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祁泽宇

著名学者冯天瑜在文化史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其学术成果可谓著作等身，从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的《中华文化史》，到遗世之作《文化困知录》，以及研究中国文化无法绕开的《中华文化生成史》《中华文化词典》等，这些“大部头”让人仅是翻阅一二便能感到收获颇丰，足见其功底之深厚。文化史是冯天瑜学术生涯所关注的核心领域，“困知”源自《中庸》里的“困而知之”，冯天瑜引古言志，保持着数十年不改其志的学术专注。

时代背景与著述风格

冯天瑜投身文化史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密不可分，文化学在当时名噪一时，以冯天瑜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对文化的概念、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阐释，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字成果，这些文章大气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完成于21世纪的《中华文化史》《文化困知录》其厚重感不必多言，囊括了地域文化、哲学思想、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经济现象、科学技术、社会风俗等领域，这些文化内容充实了历史的细部，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中华文化史》《文化困知录》体现出冯天瑜著述的两种不同风格，前者一改学术论著晦涩艰深的话语风格，以流畅生动的文字和简洁明快的叙述引人入胜；后者以问题为导向，对历史语义、中华文化生态、明清文化、跨文化交际进行深刻追问，探索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在论说上，冯天瑜运用本色语言，自然、流畅、干净，大到哲学命题、政治思想，小到山川地理、历史传说，凡是读者目力所及，皆以不拘一格的笔法顺势而行。

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中华文化史》不囿于单一的“文化决定论”，提出了“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转变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的文化地理论；“地理环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的综合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社会心理诸特征……创制了富于东方色彩的，仪态万方的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态论。冯天瑜总结了中华文明的若干特征与社会结构，建立起纵横交错的文化史学科认知体系，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肯定了物质条件、地理环境对文化特征形成的作用。《文化困知录》的论述重点在于文化知识与文化伦理，二者环环相扣，前一部分的旁征博引显现出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围绕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文化特质、元典精神，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生态论”。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注重科学主义、追求自我价值的“工具理性”文化、“智性”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则是一种农耕文明孕育下的儒家“经验理性”文化、“德性”文化，它有着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中华文化强调恒久意识、中庸之道、尚农重本、安土乐天、世界和平，以及由此派生而出的自然主义生态观、人道主义文化伦理，它对于克服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生态环境、能源失衡、道德沦丧等物质精神问题，具有特殊的功效。基于此，冯天瑜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归功于“文化生态”，可见它是一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资源，并指向更具现实性、超越性的“终极关怀”。

在诸多文化活动中，语言活动最直接地体现着文化实践的本质，《文化困知录》所提倡的“历史语义学”正是对这一本质的确证。这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语言学、文献学上寻章摘句的能力，还需要对域外文化如数家珍。一般的语义研究通常从语法、句子使用的角度去理解语言，“历史语义”则注重从历史与语境中去探索语言。冯天瑜列举了“中国”“革命”“科学”“共和”等名词的知识考古，由最初词意到变革词意、再由外来词意到当今词意，细致考证、对比词的概念，阐明词汇间关联的传统文化观念，兼顾西学与传统的影响，将“历史语义学”扩充为“历史文化语义学”，对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跨文化视野

中日文化交际是冯天瑜长期关注的话题。《文化困知录》对日本文化的解读一针见血：“因为失却求善去恶的心灵追求，没有直逼灵魂的尖锐人生拷问，没有富于批判精神的终极伦理关怀，日本缺乏培育向善思想的历史文化土壤。”其对民族性格的揭示相较《菊与刀》的论述更深刻。但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系东亚圈的发源地，日本处于文化圈的被辐射区，仅就文字而言，日本全方面受到汉字文化影响，即便是后期反哺中国文字的日文西化创制，依然深植于中华文化。冯天瑜认为，中日的文化交往互为师生，我们必须克服“夜郎自大”与“百事不如人”的极端心理。

冯天瑜论说文化史的关键，在于建构合法性的学术语境，他没有囿于错失现代契机的“韦伯疑问”，而是立足于文明的内部视角，再度与新的时代对话。中华文化应当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主体，它存在于多主体、共在化、历时性的演化进程中，在生态、文化、传播等系统中具有不可争议的多样性。翻看《中华文化史》，可以看到整部中华文化史呈现的就是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农耕与游牧、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与交流，这样的结构使得中华文化活力十足。

《中华文化史》是在整体中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协调家国天下、天地人文各部分，揭示出中华文化的生命特质。《文化困知录》沿着这一思路，从文明价值的根源处寻找文化现代性的道路，并阐明其不断自洽的过程，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例如，随着经济产业结构向集约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劳心”的哲人之思与“劳力”的工匠之手将结合产生新的探求，发展出新的历史形态。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文明的心灵名片，研究文化史就必须把中华文化精神与千年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冯天瑜将其归因为“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绝机制”（环境因素）与中华民族没有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因素），这样一个既独立又包容的综合样态，保障了中华文明从远古到现代的自我保存能力。冯天瑜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探索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绪，他在《中华文化史》中提出“遵循历史运行轨迹所指示的方向瞻视前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对外文化交际曲折且痛苦，百年屈辱提示我们，若不深刻反思，中华文化仍有重蹈覆辙之危。可以说，大国崛起、国运昌盛与文化交流存在着必然关联，“文化研究”绝非闲谈。

文化既是历史的创造物，又是实践的创造者，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无数以文化为名的交流、交往、交融、交锋此起彼伏，中华文化史的成果由此实现了“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的统一”。如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正面临着历史与现实、世界与民族、现代与传统等多重课题，他们之间不是对立、不是割裂，更不是单选题，而是一种互补式的借鉴。如何平衡与协调？当代中国学人应作出贡献。

从《中华文化史》到《文化困知录》，在学术经验、学风家风、治学理念中，冯天瑜做到了言能践行，用学术实践的形式传承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