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无力时，就想想“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夜读|创造者|夜读|宇宙|客体化|客观化

有些时刻，人会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无力。好像很多事情早已被安排好，你只是其中的一环。

你可以努力、可以适应，但很难真正改变什么。久而久之，我们甚至不再追问：这些看似牢固的一切，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彼得·伯格提醒我们警惕：当人类亲手创造的制度、规则与角色，逐渐被当成“本来如此”的现实时，我们就忘记了这个世界原本是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改变的。

而“无力感”，在很多时候，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本文来源：《现实的社会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彼得·伯格

一、我们如何把“人造的世界”

当成“天然的现实”

物化现象表明，人会忘记自己是人类世界的创造者，并进一步忘记了创造者(人)与产品之间的辩证关系。显而易见，物化的世界是一个去人性的世界。人类在感受这个世界时就像在感受一种陌生事实。它仿佛是一个根本无法由人控制的外生事物，而不是源于人类自身创造性活动的内生事物。

一旦客观的社会世界建立起来，物化的发生就离我们不远了。社会世界具有客体性意味着人们把它当作外部事物来对待，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此时人类是否还能保有一种意识：尽管社会世界已经被客体化了，但它仍是由人所创造的，因而也能被人重新创造。

换句话说，物化可谓客体化进程中的一种极端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客体化的世界失去了它作为人类事业的可理解性。它被固定下来，成了一种非人的、无法人格化的、惰性的事实。

它造成的典型后果是，一个人和他所在世界的真实关系在意识中被倒转了。作为世界创造者的人被理解为世界的产品，人类活动则被理解为非人过程的附带现象。于是，人类的意义不再来自于一个生成的世界，而是来自于一个存在的世界，它是“事物本性”的产物。

二、物化不是现实本身，

而是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物化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更准确地说是人类世界在人那里的一种客观化形式。即便在物化的情况下，人也能继续生产世界，也就是说，人能够矛盾地创造出一种否定人自身的现实。

如果仅把物化概念限定在知识分子的心智建构物上，那就会犯错误了。在普通人的意识中也存在着物化，而且这种物化在事实上更具实践意义。另外，如果我们将物化看成对社会世界的原始非物化理解的对立面，将其视为一种误入歧途的认知，那也不对。

人不仅会把自己创造的世界当成“天然存在”，还会在这种误认中继续行动，从而让这个世界真的变得不可动摇。

相反，民族学和心理学的证据已经表明，无论是在物种发生学还是个体发生学的层次上，人类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都是高度物化的。这说明，要将物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式，至少需要在意识中先出现一种相对去物化的状态。无论在人类历史中还是个人生命中，这种状态都是较晚近时才出现的。

三、当制度被当成“自然”，

它就变成了命运

整体的制度秩序和它的各个部分都有可能被人们以物化的方式理解。社会的整体秩序可以被想象成一个小宇宙，它是上帝按大宇宙的样子造出来的。无论“下面” 发生了什么，都只不过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的苍白投影，而对单个的具体制度也可以依同样的方式来理解。使制度发生物化的一个基本“秘方”是赋予制度一种独立于人类活动与意义的本体论地位，各种具体的物化都只是这一做法的变异。

婚姻可以被物化成对神创活动的模拟、自然规律的普世规定、生物学或心理学力量的必然后果，或者就像常听到的那种讲法，是社会系统的功能性要求。所有这些物化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婚姻乃是一种发展中的人类产物。不难看到，物化既能发生在理论层次，也能发生在前理论层次。

于是神秘的宗教启示者就可以编造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所涉问题从最具体的人类事务延伸到神圣宇宙最偏远的角落，而一对不识字的农民夫妻在结婚时则可能带着一种对形而上的力量的敬畏来“物化”地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

通过物化，制度世界看上去与自然世界融合了，制度世界变成了必需的和命定的。人们就这样生活在制度世界中，至于他们快乐还是不快乐，那是另外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