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诺可说是洪业最后的学生，他1970年代在哈佛读博士时，获得导师同意，论文以“《春秋左传》的叙事法”为题，以便请教住在附近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洪老先生，我也因而常有机会和他接触。我觉得他集中西新旧文化于一身，非常有趣，而且有个多彩多姿的人生，又对学术很有贡献，我便向他提议让我录他的回忆。他妻子早已去世，女儿不在身边，或许也乐得有个谈天说地的人。于是我两年多几乎每星期天下午都带了录音机到他家，在他宽敞的厨房里，边和他一起喝茶吃叉烧包，边听他讲往事。1980年末他逝世后，我把资料梳理好，传给他的学生和故旧修正，回忆录很顺利地在哈佛出版了。后来中文版《洪业传》除添了些非加入冗长解释就难以表述的段落，叙事基本上仍根据洪业的口述。然而菲律宾出生、长居美国的我，对他所谈的很多人和事并不清楚，老实说没全听进去。半世纪来我到过中国多趟，书也看多了，学识算有长进，发现他生命中不少本以为毫不相干的事，是有关联的。
笔者在洪业厨房录他讲往事，1978年于麻省康桥。
最近重读洪业刚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时发表的一篇报告，对他为何要替中国古籍编索引有新的领悟。报告是1930年在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上用英语宣读的，听众大概是欧美留学归国学人及在北平教书的外籍人士（译本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5年11月3日）。他提及他十一年之前就想替中文书编索引，让我恍然大悟：十一年之前是1919年，洪业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硕士论文吗？原来“引得”这念头是他做论文的苦闷中萌发的。
洪业自幼读四书五经，父亲在山东做官时，他已是个少年，才第一次上新式学堂，投考山东师范附属中学三年级，居然榜上第一。该校食宿费全免，做班长还有四两银子津贴，这对家境拮据的他压力非常大，感到非要在学校出类拔萃不可。他的中文课老师每周从《左传》中挑出一个题目要学生在课堂上作文，限一小时内交卷；洪业每天就在家里从《左传》中自选一个题目习作，往往选中老师所出的题目，约二十分钟便把文作好，昂首阔步走出教室。 他在哥大硕士论文选择写“《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影响”，原以为可驾轻就熟，却在图书馆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发现许多关于《左传》的著作以前闻之未闻。他感慨地告诉我，当时“在学术的境界里， 我完全没有资格做专家，既未登堂，更谈不上入室，我像个井底之蛙”。
相信洪业那时萌生替古籍编索引这念头，和他同时在隶属哥大的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士有关。洪业本来是预备做牧师的，欧美传统的神学训练《圣经》须读原文，因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往往围绕着译本是否忠于原文。《旧约圣经》主要用古希伯来文写，《新约圣经》则是用古希腊文写的，学生都学会娴熟地运用各种索引随时参考原文。面对那么多关于《春秋左传》的新资料，他必定苦于中国古籍没有“索引”这种学术工具。
洪业获取神学学位后，觉得教会有太多无谓的纷争，决定不做牧师，立志只做个“有为、有守、有趣的人” 。他讲一口优雅风趣的英文，见多识广，被一家演说局盯上了，重金聘他在美国巡回演说。燕京大学正为建筑海淀新校舍筹款，也聘他协助副校长鲁斯（Henry Winters Luce）在美国筹款。他对我说，他到美国各大城小镇，有空必走访当地图书馆，翻阅工具书；他特地拜访了《读者文摘期刊指南》，了解其营运方式；他还到国会图书馆考察该处中文书如何编目。可见为中文书编索引，是他立志“有为”的项目之一。
1923年筹款大功告成后，洪业回国到燕京任历史教授，很得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赏识，翌年升为历史系主任，1925年便成“文理科科长”，也就是教务长。当时位于北京城内盔甲厂的燕京大学，由华北数所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联合组成，有三个学院：宗教学院、女院，以及亦称“男院”的文理学院。图书馆里的中文书几乎只有四书五经，英文书几乎只有《圣经》评注，且只有宗教学院有研究生。在中国成长的司徒雷登却蓄意要把它打造成一所培育中国精英的学府。他们两人日后虽然因种种原因疏远了，但那时洪业是司徒雷登十分倚重的人。
左起：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洪业、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校长司徒雷登、校长特别助理刘廷芳、女院院长爱丽丝·弗雷姆（Alice Frame），约1927年摄于北京城里盔甲厂。
燕京大学数年内一跃成为全国知名学府，很大程度归功于霍尔遗产的资助。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一家人都毕业于崇尚种族平等的欧柏林（Oberlin）学院，父亲是牧师，姐姐曾到山西布道，霍尔本身则爱好科学、音乐和大自然。他发明用电分解铝土矿石致富后，捐赠了数笔款给母校辟地作植物园，建筑大礼堂，订制大风琴，亦捐款扶持美国南方黑人教育。他一生未婚，1914年去世时没有子嗣， 遗嘱指定三分之二捐给美国教育机构，三分之一捐给“亚洲或东欧巴尔干半岛英美人办的教育机构”，而他所创办的美国铝业公司总裁戴维斯（Arthur Vining Davis）是遗产执行人。燕京副校长鲁斯1921年曾从霍尔遗产中募得五万美元，安排司徒雷登和同为牧师儿子的戴维斯共餐，希望他说服戴维斯捐更多的钱给燕京。司徒雷登事后告诉洪业说：咖啡和甜点上桌时，戴维斯才问他为什么要钱，要多少钱，司徒雷登急得满头大汗，随口说一百万美元，戴维斯马上说好，令他十分后悔没多要。
从上面这件事看得出司徒雷登赢得了戴维斯的绝对信任，也看得出戴维斯巴不得赶快把遗产分发完。试想：铝比铁轻多了，又不生锈，突然那么便宜，可做汽车零件、轮船船舱、门窗、锅子、铲子，以至于厨房铝纸，前景不可限量，公司却屡次被政府以垄断市场起诉。戴维斯不但须照顾客户，监督研发与生产，又要跟政府打官司，还须应付各式慈善机构向他要钱。他曾向人抱怨，自己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霍尔去世十年后的1924年，戴维斯已把遗产分给三十多所教育机构，包括山西的铭贤学校等，须分发到国外那一笔仍剩一千四百多万。替哈佛大学募款的商学院院长听说有这一笔钱，向戴维斯打听能不能分得一杯羹，最大的问题自然是哈佛并不是“亚洲或东欧巴尔干半岛的教育机构”。戴维斯建议他和司徒雷登商量，拟个让哈佛和燕京都受益且合乎霍尔遗产条例的方案。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成立一个独立的非牟利法人机构，由九位托事（三位代表哈佛，三位代表燕京，三位独立）管理，戴维斯把遗产余额全移交给新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而洪业自始便参与该学社的策划。
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成立后，洪业和燕京哲学系教授博晨光（Lucius Porter），以及长居北京的梵文泰斗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同到美国协助哈佛展开学社业务。洪业在哈佛图书馆发现澳大利亚人Th. Ritter V. Oppolzer 的《蚀经》（Canon der Finsternise, Denksehr. der Akad. des Wissenchaften, 1887) ，欣喜若狂，因该书推算出公元前1208年至公元2161年的八千个日蚀与五千两百个月蚀，可藉以核实《春秋》里所记载的日蚀是否准确。他第二年便趁在康桥之便，说服哈燕学社的九位托事拨款让他在燕京组织引得编纂处。我猜想洪业一旦得知可获取霍尔遗产余额后，即开始思索如何利用该资源实现他多年替中国古籍做索引的梦想，1930年回国马上付诸行动。
《春秋经传引得序》是洪业1937年写的，第二段说：“业幼时习此经传而苦之。三十年来，又辄为诸家论说所眩，左右进退，靡所适从。今引得编纂处既编有标校经传全文，展卷而异同毕见；又复纂成引得，翻检而字句无遗；用遂重整旧业，冀偿宿愿。”三十年前洪业十四岁，正是他在课堂上和《春秋左传》结缘的那一年。
然而，洪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事，多年一直困扰着我。他在国内也用过图书馆，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朋友间不乏饱学之士，何以要到美国才见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两百卷的书，又何以1919年便现身于纽约市的哥大？
这次重读1930年那篇报告，才注意到洪业提示听众中国古籍普及是个晚近的现象：“中国虽以发明印刷术为傲，但从西方引进新印刷技术，尤其是引进石印后，古籍才从奢侈品变成普通人买得起的物品。有生意头脑的出版商大量复制了许多以前是珍贵或稀罕的书。举个例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搜罗的书籍，是上一代富有藏书家需一辈子功夫才能凑齐的，现在中上人家就能购一套，阮囊羞涩的书生则可到图书馆借阅。”据网上维基百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七部写本以及武英殿刻本外，只有1796年的浙江刻本及1868年的广东刻本，相当稀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代以活字排印，收入《万有文库》，这是后话）。洪业家在福建，一度住山东，均属清帝国边缘地带，而他父亲只是个七品的县令，不是达官贵人，与数百卷的该书无缘，不足为怪。
那么，哥大那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哪儿来的？如果洪业那时不在哥大读硕士，而在别的美国大学，也会见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吗？
2010 年出版的《东学西渐 ：北美东亚图书馆 1868-2008》（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为我解答了这疑问。该书由美国与加拿大二十五所最大的东亚图书馆的馆长或其代表执笔，介绍各馆中、日、韩文的收藏是如何形成的，披露许多前尘往事。原来哥大图书馆当年的中文典藏在美国大学中是相当独特的，洪业要是在别的美国大学读硕士，大概不会见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哥大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有段相当离奇的历史。 校方1901年收到一位匿名校友献出十万美元设立“丁龙汉学教授讲座”，不久又收到这位名为丁龙的一万两千美元捐赠，接着那位匿名校友再捐十万美元，并在致校方的信上披露他名为霍勒斯·沃波尔·卡彭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丁龙是他的家仆。他说长久以来，西方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对亚洲人宣传基督教，然而亚洲人也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方人学习，譬如他们勤劳、坚韧，以及平和的态度、对家庭和故乡的热爱，而且亚洲也有悠久的文化及典雅的文学。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相当可观，将来只会愈发增长，哥大必须起步促进中美间的了解。1901年是八国联军侵华的第二年，远在纽约的卡彭蒂埃和丁龙有此一举，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哥大当时没有中文书籍，校长向驻华公使求援，李鸿章逝世前四天，代表尚未从西安回銮的慈禧太后捐赠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这是哥大第一批中文书籍。李鸿章代表清廷和八国联军议和签署《辛丑条约》不久即病危，居然思及赠书给哥大，也许是唐绍仪的主意。我们知道李鸿章办洋务最倚重唐绍仪，而唐绍仪是清廷早年送往美国留学的一百二十个男童之一，被强令回国时正在哥大念书，只好退学，必定相当不舍，现听说哥大要设立中国文化讲座，自然非常高兴，乐得尽点心力。
结果哥大聘了德人夏德（Friedrich Hirth）当丁龙汉学教授。夏德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后，在中国各地海关任事三十多年，工余研读汉文，涉猎甚广，有多种德文与英文著作。他替哥大的中文收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918年才回德国退休。胡适在哥大上过夏德的课，并于1915年10月1日的日记上对哥大藏的《古今图书集成》有相当详细的描述。他显然是第一次见到这套一万多卷的中国百科全书，大为赞赏，还写到夏德告诉他，这不是雍正原版，是总理衙门仿印的；原版因铜字不全，用其他字假借，所以这一版反而比原版好。
据网上信息：《古今图书集成》主要是供皇室参阅的，1729年用铜字活排了六十五部，分藏于皇帝常去的地方并赐予大臣。英商美查欧内斯特·梅杰（Ernest Major）1884年成立上海图书集成书局，为牟利花了四年用铅字排印了一千五百部，脱页错字甚多。十年后总理衙门令同文书局据雍正原版石印一百部，把缺误修补了，并多了二十四卷考证，所以确实比原版好。我们自胡适日记中得知夏德对中国书籍有相当的鉴别力，那么哥大图书馆也具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不足奇了。无怪乎清末翰林陈焕章到哥大读博士，有足够资料完成《孔子与其门人的经济理论》（The Economics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该书1911年在纽约出版，引起西方学界广泛的注意。胡适1917年在哥大的博士论文写《先秦名学史》，洪业1919年在哥大的硕士论文写《春秋左传》，冯友兰1924年在哥大的博士论文写《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都不缺书用。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0年成立后，最初拣《说苑》《白虎通》《仪礼》等篇幅较短的书编引得，传给专家评论，以便依他们的建议改善。最终处理了《春秋经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概括了中国远古到公元250年的历史，又出版了二十四史的艺文志（书目）和食货志（经济）的引得。十三经中独无《尚书》；顾颉刚的《尚书通检》另出版，因他不喜欢“引得”这两个字，亦不喜欢洪业的“中国庋撷检字法”，但仍用引得编纂处的人，由引得编纂处刊印。先秦诸子中则有《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的引得；又有《佛藏子目引得》和《道藏子目引得》收佛老书目；另有《世说新语》《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水经注》《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等的引得。中国古代读书人有名、有字、有号，同名同姓的人很多，编纂处工作中苦于检索不易，遂出版《历代同姓名录引得》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著者引得》等；引得中有十五种是关乎人名、字号、传记的，有了这些综合引得和前四史的人名引得，可说把自古至清末所有名见经传的人几乎都囊括了。
日军1937年7月轰炸北平西郊军营时，炮声隆隆，烽火连天，洪家燕南园54号的房子整日震颤着，玻璃窗不断破裂，洪业却全神贯注写《春秋经传引得序》，梳理《春秋》《公羊》《谷梁》和《左传》的关系，追溯其版本源流，并证实《春秋》是当时的史录，不是如有些学者推断是后汉伪造的；因《春秋》提到的三十七个日蚀中， 有三十个可根据《蚀经》印证，其他七个若改年月日其中一项也可获得印证，可见《春秋》传抄时或有误，但记录的事情是史实。刘子健认为此序比洪业荣膺法国儒莲奖的《礼记引得序》更精彩（《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历史月刊》第17期，1989年6月，78页）。
引得编纂处人员不过十人左右， 头两年经费为六千美元，后来美国经济萎缩，经费被削减至四千美元，总括来说有二十年历史，但因中国内忧外患，只有头十年在理想环境下进行。华北1937年失守后，燕京大学挂上美国国旗，日军尚不敢侵犯。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开战，日军把洪业、邓之诚、赵紫宸、陆志伟、张东荪、刘豁轩等教授押入牢里，把燕京校园改用为伤军疗养院。引得编纂处副主任聂崇岐带领部分人马迁至辅仁大学，在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名义下，完成了《战国策通检》《山海经通检》《吕氏春秋通检》《春秋繁露通检》《淮南子通检》《论衡通检》《文心雕龙通检》《大金国志通检》《契丹国志通检》等重要索引。辅仁大学是隶属梵蒂冈的，而梵蒂冈在二战期间中立，日军不便干扰。
替书籍编索引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洪业在他1932年的《引得说》上指出清代的《佩文韵府》《史姓韵编》《经籍纂诂》《骈字类编》等都具有索引的功用，而章学诚两百多年之前在《校雠通义》中便提出应该把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阶、书目一一仿效《佩文韵府》按韵编排，注明原书出处及篇第，但一直都没有人做（12 页）。马学良2021年出版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研究》则追溯到三国的《皇览》，以及明代的《洪武正韵玉键》和《两汉书姓名录》，并指出林语堂1917年在《科学》上发表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一文是最初从日本引进“索引”这词的（37页）。然而有做索引的念头是一回事，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这庞大的学术工程不但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严谨学者，愿意投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功夫，组织一个团队埋头苦干，还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
历史真是偶然和必然的碰撞。回想当年若不是丁龙这忠厚的广东仆人赢得他美国雇主的敬佩，哥伦比亚大学就不会于1901年成立汉学讲座。哥大若没有聘到对中国古籍有相当识别力的德国学者夏德做教授，洪业1917年在哥大做硕士论文时，就不会见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而令他发奋博览群书，发表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春秋左传》著作，同时意识到若要掌握那些浩如烟海的资料，须先替相关古籍编索引。事情又那么巧，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洪业恰好在场，得以利用其资源实现他多年的夙愿，泽被数代中外学者，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轨迹。
洪业在我心中的印象没有随时间流逝而变得模糊，反而因对他理解变深而更清晰。近年德裔美国富翁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创办的博古睿研究所和北大哲学系建立了合作关系，北大授权该所修复燕南园54号作其中国中心，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博古睿的中国团队发现该楼原来主人居然是终其身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洪业，为此段历史与修复过程拍摄了一部有趣的纪录片，并邀我和朗诺参加去年三月的挂牌典礼。
侯仁之、张玮瑛、陈毓贤、艾朗诺，1995年于北大燕南园。
朗诺和我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时曾访燕南园54号，因洪业托我们看看他故居后院心爱的藤花是否尚在。藤花已被砍，楼内住了数户人家，我们在门前拍了张照片带给他看。那一趟恰巧朗诺的老师方志彤把藏书捐给北大，朗诺搬运有功，周培源校长夫人在临湖轩请吃晚饭，席上有图书馆副馆长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庄、冯友兰的侄女中文系冯钟芸教授等。临别时梁思庄悄悄对我们说，北大图书馆很缺1960年至1980年间的社会科学书籍，不过赠书最好先寄书单给她。第二趟访燕南园54号是1995年，为洽谈《洪业传》出版事宜到北大，在洪业学生侯仁之教授与其夫人张玮瑛陪同下到了洪业故居，楼内仍住了数户人家，在门前又合拍了张照片，摄影人是该书编辑张弘泓。那时我感觉是把洪老先生的灵柩带回了故乡。2024年3月北京之行我们不但有机会和张弘泓重聚，还见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洪业传》的编辑孙祎萌、洪业英文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中译者曾祥波教授，并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办的讲座上，结识多年搜集洪业旧书的吴景键教授，与数位整理北大校史的学者。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踏入燕南园54号，在新辟的展览室看着老照片，感触良多。多少当年大家争得你死我活的事端已被时光淘尽，所谓“水落石出”，潮退后一座座曾被淹没的岩石屹立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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