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北京大学红叶正红。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从文学院三三两两走出，仍在热烈讨论：钱玄同刚刚把一张写满拉丁字母的黑板拍得山响，说中国若想脱壳重生，非得“把象形的壳子敲碎不可”。这并非他第一次“点炸弹”，却一次比一次更猛。
追溯到1887年，钱玄同出生在浙江绍兴的旧式士大夫家庭。父亲钱福已年逾花甲，家学深厚，到小儿子这里却发生了基因突变。兄长们以《十三经》教他分阴阳，讲礼乐，可16岁的他却悄悄把长辫剪掉，让全村人惊掉下巴。剪辫那天是1904年农历三月，邻里窃窃私语：“这孩子怕不是疯了。”
火种来自两本禁书——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翻到“推倒专制”，少年血液像被酒精点燃，他合上书，第一句话就是：“清廷完了。”后来的道路由此拐弯。
1906年赴东京，他拜章太炎门下，学问没落下，脾气却学了个十成十。今文经学、音韵学、训诂学，他样样肯钻，但每钻一层，就对旧礼教多一份不耐烦。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记里写：“经学如盐，可佐味，不可当饭。”
1915年《新青年》创刊，钱玄同虽然不是发起人，却很快成为坐镇后方的“选锋”。稿件山一样堆在他宿舍，他挑剔得很，常随手圈一句“俗气”，扔进废纸篓。某个深夜，他给同窗周树人写信：“老兄，你不执笔，谁来吼？”那封信只一句劝，“毁屋也需先凿窗”。鲁迅后来回忆：“若非此言，一支笔或仍埋尘埃。”两人的对话不到百字，却敲开了《狂人日记》的门。
1917年至1919年，《新青年》读者突然陡增，原因之一正是钱玄同、刘半农的“王敬轩双簧”。一边假扮守旧老夫子，口口声声“白话亡国”；另一边化身年轻斗士，连珠炮还击。旁观者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但骂战热度直线上升。《申报》《晨报》乃至茶馆里，都跟着起哄。名声这东西，有时真是边吵边长。
1920年代初，钱玄同的“废汉字”理论成了饭桌上的辣椒。一场语言学讨论会上，他指着幻灯片，罗列楔形文字、希腊字母、罗马字母的演变，结论却很硬：“汉字停留在半山腰，非拆不可。”台下嘘声此起彼伏，一位老秀才拍桌子质问：“没有孔孟，如何为人？”钱玄同微笑反问：“古人也用竹简，你为何改用纸？”一句话让秀才噎住，场面热闹得像说相声。
同样热闹的还有他自设的“四十必死”闹剧。1927年，他40岁，居然在《语丝》策划“成仁专号”，提前给自己写讣告，还请友人配挽联。胡适写诗取笑他“肥头不倒”，鲁迅更毒辣：“作法不自毙，且待五十。”消息传开，好些学生买了白花前来吊唁，才发现“死者”正端茶请客，哭笑不得。不得不说，这种自黑方式，在保守年代简直离经叛道。
钱玄同除了“炸楼式”言论，其学术贡献也扎实。标点符号体系的定型、由右向左改为由左向右的排版实验、阿拉伯数字在报刊中的推广、简化字草案的手稿，都与他分不开。1930年教育部发布《简体字表草案》时，有21个字出自他的方案。许多读者并不知情，只觉得报纸好读了，看账本省事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情绪急转直下，却仍在课堂上保持幽默。本科生记得最清楚的一幕：讲到“平舌音”与“翘舌音”，他忽然模仿绍兴土语大喊“舍得舍不得”，教室里瞬间笑翻。笑声过后，他叹口气：“若国难当前，还分不出‘shi’与‘si’，怕是要吃大亏。”这种将时局与学问打包的授课方式，让学生直呼过瘾。
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钱玄同把所有藏书装箱，寄存友人家，自己却留在北平，理由简单：“我走了，这点灯火就灭了。”他体弱多病，仍奔波为被捕进步青年募捐。有人劝他自保，他摆摆手：“命短，书长，总得有人撑着。”
1939年1月17日凌晨，北平德医院的病房灯光骤暗，52岁的他因肺病并发症溘然长逝。守在病榻旁的学生回忆，老师最后嘱咐四字：“字要简省。”此言很可能是传闻，但听来却像他会说的话。
噪声散尽，遗墨留存。1940年，《文献》杂志发表悼文，称他“壮年为斗士，中年为学人”，同年，延安自然科学院收到了他生前为李大钊子女捐出的旅费。信封角落，一行小字：“路远，望达。”风骨可见。
回想旧影，钱玄同确实冲撞、怪诞，也足够勇敢。废汉字的设想没能落地，但他为汉字做的“减负”仍令人受益。至于“幽默教授”这顶帽子，倒像是历史送给这位倔强书生的一抹亮色，提醒后来人：批判可以锋利，表达也可风趣，而时代的城墙，总有人敢去凿第一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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