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国家公墓，举行“纪念巴丹死亡行军84周年”活动。他们总算想起来，自己也在战场上也曾经有过被日军疯狂虐待过的记录。
西方历史学家曾经将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并称为“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在美国有几百种回顾和研究这项战争罪行的书籍，其中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活着回家：丹巴死亡行军亲历记》最为著名。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的10个小时之后，白宫还慌作一团之时，日军向菲律宾美军的基地，展开全面攻击。
此时的菲律宾，由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坐镇，拥有战舰45艘，飞机200余架，两万多美军，十一万菲军。
面对美国这位赫赫有名的远东上将军，日本派出了中将本间雅晴，其主力部队为日本陆军第14军，下辖2个师团，1个旅团。负责支援部队是海军第3舰队和第11航空舰队及陆军第5飞行集团，共拥有各种类型的作战舰只43艘、飞机500余架。
进攻菲律宾时，日军完全复刻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方式，日军战机连续对美军克拉克空军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机场上整齐排放的18架B-17飞机以及55架P-40式飞机炸得支离破碎。
连续3天的空袭，日军基本上摧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美军亚洲舰队不得不仓皇南下逃往爪哇海。
与此同时，日军于12月10日、11日、12日分别在阿帕里、维甘和黎牙实比登陆，占领前进机场，向马尼拉方向挺进，仓促招架的美菲联军根本挡不住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
麦克阿瑟一无空军二无海军，只好放弃拒敌于海边的计划，将部队撤退到马尼拉附近的巴丹半岛，并在仓促之间，建立了两道防线。
1月10日，本间雅晴开始进攻巴丹，这个仅有25英里长，20英里宽的小半岛。由于实力相差悬殊，美菲联军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要塞都遭到失败。
1942年2月2日，麦克阿瑟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C.Marshall)，表示美菲联军无法守住巴丹半岛，必须认真考虑从菲律宾撤离的事宜。
最终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安排下，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总统奎松等高层安全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在撤离前，还命令乔纳森.温莱特（Jonathan M.Wainwright)少将和爱德华·金（Edward King)上校率领剩余美菲联军继续战斗。
但是，麦克阿瑟撤离时并没有向二人说明美国军方的决定是放弃菲律宾，反而告诉他们可以在要塞等待后续的支援，并希望两支留下的守军互相支援。
狭小的半岛，粮食、补给都是大问题，更麻烦的是战争带来的疟疾和痢疾。再加上日军的疯狂进攻，巴丹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4月8日，美军前线指挥爱德华·金意识到再也无法组织起抵抗，他和温莱特少将先后向日本14军司令本间雅晴投降。
本间雅晴下令，将所有战俘转移到110千米之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同时命令处决不能坚持走到战俘营的人。就是这道简单的命令，让美菲联军创造了惊人的死亡率，并在转移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美国陆军上尉科米蒂·雷（Kermit Lay)在他的回忆录《The Bataan Death Murch: World War Il Prisoners in the Pacific》，回忆道：
日军胁迫所有美菲俘虏在开始“行军”前接受搜身，“他们把我们拉到稻田里，开始摇晃我们。我们大约有100人，所以要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需要时间。每个人都翻出口袋的里侧，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前面。日本鬼子拿走了珠宝，还打了我们很多耳光……”
在投降前美菲联军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物资储备，这导致了联军普遍健康状况糟糕。
作为被俘美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温莱特将军作为当时被俘美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他亲身体验了“巴丹行军”的整个过程。他回忆说行军大约开始于4月15日，日军把他和他的部下分成每组约1000人的小队，扣押在巴兰加（Balanga)和马里韦莱斯（Mariveles)两地。
温莱特表示“巴丹行军”的过程随后便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沿着巴丹半岛北上，前往圣费尔南多。到达圣费尔南多后则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军，乘坐货运列车前往奥唐奈战俘营。
温莱特将军将整个过程概括为：“这是永远无法忘记的野蛮行径，日军把我麾下患病和受伤的部下都集中起来，强迫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徒步行军……日军就像驱赶牛群一样，把俘虏赶上火车……日军选择的战俘营没有饮用水也没有食物，上千名战俘只能从泥泞的泥沼里取水喝”。
温莱特回忆说，“沿着巴丹撤退的士兵身体都非常糟糕，甚至连最轻微的工作做不了……医生们都说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瘦弱的人”。
对于美军中上级军官，日本军队的态度还算比较克制。这是因为日军希望日后能将温莱特等人用于作对美谈判得到筹码，并且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取美国情报。
然而，基层士兵则没有那么幸运了，等待他们的是日军没有底线的虐待和杀害。美国士兵尤金·博伊特（Gene Boyt)的回忆描述一日军看守经常要求战俘们在炎热的中午赶路，并且会故意让战俘们在有水井的地方停下休息，“一旦有人向水井跑去，日本看守就会用刺刀捕他，并丢进水井，日本人称其为‘水刑’。这种‘水刑’几乎把我们每个人都要逼疯”。
在进过程中，跌倒、拒绝回应问话的战俘，一律会遭到日军残忍对待。在此期间，日军不仅不提供饮食，而且禁止战俘自行获取食物，自行获取食物和水的战俘多数惨遭日军杀害。
士兵阿尔弗雷德·布尔戈斯（Alfred Burgos)是个美菲混血儿，他就回忆：“为了与菲律宾人区别，在场的美国人被要求走在街道的右侧，而左侧则是菲律宾军队。我多次被误认为不是菲律宾人，然后被拉出来并加入美国队伍，当然我在那里被打了很多次。
也有士兵的的回忆录写道：“汉克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有个日本兵用刺刀指着汉克喊了几句日本话，然后朝他虚弱的身体连扎四五刀。鲜血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是没多久，失血过多的汉克再次倒下，被日本兵射杀”。
负责押送的日军官兵根本不把这些战俘当人，为了保证战俘队伍的行军速度，负责押送的日军官兵每天早上对行动缓慢或掉队的战俘伤病员采取“突然袭击”。
为了让他们尽快往前走，负责押送的日军官兵把伤病的战俘从行进的队伍中拖出来，灭绝人性地用枪托和指挥刀敲打战俘们身上的溃疡创面，用这种办法把伤病的战俘赶着向前走，很多伤病的战俘就这样死在了日军官兵的折磨下，或者因行动迟缓被日军残忍杀害，或者死在行军的路上。
由于日军变本加厉的迫害，这段110千米的行军，成了尸骨铺就的死亡之路，共有1.5万民战俘死于行军途中，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巴丹“死亡行军”。
由于无法忍受日军的折磨，一些美军战俘尝试冒着巨大的风险逃离菲律宾，而这正是这些成功逃生的士兵使得美国方面得知“巴丹行军”暴行的发生。美国空军少尉威廉·戴斯（William E.Dyess)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他是较早将暴行真相告知美国官方的幸存者之一。
跟戴斯少尉同时逃出菲律宾的还有凯文·麦考伊等三名美国军官，他们成功从卡巴那端战俘营逃生，随后把他们在“巴丹行军”途中以及在战俘营中遭到的虐待告诉了接应的美国官员。
麦考伊提及在他们逃出战俘营之前也有其他战俘尝试逃离，但是没有成功，日本守卫将抓回的俘虏斩首，以此警告其他战俘不要逃跑。与戴斯少尉一起逃出战俘营的美军俘虏则揭露了日本如何敷衍国际救援并掩饰虐俘暴行的存在。
他说，“日军挑选身体状况最糟糕的战俘释放，这些人经常运到战俘营的门口就因为重病死去了……只在国际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来检查，日本看守就会准备一些所谓的战俘伙食并且只允许调查人员视察厨房”。
可笑的是，美国政府对于公布“巴丹行军”暴行的真相，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态度和做法。当时，美国的策略是“先欧后亚”，对日作战并非美国战略重心，关于美菲联军在菲律宾战役失利的消息一度受到严格审查。
直到后来，随着欧亚战场局面的变化和暴行在国内的意外曝光，美国才转变策略，逐步采取措施，公开“巴丹行军”暴行的真相。
1943年12月22日，美国空军少尉威廉·戴斯因为空难意外离世，由于他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保密协议中不包含当事人离世后是否公布“巴丹行军”真相的条款，他的家人决定立刻向外界公布他在菲律宾遇到的暴行。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戴斯去世一个多月后，刊登了戴斯的故事，日军的暴行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政府也因为延迟公布真相的行为招致了民众的批评。
美国国内不少人依然相信日本人是善良的，然而发生在南京、香港、丹巴的事情，证实了日本的虚伪和谎言。
在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公开“巴丹行军”暴行，并且彻底扭转舆论风向之后，日军的暴行立刻成为了宣传对日作战的有力武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鼓舞美国军民继续与日本作战。
1944年10月26日，美国军方邀请“巴丹行军”暴行的幸存者为B-29轰炸机执行对日轰炸造势，并配上了幸存者与B-29轰炸机引擎的合影，引擎上贴着“2200匹马力与英雄的力量”，报道说这名巴丹归来的英雄赞扬了这款轰炸机的战斗表现。
1944年底，在美国公布新一期战争债券时，“巴丹行军”暴行便成为了政府投放债券广告的配图。这则广告的宣传语是“比珍珠港更值得我们铭记”，同时配有日军在行军途中殴打美军战俘的插画，下面则配有广告词“我们要给这些狂热分子上一堂课，让他们也记住自己做了什么。
1953年，美国国会创建了科雷吉多-巴丹纪念委员会（The Corregidor-Bataan Memorial Commission)，开始“研究调查，位置和安装在科雷吉多岛的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和使用科雷吉多岛作为纪念菲律宾和美国士兵，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服役期间丧生”。
1962年开始，美国与菲律宾在“巴丹行军”暴行的起始地设立纪念碑，纪念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岛战役以及随后发生的虐俘暴行中死去的美菲士兵。
菲律宾总统费尔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E.Marcos)在他的著作中将巴丹和科雷吉多岛战役纪念碑形容为“一个为了纪念美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的自由联盟而设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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