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开铲车埋村民,拷问基层治理底线
文/叶雨秋
4月24日,据新京报报道,近日网络平台流传一段“山西代县水峪村村支书任某平用铲车推土,有村民被埋倒”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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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权威部门工作人员称,4月16日事发时被埋村民被及时救出,未受伤。
驾驶铲车的任某平曾于2005年至2015年担任在水峪村村支书,4月17日被警方刑拘。
当山西代县前村支书任某平驾驶铲车推土埋向村民的画面在网络流传,所有观者都在惊怒中发问:基层村干部何来如此底气,敢把公共权力当成泄私愤的工具,视村民生命如草芥?这起看似极端的个案,撕开的是部分乡村治理的沉疴旧疾:基层权力失控、扫黑除恶留盲区、家族势力把持村务的问题,至今仍在一些地方啃食着群众的安全感。
这起事件的细节处处透着权力失控的寒意。任某平曾担任水峪村村支书长达十年,即便已经离任,依然能随意调动工程铲车,在公共场合对持不同意见的村民下死手。若不是施救及时,一条鲜活的生命恐怕就要葬送在他操纵的铲斗之下。这般无法无天的做派,显然不是一日养成:十年村支书任期积累的资源与人脉,足以让他在地方形成“一言堂”的惯性,对反对者的打压恐怕早已成了日常,此次动用铲车不过是其跋扈作风的极端爆发。不少乡村地区,村干部长期任职、搞“家族世袭”早已不是秘密:选举时靠宗族势力拉票,上任后把集体资源当成家族私产,遇到反对的村民就动用手段威逼打压,普通群众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基层组织就成了少数人的“私人领地”。
这类恶行屡禁不止,恰恰暴露出扫黑除恶在基层依然存在盲区。过去几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了一大批横行乡里的村霸,但我们必须看到,有些地方的治理只扫了“面上的恶”,却没根除“滋生恶的土壤”。对于村干部的监管往往停留在“不出大事就没人管”的状态:日常村务公开流于形式,群众的举报投诉常常被“乡里乡亲的小事”为由压下,甚至有些地方的乡镇干部和村霸势力牵扯不清,成了后者的“保护伞”。就像任某平,十年村支书任期内不可能没有反对声音,不可能没有违规操作的痕迹,但直到他做出“铲车埋人”这样突破底线的事,才被依法刑拘,此前的监管显然是严重缺位的。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基层黑恶势力早已不再是打打杀杀的粗放模式,而是借着“基层自治”的名义把持村务,通过侵占集体资产、承揽地方工程完成“合法化”转型,隐蔽性极强,若没有深入的调查摸排,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民事纠纷”轻轻放过。
农村家族势力横行的问题,更是基层治理绕不开的痼疾。在不少宗族观念浓厚的地区,村两委选举本质上就是大家族之间的势力博弈,人口少的小姓村民根本没有话语权。选出来的村干部首先要维护的是本家族的利益,而非全体村民的公共利益:集体土地承包优先给自家亲戚,惠农补贴先给到本族人,遇到和外姓村民的利益冲突,毫不犹豫就拉偏架,甚至动用家族势力打压异己。这种“家天下”的治理模式,直接消解了基层法治的根基:法律法规在宗族势力面前成了摆设,公平正义在亲疏关系面前变了味道,普通村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久而久之,自然会积累下大量的矛盾和怨气。此次铲车埋人事件,本质上就是这种权力垄断逻辑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村里“说一不二”,自然会把敢于反对自己的村民当成“不听话的异类”,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手段清除“障碍”。
要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件,关键在于“除恶务尽”,真正把法治的根基扎到村一级。首先要把好村干部的“入口关”:坚决杜绝“带病参选”,对有前科、有群众举报不良记录的候选人直接剔除出名单,选举过程全程公开透明,严防家族势力操纵选举。其次要把日常监管落到实处:乡镇一级要定期对村级财务、村务公开情况进行审计,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反映集中的村干部问题要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绝不能“捂盖子”“和稀泥”。最后要持续深化基层扫黑除恶:不能把扫黑除恶当成“一阵风”的运动,要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对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百姓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要处理当事人,还要倒查背后的监管失职问题,打掉其背后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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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底线,就在于让每一个普通村民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用在宗族势力的压迫下低头,不用在跋扈的村干部面前噤若寒蝉。铲车埋人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基层权力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扫黑除恶没有终点,只有把监管的网织得更密,把法治的根扎得更深,才能让广袤的乡村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