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养老八年（724年）正月廿四，24岁的首皇子在藤原氏拥立下即位，这就是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此时，距《大宝律令》颁布仅二十余年，律令制国家框架初成却危机四伏。《续日本纪》卷九记载其即位诏书：“朕以寡味，嗣守鸿基……政道未洽，黎元多难”，字里行间透露出年轻君主对时局的清醒认知。其父文武天皇早逝，母亲宫子夫人因藤原不比等之女身份，使皇室与藤原氏形成微妙共生。日本学者坂本太郎在《日本史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版）中指出：“圣武朝前期实为藤原四子（武智麻吕、房前、宇合、麻吕）的共治时代”，这决定了天皇亲政之路必然充满荆棘。
神龟二年（725年），圣武天皇罕见地行幸纪伊国。《万叶集》卷六收录他在途中创作和歌：“潮满珠可拾，月明船可回”，这被江户时期国学者本居宣长在《玉胜间》等著述中解读为“天皇对自由理政的隐晦向往”。
佛教在圣武朝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天平十三年（741年），天皇颁布《国分寺建立诏》：“朕欲赖三宝之灵威，镇护国家，救济群生”。诏书要求各国建立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与国分尼寺（法华灭罪寺），形成覆盖全国的官寺网络。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1978年发掘报告显示，各国分寺遗址规模远超地方豪族寺院，如武藏国分寺金堂基坛达26×16米，显示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
据《续日本纪》卷十五记载，天平十五年（743年）十月十五日，圣武天皇在近江紫香乐宫发出震撼历史的宣命：“朕发弘愿，奉造卢舍那佛金铜像一躯……使天下百姓共沐佛恩”。这尊后世称为“奈良大佛”的铜像，耗铜约500吨，镀金用金约440公斤，据《东大寺要录》记载，仅铸造阶段就动用了260万人次。我此前去奈良看这尊大佛的时候，又想起美国艺术史家约翰·罗森菲尔德在《日本佛教艺术》中评价：“此工程的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宗教意义，是将皇权、佛法、民生凝结为一体的视觉巨构”。
值得注意的是圣武天皇的宗教包容性。正仓院北仓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收录了天皇亲笔抄写的《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等不同宗派经典，其中夹着写有“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的纸片。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教授熊谷公男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论》（塙书房，2001年版）中指出：“天皇并非单纯的佛教徒，而是将佛教作为‘普遍真理’来支撑律令国家理念”。
730年代开始的天花疫情深刻影响了圣武朝政治。《日本灵异记》记载：“天平七年（735）疫病大发，道途死者无数”。《续日本纪》卷十五统计，738年畿内地区死亡率达30%，连藤原四子中的三人也相继病逝。这场灾难削弱了藤原氏势力，客观上为天皇亲政创造了条件。1971年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在平城京遗址出土的木简上发现“防病符咒”字样，印证了当时民众的恐慌。
圣武天皇在位24年间迁都五次（平城京→恭仁京→难波京→紫香乐宫→平城京），被后世诟病为“彷徨的天皇”。但现代考古发现改变了认知：2002年恭仁京遗址发掘显示，其宫城区域规划比平城京更符合《周礼·考工记》的都城理念；2010年紫香乐宫遗址出土的“甲寺庄”木简证明，这里曾是铸造大佛的后勤基地。京都大学教授田中史生在《迁都与古代国家》（吉川弘文馆，2015年版）中提出新说：“迁都是为摆脱平城京旧势力网络，同时通过营建新都强化天皇权威”
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关系是理解其统治的关键。光明子作为藤原不比等视的女儿，本是藤原氏掌控皇权的棋子。但《扶桑略记》天平元年（729）八月条记载了惊人事实：“立夫人藤原氏为皇后，自开辟初无此法”——这是日本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身的皇后。美国的日本史学家琼·R·皮戈特在《日本王权》中分析：“这看似藤原氏的胜利，实则是圣武天皇的政治运作，通过将外戚地位制度化来平衡其他豪族”
日本皇室内部总是充满悲剧的。圣武与光明子所生皇子基王未满周岁夭折，《万叶集》卷三收有天皇哀歌：“此子如露水，消散在清晨”。此后皇女阿倍内亲王（孝谦天皇）成为唯一子嗣，导致皇统危机。正仓院藏《天皇宸仪日记》残片中，有“昨夜又梦基王”字样，透露出父亲的伤痛。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圣武天皇在位期间积极推与邻国大唐帝国的交流。733年派遣多治比广成为遣唐使，归国的玄昉带回《开元律》等法典，吉备真备携回《唐礼》130卷，直接影响日本律令修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据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圣武天皇在诏书中写道：“朕造东大寺，经十余年……欲请戒师”。754年鉴真抵达奈良时，天皇已退位但仍以“太上天皇”身份授其传灯大法师位。
如今正仓院的珍宝是圣武朝文化政策的结晶。北仓藏“国家珍宝帐”记录着天皇遗物：“屏风一百叠、乐器五十具、唐大刀六十口”。其中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金银平文琴等器物，体现着唐朝工艺与日本审美的融合。英国学者威廉·瓦特在《正仓院：丝绸之路的终点》中指出：“这些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圣武天皇构建‘国际性皇权’的物质证明”。
天平胜宝元年（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女儿阿倍内亲王。《续日本纪》卷十七记载其退位诏：“朕闻代去代来，天常之道……今省万机，归仁让”。退位后天皇号“太上天皇”，移居平城京郊外佐保宫，但仍在幕后发挥影响。天平胜宝四年（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仪式上，退位已三年的圣武上皇与孝谦天皇、光明皇太后共同出席，《东大寺要录》描述：“道俗千万，感动涕泣”。
晚年的圣武天皇潜心佛法。正仓院藏《圣武天皇宸翰愿文》中有一段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二日的文字：“朕今年五十有六……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当月廿一日，这位历经沧桑的天皇在佐保宫薨逝。六天后，光明皇后将其遗物献纳东大寺，《国家珍宝帐》结尾处有皇后亲笔：“以此追福，奉资冥助”，为天平时代画上哀伤的句号。
圣武天皇的统治充满矛盾性：他既推动佛教国教化，又在《养老律令》中强化神祇制度；既依赖藤原氏，又通过迁都削弱其势力；既向往唐风文明，又在《风土记》编撰中强调本土意识。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在《日本文化史研究》（弘文堂，1924年版）中评价：“圣武朝是古代国家的完成期，也是贵族政治萌芽期”。这位在乱世中寻求佛法与王权平衡的天皇，最终在东大寺大佛的注视下，成为日本由古代国家转向王朝国家过渡期的重要坐标。（2026年4月23日写云南沧澜拉祜自治县拉祜音宿8106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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