“老头子”的嘴里说了出来，而且很有分量：“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于是，身负重伤的小黑牛被他们扔进了怒吼的江涛之中。是啊，在老头子看来，“这算什么呢？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的多哩！”老头子和野猫子的生存哲学与苦难哲学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只有理解他和她的哲学，才能真正懂得老头子说那句话的全部情感与力量；“今晚的江水实在吼得太大了！”更要注意的是，这句话一再出现在众人嘴里，似乎表明它是一个集体的，甚至是阶层的台词。1963年作者在增订版后记中说：“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这里当然就包含了“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包含了即便在女孩子的眼中也会射出来的“恶毒的光芒”。想起来，我是在当知青的时候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的，当时很被作者的一句话感动：“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吧。”（原版作者自序）我把它抄在小笔记本上了。后来又读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他与大学生辩论的时候说“我的信仰是我的皮肉熬出来”。后来真的进了大学，在校园里和同学激烈争论的时候，这句话是少不了要飞出来的。后来在风雨雷霆过后，看到打工者南下的人潮，不禁会想到新的南行记应该由他们继续写出来。还想知道的是，老头子的生存哲学是否还像幽灵一样飘溢在空中；在许多地方，江水的声音是否仍然吼得很大……很多年以前我那本旧版的《南行记》丢失了，后来在云南又买回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的版本。
回到布林克的研究语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普通的“有毒的人”与知名的、有权势的“有毒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布林克发现当人们把目光从身边“有毒的人”投向那些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公众人物的时候，情况会发生变化。原先那种使他们感到恐惧的犯罪型精神病态者一旦同时也是成功的公众人物，那种恐惧感就不复存在。“对于那些拥有暗黑人格的领导者，我们却往往为之倾倒。我们欣赏史蒂夫·乔布斯或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等人的无情与冷酷，认为在竞争激烈、零和博弈的世界里，这些特质是一种优势。我们未必愿意为这样的人工作，却将他们非凡的成就归因于他们的支配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以及对他人感受的漠视。此外，我们甚至对那些行事鲁莽、冲动、不顾他人的领导者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好感，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颇具娱乐性。”（29页）
作者认为对这些作为领导者的“有毒之人”的容忍是极其错误的，“会让暗黑人格者的失德污染我们的思维与制度。……暗黑人格特质的普遍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其带来的危害同样广泛——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这些伤害波及团队、组织、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很多后果甚至难以完全量化”（29页）。因此，我们必须严重关注那些“有毒的人”如何塑造公共生活，尤其是如何塑造和改变国家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这里实际上涉及一种更为复杂和真实的历史语境——当社会制度发生急剧转型之时，那种被“有毒的”领导者所塑造的政治与道德氛围对于所有人，尤其是对于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伤害是何等的严重。在某种人生经历中，受到的心理创伤未必来自“有毒的人”，而是来自“有毒”的环境——不是某个人的暗黑人格所能营造的环境。
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在他的《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三联书店，2004年）中讲述了他的朋友、作家阿尔法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种在暗黑环境中人的心理、情绪如何被逐步毒化的渐变过程。作家阿尔法有才华和野心，是米沃什的挚友。在波兰人反抗纳粹的斗争结束之后，他及时创作出新的作品，还有自我检查、加入组织，该做的都做了。米沃什对像他这种知识分子的变化过程的心理描述得非常精准：“如今，波兰的作家们有点像处女——热切而胆怯。他们最初的公开声明都是谨慎而煞费苦心地掂量过的。不过，重要的仍然不是他们说什么。新政府需要他们的名字来证明它得到整个文化精英界的支持。……能够在弥合这鸿沟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那些以自由派人士甚至保守派人士闻名的著名作家。”（《米沃什词典》，143页）但是尽管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志得意满，他知道在阿尔法的内心无法逃避个人的道德危机感，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渴望获得认可的过程中，是如何远离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妥协导致另一个妥协和第三个妥协，直到最后，尽管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它们已经与活生生的人的血肉没有任何关系了。”（151页）这是关于自我人格如何逐渐变得暗黑的一种真实过程，与布林克主要研究的那种来自“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式叙事其实是异曲同工，只不过把在身边的具体某人转换为你同样无法选择和逃避的整个环境。
那么，布林克说“政治领域正是精神病态特征滋生的温床”（42页），这句话真的非常深刻，而且令人有点心里发冷。因为似乎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观察“政治领域”，并下了“温床”这个定义——过去我们所熟习的“温床”总是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如何理解精神病态与“温床”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作者没有马上从精神病态特征是如何滋生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而是首先从参与政治这个视角来谈，可以说是从来源上就看出人有问题。“研究显示，黑暗特质得分较高的人更热衷参与政治，而且更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这不仅仅在美国如此。一项对几十个最高政治职位的候选人（包括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等）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态特质与赢得选民支持的能力之间存在微弱的联系。同样，我与同事的研究也发现，在美国参议院中，行为中更多展现黑暗特质的参议员，往往任期更长、选举胜率也更高。”（42页）这个研究结果其实也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就是热衷的参与者总是容易比一般人显示出更多个人特征，因而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数字时代的选举政治中，这种特征就是在流量、跟帖、线下互动等过程中不断发酵和强化，终于产生对投票的心理影响力。
但是，作者接着说，“结果显示，最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参议员在升任有影响力的委员会主席职位后，反而影响力下降。他们倾向于操纵和支配他人，把政治看作是零和博弈、‘适者生存’的竞争，这并没有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影响力，而是适得其反”（同上）。对于这个结论我不是很认同，正是因为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和今天的权力地位来看，虽然时而说他的民调支持率在降低，但是其实际对他的权力制约并不见得有多大影响。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发现说明，赋予暗黑人格者更多权力，会削弱民主制度中的协作精神，助长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与机制失灵”（42-43页）。这倒是真的，现在全世界正是目睹着这样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急速和无法抵挡。
从美国大选的政治分析来看，布林克的研究其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她指出：“具有黑暗特质的政客还会以其他方式腐蚀民主进程。他们渴望胜利，很少受道德约束，常常以恶劣言辞攻击对手。或者通过恐吓、煽动宣传，激发选民的本能恐惧与冲动。”（43页）特朗普不正是这样吗？不过，一个巴掌的确是拍不响的，分析选民为什么会支持暗黑特质政客，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此作者认为：“在政治领域，许多人不太关注候选人的性格特点，而是更看重自己是否认同候选人的政策立场或过往政绩。近年来，我们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中就看到了这种现象：他们自称清楚其性格缺陷，却仍把票投给他，因为他们认同他在堕胎、移民等热点议题上的保守立场，或与他一样对建制派精英心怀不满。对这类选民而言，即便特朗普面临法律麻烦，也不足以让他们重新审视其个性。一位年轻选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坦言：‘他可能不是好人，但他是个好总统。’”（206-207页）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作者没有进一步论述的，那就是政治人物的人品与担任公职的合法性问题。从理论上讲，好人当然未必是好总统；但不是好人，是否就一定不是好总统呢？那位美国年轻选民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而在我们近年关注到的美国政治舆情中，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与这位选民是一样的。其实，是否好人固然重要，但是真正判断他是否好总统还要依据他的执政下的事实真相来决定。那么，作者在本书中当然没有必要转而评价特朗普的执政得失，但是她实际上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了很有分量的论述：“我们需要牢记：当我们选择那些具有黑暗特质的强势领导人时，实际上是在自愿陷入第三章所讨论的恶性循环。‘有毒之人’会制造分裂和混乱，破坏长期沿用的规范，抛弃那些他们认为无用的合作伙伴，同时在机构与民众之间播撒不信任的种子。他们行事冲动，拒绝寻求双赢解决方案，从而制造僵局与混乱恐惧，使我们误以为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人来拯救局面，于是又会被那些自称‘只有我能解决问题’的黑暗型领导者吸引。结果，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雪上加霜。我们很快会发现，整个美国政府充斥着热衷于‘赢学’，不愿协商、拒绝达成共识的领导者——他们宁愿让经济陷入瘫痪，也不愿与政治对手达成妥协。”（207页）这段话说得太精准了，简直就是为特朗普专门写下的。更精准的一句话是：“全球范围内，民主正在倒退，暗黑人格型政客正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威权时代。”（220页）这的确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人们越来越在思考一个问题：过去人们总认为只有制度最靠得住，现在却越来越发现没有什么是完全靠得住的，何况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的。因此，问题就回到了人的问题这个最基本的层面。布林克的一个分析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日益强化个人主义，更多关注自我，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越发淡薄；不信任情绪加剧，合作意愿减弱。随着冲突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公众越来越倾向于崇拜‘硬汉’，而非好人。”（同上）
在目前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全面而急速地改变了人类的技术面貌的时候，暗黑型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地位将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风险。关于这个问题，作者也讲得很清楚：“如今新出现的破坏性技术极为强大，‘有毒之人’可能借此引发灾难性后果。……如果某个掌握权力的暗黑人格型领导试图通过引爆核武器来彰显主权，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短视、冲动和对他人漠不关心，恰恰是我们在充满风险的时代最不需要的领导特质。”（221页）在今天，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全人类正在面临的巨大风险。
看来为今之计，如何遏止“有毒之人”越来越多占据权力舞台的趋势，是关键的拯救之途。从民主政治的传统来说，作者很自然会在选举问题上做文章。她的一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一味淘汰那些未能及时满足我们需求的领导者，就等于为‘有毒之人’铺路，他们会开出诱人的空头支票，固化对立思维，播撒分裂的种子。”（207页）这是选举政治中的大实话，问题是有多少选民会有这么基本的常识呢？而且，在目前这种整个舆情极度撕裂、所有信息真伪难辨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要教育选民恐怕是太难了。
因此布林克和一些研究者想到的是对选举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性改革。她说：“我们还可以推动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使那些‘有毒之人’更难掌权。”（208页）这当然太重要了，问题是如何改革？作者提出的实验方案是“这里有一个思想实验：与其让选民从一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不如直接从公民群体中随机抽取。只要达到候选年龄，无论其背景、学历如何，任何公民都有资格被选中。在这种制度下，你某天醒来可能会发现，自己被选为所在州的下一届国会议员或参议员。”（208页）作者也说：“这种设想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雅典人坚信，治理权不应由精英垄断，而应向普通人敞开。”（同上）其实，这个想法一直以来就有过讨论。多年以前我和在美国读博士的林同学就讨论过，记得当时他说，就从电话本上随便抽一个出来，起码不会比现任的美国总统差到哪里去，但是可以保证不会干出那么多的坏事。布林克引述了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博士提出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随机选拔政府官员，其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那些暗黑人格者——即极度渴望权力、具有毒性特质的人——进入政坛。“在格兰特看来，抽签至少可以帮我们规避最糟糕的结果。正如他在《纽约时报》所言：美国拥有林肯那样的伟大领袖固然幸运，但与其赌运气找到‘最佳’人选，不如务实地控制我们遭受‘最差’人选伤害的风险。”（209页）这不正是当年我们讨论的想法吗？
无论如何改革，作者在全书最后写下的那两句话是最重要的：“对抗‘有毒之人’的解药，不在于某种灵丹妙药，也不是颠覆式疗法，而在于我们心怀善意的大多数。你就是解药。”（224页）是的，说的就是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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