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请示：表象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 何兰生|何兰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基层常有这样的说法：若要事情办不成，就多请示；若要免责，就层层汇报。也有人说，过度请示是向上甩锅，是不担当，是不作为。还有人说，表象上是基层的免责心理，根子上是上面问责泛化。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问题的产生到底是谁的问题？过度请示汇报的一方肯定有问题，但被过度请示汇报的一方就没有问题吗？或者说，双方都有问题，只不过，谁是主要问题？谁是次要问题？

其实，“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这句话一针见血，直击问题本质。

问题的逻辑是清晰的——表象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有的是源于对规定的过度执念。

严格执行规定是工作的基本要义，这肯定是对的，但如果过度执念就失去了规定设置的本义。

现实中常有这种现象，一件事不管出没出问题，哪怕事情办得好，给地方和群众带来了利益，但上级问责首先看你程序有没有问题，是否上过会？是否请过示？是否公过示？合不合本级和上级的有关规定？

有的基层单位，之前为了表示自我要求高，常常自我加压，出台的内部目标甚至超过上级的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情况变化，虽没有完全达成自己定的目标，但也还在上级要求的范围内。问责方认为，那也不行，你没完成自己定的目标，也要问责。如此一来，你的工作主动性和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不就是给自己埋了个雷吗？不是给自己带来了困扰吗？起码你要承认错误，马上整改吧？

其后座力就是，还不如当初不给自己压担子，不搞自选动作，原原本本按上级的任务要求落实就是了。何必呢！干成了也就是实现了自己定的目标，不见得有功，干不成或者干不到位，就是落实不力，就是没完成任务，还有过。吃力讨不了好，还犯错，真何必！尽管这活原可以不干，不干反而不用被问责。

有的是源于对程序的过度执念。

按程序办事是规范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程序失序导致工作偏差的重要保证，但如果对程序的执着到了偏执和机械的程度，就有违程序设置的初衷。

比如，为保护单位和集体财产安全，程序要求大额资金变化要上会研究。其本意是指大额支出要上会研究，但由于规定笼统，理论上也包括大额收入也要上会研究。按这个程序，不仅不合程序花钱违规，不合程序挣钱也一样有错。即使这收入合法合规，也是常规经营、例行业务，只不过是数额大一点，这本来是好事，表明业务扩大、效益提高了，但问责方指出，这笔大额收入签约前为什么没有上会研究？违反了你们自己定的程序要求。

你可能会说，难道要开会研究这笔钱能不能要？或者研究决定不要这笔钱？既然这笔收入一切合规，为什么还要开会？如果开会就是决定要这笔钱，你本来就是经营单位，还有不要合规的钱的道理？既然答案是预知的，合规的钱肯定得要，那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开会是为了避免经营风险和廉政风险，那也是普适要求，对任何一项业务都一样，而无需专门对这一项业务开会。但不管怎么辩解，问责方始终是那句话：你们没开这个会，就是决策瑕疵。

如果这样的收入大单一年没几个，开几次会研究一下，还不难，但如果这样的大单天天有，每天还有好多个，那怎么办？都要开会研究？那生意还做得成吗？但可能有人说，生意做成了，钱是公家的，不开会研究，责任是个人的。

有的是源于对请示的过度执念。

请示和汇报、开会研究，本来都是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必不可少。但制度体系赋予了不同层级不同的权力和责任，而且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彼此相当，过于强调一个，都不符合制度体系的精神，也有违辩证法。

有的人屁大的事也请示。不排除有避责心理。一旦请示了，责任就是上面的，如果不请示出了问题，责任就是自己的。为什么不担当点呢？问题是，不请示有功不赏，有过必罚。因为不合程序首先有错，即使有功，也不能以功掩过。所以，基层不请示，后果很严重。

遇到个别自私的领导，如果你请示了，事情办好了，成绩是领导的，你只是落实领导的思路和要求，事情没办好，则是你落实出了纰漏。如果不请示，他则会说，不请示办好了也无功，这次没出错，不表明下次不出错，这样的先例不能开，即使这次你侥幸把事办好了，也是落实我以前的要求和指示。事情办砸了，则是妥妥的问题，既违反程序，也耽误工作，他还会事后诸葛亮地说，如果你事前请示了，我肯定不允许你这么干，我一定会指导你把事办成、办好。

不能只有请示汇报，而没有权力，也不能只有权力，而不用请示汇报。权力范围外，该请示就请示，权力范围内，该担当必担当，即使在权力范围外，也有事急从权的空间。紧急情况下，办好了可作为创新经验，进而完善制度体系；办坏了，也要包容，毕竟当时情况特殊，还要予以安慰，毕竟敢于决断，也是一种担当。需要的是总结教训，为下次和别人探个路、试个错，起码不让自己和他人重犯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