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主体性：当代左翼的任务|主体性|否定性|左翼|翻译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主体既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可以由组织任意灌输的。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在无数人的生活中生产了分散而相关的否定性经验，真正的问题在于，左翼能否重新建设那些中介结构，把这些经验从私人受苦转化为公共判断，从局部愤怒转化为共同方向，从短暂同步转化为持久组织。"

旧世界崩塌之前：从分散主体性到集体主体性

作者:Jerry

自组织、历史经验与左翼的重新开始......

导言：问题不是要不要构建主体，而是如何使分散经验上升为集体主体

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今天左翼面对的主体性问题：主体既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可以由某个组织从外部任意灌输出来的。每个人都已经生活在某种主体性之中，只不过这种主体性通常是碎片化的、矛盾化的、私密化的，并且不断被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平台社会和国家叙事重新编码。

晚期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反抗的材料，恰恰相反，它在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持续生产痛苦、愤怒、羞辱、依赖、失序感以及对现存秩序的局部否定。但这些经验本身不会自动变成左翼政治。它们可能彼此隔离，也可能被右翼、犬儒主义、阴谋论和国家主义重新解释。因此，今天左翼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构建主体”，而是如何从人们已经存在的生活经验出发，把这些分散而相关的否定性经验识别、命名、连接、沉淀下来，使之从私人受苦上升为政治主体性，并进一步形成能够持续判断、互保和行动的集体主体性。

下面的讨论想做的，正是把这条链条尽量说清楚：主体性如何形成，为什么分散主体性可能上升为集体主体性，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当前时局下尤其紧迫，国家和革命历史如何完成这种上升，今天左翼为何在这件事上长期失能，又应当如何重新开始。

一. 主体性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

主体并不是一个预先完成、静静等在那里的人。感知需要被组织，记忆需要被组织，语言需要被组织，共同体也需要被组织。民族共同体不是天然存在的，阶级意识不是天然存在的，革命主体更不是天然存在的。主体性总要经过某种中介：语言、记忆、空间、组织、仪式、教育、叙事与历史危机。

因此，所谓“主体性的构建”并不是政治之外的一项附加工作，而是政治本身。谁能够重新命名现实，谁能够把分散经验放进共同语言，谁就更有能力生产主体。反过来，一个组织即便在制度上继续存在，在历史上仍占据一个名字，也可能早已失去重新命名现实、组织经验、连接群众和生产未来的能力。组织既可能是主体性的存储器、放大器和传递器，也可能成为它的坟墓。

这里尤其需要进一步区分：主体性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生活主体性，也就是个体在劳动、租房、债务、照料、羞辱、战争、迁移和日常生存中形成的经验结构。第二，是政治主体化：这些经验不再只被理解为私人命运，而开始被识别为某种更大的社会关系和支配结构。第三，是组织化的集体主体性：这种政治化经验进一步被稳定为记忆、判断、纪律、互保与共同实践，于是主体不再只是受苦者的集合，而成为能够行动、能够持续、能够把自身投向未来的历史力量。

二、为什么分散的个人主体性有可能上升为集体主体性:一个自组织的视角

分散的个人主体性之所以可能上升为集体主体性，并不是因为个体差异消失了，而是因为这些差异背后，往往是同一社会结构在不同位置上的局部投影。每个人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局部生活：工资、房租、债务、照料危机、平台算法、身份羞辱、时间被剥夺、未来感消失。但这些局部信号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背后常常来自同一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因此，个人经验虽然分散，却具有共同结构赋予的相关性；而集体主体性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相关性可以被识别、被放大、被组织。

如果借用复杂系统中的最简图景，那么这一过程有点像同步与极化的形成。Kuramoto 模型提醒我们，集体首先需要的常常不是意见内容的完全一致，而是进入同一政治时间的能力：不同个体原本有不同节奏、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进入政治的时机，但在持续耦合下，可能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时刻感。Vicsek 模型则提醒我们，宏观方向并不需要由外部预先灌输，而可以从局部相互作用中涌现。对政治而言，这意味着真正重要的不是给每个人塞进同一套内在意识内容，而是让分散主体在共同结构压力和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公共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组织的意义也就清楚了。组织不是替代个体经验，更不是把一个外在主体强行塞进群众内部，而是提高有效耦合，过滤噪声，重构连接结构，储存历史记忆，使原本碎片化、私密化的否定性经验能够彼此识别。耦合太弱，每个人只能困在局部经验里，愤怒无法连接成共同方向；耦合太强，则容易把组织退化为一致性机器，压扁地方性经验，传播集体误判。真正有生命力的组织，不是取消差异，而是在保留差异的前提下，把高维、异质、分散的经验压缩成一种可共同行动的低维公共空间。

三、当前时局：晚期资本主义正在同时生产否定性经验与主体性断裂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旧秩序日益失效、而新秩序尚未成形的时代。晚期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化、平台化、债务化、住房危机、照料危机、生态失序、战争动员和日常不稳定化，不断在更大尺度上生产共同的不安全感和否定性经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某种东西出了问题，却说不清问题究竟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生活正在崩塌，却无法把这种崩塌转化为稳定的政治判断。

过去十余年的许多社会运动都表现出这种张力：法国黄马甲运动最初围绕燃油税、生活成本和“社会对大多数人已不再运转”的强烈感受爆发；以色列 2011 年帐篷运动从住房昂贵出发，迅速扩展到交通、教育、托育等公共支持不足的问题；智利 2019 年抗议由地铁票价上涨点燃，很快上升为对不平等和社会不公的广泛愤怒；黎巴嫩 2019 年抗议则从税负和生活成本危机出发，转向对腐败精英和国家失灵的控诉；西班牙 indignados／15-M 运动也把失业、紧缩、公共服务私有化和政治腐败集中表达了出来。它们都清楚触碰到了住房、福利、物价、公共服务、腐败和代表性危机这些现实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种否定仍停留在对“现象层”的愤怒、对“政府失能”的控诉或对“公平分配”的要求上，难以稳定上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结构的共同判断，也难以提出能够持续组织群众、连接局部斗争并指向制度变革的现实路径。即便是像香港占中这样以民主与政治代表性为核心诉求的运动，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人们能够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既有秩序失去了正当性，却未必能够进一步把这种否定稳定转化为对更大社会结构的系统判断与长期组织能力。

问题在于，晚期资本主义又恰恰通过碎片化劳动、算法隔离、消费主义、身份竞争、媒体噪声和国家主义叙事，不断切断这些经验之间的联系。它一方面扩大了共同受苦的材料，另一方面又破坏了这些材料上升为集体主体所需的时间感、空间感和组织性。于是今天最常见的政治景象便是：人们普遍不满，但彼此不相识；局部愤怒异常强烈，但无法稳定为共同方向；痛苦日益普遍，却更容易被右翼更快地占有和翻译。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时局如此危险。极右翼、民族主义、战争与国家威权化之所以会重新上升，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更会煽动，更因为它们往往比左翼更快地占有那些被晚期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出来的痛苦经验：把生活危机翻译成仇外，把尊严损失翻译成国家主义，把无力感翻译成对秩序和强人的渴望。对左翼来说，真正紧迫的问题因此不是重复正确的批判，而是重新争夺对痛苦经验的解释权、连接权和组织权。

四、国家为什么强——因为它极其擅长组织共同体

国家最强的地方，往往并不在于它没有矛盾，而在于它能够把矛盾编排成共同体。它能把战争、宗教、美学、帝国、共和国、牺牲与死亡编进同一套叙事，把分散记忆组织成共同纪念，把复杂伤口整合为一种最低限度可持续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会压制和统治，更在于它会生产主体。

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的左翼正视。共同体不一定建立在纯洁一致之上，它也可以建立在共同哀悼、共同敌人、共同危机感和共同底线之上。国家当然会利用这种能力，把暴力洗成德性，把创伤美学化，把压迫纪念化；但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谁能够组织记忆，谁就更有能力组织共同体。左翼如果只会正确批判，却不能提出一种足够宽广、足够稳定、又不依赖国家与资本神话的共同体叙事，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力量。

因此，国家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因为它掌握军队、财政和法律，更因为它会在空间、仪式、教育、纪念与叙事中持续训练主体。它让人知道自己属于谁，为谁哀悼，向谁效忠，又把哪些痛苦视为共同体内部可以被承认的伤口。左翼若想与之对抗，就不能只停留在揭露国家的虚伪，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在不取消分歧和伤口的前提下，怎样才能重新组织一种不依赖资本与帝国竞争的共同体形式。

五、历史经验：私人痛苦如何被提升为政治主体性

如果说国家擅长把分散经验组织成共同体，那么革命也同样离不开把私人痛苦转化为政治主体性的实践。中国革命中的诉苦，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传播一套现成的口号，而在于把原本零散、私密、甚至带有羞耻感的苦难经验，转化为可共享、可比较、可归因的结构性认知。一个人原本只知道自己家里被抓壮丁、被地主逼债、被军政机器碾压；但在集体讲述中，这种局部经验第一次被放进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里：原来“我的苦”并不是我命不好，而是某种制度、某个阶级、某套国家机器造成的。

这种转化的关键，不在于凭空制造情绪，而在于对经验进行组织化的讲述。原本彼此分离的受苦经验，一旦在集体场合中被讲述、被对照、被反复确认，就会发生质变：私人记忆开始变成公共记忆，个体羞辱开始变成共同愤怒，局部遭遇开始变成结构判断。对于国民党战俘而言，这种机制尤其典型：他们原本可能只是被拉壮丁、被军纪压迫、被当作耗材，在诉苦和教育中，这些经验被重新归纳为对于旧政权、旧阶级关系和整个反动统治机器的认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战士”并不是天生存在的。它既不是单纯军事训练的结果，也不是一套口号的机械灌输，而是私人痛苦上升为政治主体性、政治主体性再进入组织化共同体的结果。

然而，历史经验之所以重要，不是为了让今天机械复制某种固定形式，而是为了让我们抓住这一提升过程的内在机制：个人经验只有在被组织地讲述、比较、归因、联结时，才可能从私人受苦转变为集体行动的动力。政治主体性的形成既不是纯粹自发的，也不是单纯灌输的；它发生在两者之间，在经验、语言、记忆、判断与组织之间。

问题因此就转向了今天：在不再处于革命高潮、没有大规模群众组织与集中政治动员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提升机制”还能以什么形式发生？第五节提供的不是可供复制的固定仪式，而是一条抽象线索：主体性之所以能被提升，是因为私人经验被组织成了公共经验；而第六节要讨论的，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平台化、碎片化、金融化的社会里，承担这种功能的中介结构究竟是什么。

六、历史经验给今天的启发：文化霸权、组织性与主体性提升的中介结构

第五节最重要的启发，不是让今天机械复制诉苦、政治教育或某种革命时期的高强度动员形式，而是让我们看清一个更一般的事实：主体性提升从来离不开中介结构。换句话说，所谓“文化霸权”和“组织性”根本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霸权并不只是观念传播，而是把一种世界观沉淀为群众的常识、习惯、道德秩序与日常生活形式；组织也不只是纪律和架构，而是使这种沉淀得以发生、得以保存、得以扩展的物质载体。私人痛苦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政治判断，不是因为它天然会指向真理，而是因为它必须经过讲述、比较、归因、确认和联结。没有这些中介过程，个体经验要么停留在沉默中，要么只能以抱怨、发泄、犬儒和碎片化情绪的形式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问题更加复杂。平台社会并没有消灭交流，反而在表面上让表达变得随处可见；但表达的激增并不等于主体性的提升，因为绝大多数表达既不被稳定地组织，也不进入持久的判断结构。前一段时间中美用户在小红书上的“对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原本彼此被国家叙事、媒体刻板印象和平台回音室隔开的普通人，突然在一个相对意外的数字空间里比较工资、房租、医疗、教育、失业、工作时间与生活压力。这个过程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天然就会导向某种正确立场，而在于它短暂地让许多原本被私密化、民族化和国家化处理的生活经验，重新显现出它们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许多被讲成“国情不同”“个人选择”或“民族特性”的问题，其实都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更普遍的住房、再生产、劳动、债务与未来感危机有关。

但这个例子同样说明，仅有“对账”还远远不够。没有更稳定的中介结构，这种经验比较很容易停留在惊讶、好奇、情绪释放或国家形象竞争上：有人把它理解成“原来美国普通人也这么苦”，有人把它翻译成“还是中国更优越”，有人则把它当成又一轮地缘政治奇观。也就是说，经验之间虽然接通了，却未必自动上升为对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判断；横向比较虽然发生了，却未必形成共同的政治语言、组织归属和行动方向。真正的左翼作用不应只是围观、点评或转发这些瞬间，而应当介入这种经验比较，把它推进到更高一层：把“原来大家都很苦”推进为“这些苦是如何被同一套结构生产出来的”；把短暂的共鸣推进为稳定的判断；把偶然的横向识别推进为可持续的组织联系。历史经验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提醒我们：主体性的提升不是自动发生的，必须有人去组织它、保存它、扩展它。

从这里就能看清，中介结构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抽象的“平台”或“舆论场”，而是那些能够把短时经验变成长时判断、把横向比较变成结构归因、把一时同步变成持久组织的具体形式：工会、社区组织、互助网络、工人教育、左翼媒体、读书会、基层议题联盟、照料结构、法律支持与地方政治空间。第五节和第六节处理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前者说明主体性如何被提升，后者说明这种提升为什么不可能只靠事件本身，还必须依靠一整套中介结构去承接、保存、扩展和再生产。左翼今天最大的弱点之一，恰恰就在于它越来越缺乏这种承接机制。

七、今天左翼的三重困境：为什么它没能做到

如果说第六节讨论的是在现实条件下主体性提升所需要的中介结构，那么今天左翼的真实问题恰恰在于：它越来越缺乏这些结构，或者即使形式上保留了一部分结构，也失去了它们原本应有的主体生产能力。于是，许多本来可能成为政治入口的经验比较、局部愤怒和短时同步，要么迅速散去，要么被国家主义、自由派改良主义、犬儒主义或极右翼更快地接管。

第一，是理论上的困境。有的人只是文本复读机，把历史材料和经典术语当成咒语，不进入现实；有的人则滑向完全学院化的“理论创新”，在概念内部打转，把语言的复杂当作政治的深刻。前者没有问题意识，后者没有现实感。二者共同的问题是：理论脱离了组织和群众，最后只能在学术、媒体或小圈层内部循环，无法抓住像“小红书对账”这样的现实瞬间，把它翻译成更大的结构判断与组织任务。

第二，是实践上的困境。有的人根本没有群众组织，因此当群众运动真的来临时，只能当评论员，跟不上形势；有的人则在阶级矛盾不够尖锐、组织基础极其薄弱的地方盲动，企图用意志去提前制造历史时刻，结果不是孤立自己，就是把还未成熟的力量推向损耗。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立场是否正确，而在于能否在历史尚未打开窗口时，长期、耐心、隐蔽地积累关系、经验和组织，并在机会出现时把短时的经验接通成长期的政治能力。

第三，是组织上的困境。说到底，今天大量左翼问题的底层事实就是：没有组织。或者只有名义上的组织，没有真正能够存储经验、保护成员、协调行动、生产语言和再生产自身的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时间感；没有时间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主体。群众愤怒是真实的，但愤怒本身不等于政治主体；平台时代、碎片化社会和金融化生活世界，只会让这种断裂更加严重。第六节那个例子所显示的，恰恰是今天左翼最尴尬的处境：人们开始比较、开始意识到问题，但左翼往往既不能及时进入，也不能把这些经验稳固为自己的语言和结构。

八、先锋队，或者说主体生成的基础设施：对先锋队理论的重新理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锋队，或者说列宁式的政党，如果今天还有意义，它也不可能再是一些人理解的“真理垄断者”或未来国家的预演。更准确地说，今天真正可能有意义的先锋队，必须被重新理解为一种主体生成的基础设施。它不是替群众发言，而是帮助群众建立说话、判断、组织和治理的条件；不是垄断方向，而是维持经验、技术、后勤、教育、协调和互保的连续性；不是把自己做成未来国家的缩影，而是做成新社会中介结构的催化器。这样理解先锋队，并不是放弃组织、放弃纪律或放弃方向，而是拒绝把先锋队理解为脱离群众经验、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真理机关。

这种经过修正的先锋队理论，至少同时承担四种职能：重新命名现实的宣传者，维持共同生活和生产的建设者，存储经验与联结组织的协调者，以及面对法西斯和国家暴力时最低限度的互保力量。它既不能是空洞的宣传机器，也不能只是小圈子的秘密主义，更不能成为代替群众的主权者。它必须同时向下扎根，向外联结，向内存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先锋队才不再是群众自发性的对立面，而是自发经验得以上升、沉淀和扩展的组织形式。

从更抽象的角度说，今天左翼真正的任务，不应被理解为“寻找一个已经在那里等着被代表的人民”，也不应被理解为“把正确理论从上而下输送给群众”。更准确地说，左翼要做的是建设主体生成的基础设施：重新搭建那些能够让生活经验进入公共语言、让局部伤口进入共同记忆、让零散愤怒进入稳定判断、让暂时同步进入持久组织的中介结构。重新开始而不是去等待一个现成主体出现，而是为主体性的提升、维持与扩展创造条件。

九、反法西斯共同战线与工人自治：集体主体性的现实尺度

从更广的角度看，今天整个泛左翼最现实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反法西斯共同战线。这里“同盟”不是取消分歧，而是承认：在一个极右翼、战争和国家威权化不断升级的时代，左翼内部如果继续以纯洁性政治互相开除，乃至互相拆台，只会把整个社会主动让给法西斯。所谓“不割席”，不是情绪口号，而是一种最起码的政治成熟：在保留历史分歧、理论分歧和组织差异的前提下，维持共同底线与协作能力。我们未必立刻拥有一个统一的革命路线，但至少应当有能力围绕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反帝国战争、反国家威权化，形成最广泛的共同战线。

而这一切，最后都指向同一个落点：工人自治。工人自治不是一个浪漫词，也不是危机时刻才会偶然闪现的奇迹。它更像一种尺度，一种检验标准，一种未来方向。任何真正有希望的左翼政治，最终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劳动者能否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学会自己维持生产、照料、分配、教育、知识与决策？如果不能，主体性构建就会停留在口号层面；如果能，哪怕只是在局部、脆弱、反复受挫的形式中出现，它也已经预示了另一种世界的可能。阿根廷 2001 年危机中的 recovered factories 只是其中一个醒目的例子；类似的工人接管、工厂占领、自主管理与护厂经验，也在俄国革命初期、2008 年后欧洲若干危机企业、以及中国国企改革时期的劳动抗争中，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它们说明，劳动者并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在权威失灵、产权崩塌或旧秩序撤退之时，他们会反复显现出组织生产与维持共同生活的能力。

但也恰恰在这里，左派组织的角色才真正变得关键。左派组织不应取代工人自治，而应为工人自治创造条件。它的任务不是替工人统治，而是帮助工人学会统治自己：提供法律、财务、教育、技术和组织上的支持；在危机中帮助连接孤立工厂与社区、工人和消费者、地方互助与更大范围的政治网络；把零散经验变成可传承的共同记忆；在国家镇压、资本撤资和市场围困来临时，提供最低限度的防御、协同和持续性。如果说反法西斯共同战线是集体主体性最基本的防御形式，那么工人自治就是它最积极的生产形式。前者回答的是“我们如何不让世界彻底落入法西斯和战争”，后者回答的是“我们如何在现实中开始学习另一种共同生活”。

结语：重新开始，就是重建主体生成的中介结构

真正需要被重新建立的，并不是某种空洞的组织形式，而是主体生成的中介结构。主体既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可以由组织任意灌输的。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在无数人的生活中生产了分散而相关的否定性经验，真正的问题在于，左翼能否重新建设那些中介结构，把这些经验从私人受苦转化为公共判断，从局部愤怒转化为共同方向，从短暂同步转化为持久组织。

国家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因为它会统治，更因为它会生产主体。左翼之所以长期失利，也不只是因为资源不足，而是因为它越来越失去持续生产主体的能力。重新开始而不是先去寻找一个已经存在的“人民”，也不是凭空发明一个外部灌输的革命主体，而是从分散的生活经验出发，重新长出语言、记忆、组织、互保与自治的结构，使人们能够从自发的痛苦走向自为的共同生活。

参考文献与案例索引

1.Immanuel Kant, SEP: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Kant’s View of the Mind and Consciousness of Self”

2.Karl Marx,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heses on Feuerbach”; “The German Ideology”

3.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有关 intellectuals / hegemony 的部分）

4.V. 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第二、第四部分）

5.György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EP: “Georg Lukács”

6.Louis Althusser, “On the Young Marx”

7.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8.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9.Christoph Sorg, “Finance as a Form of Economic Planning”

10.Y.Kuramoto,Chemical Oscillations, Waves, and Turbulence

11.T. Vicsek et al., “Novel Type of Phase Transition in a System of Self-Driven Parti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