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4日,白宫宴会厅的水晶灯刚亮起,基辛格举杯对盖茨轻声说了一句:“北京的重要性,你去了就知道。”这一晚,第三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完成宣誓,台下掌声并不喧闹,却足够庄重。

追溯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借“上海公报”结束了20余年的沉默。次年5月1日,北京东郊机场迎来一架挂着星条旗的专机,戴维·布鲁斯缓步走下舷梯,驻华联络处由此正式开门。那时基辛格私下对幕僚说,联络处“除了招牌不同,其余都按大使馆的标准办”。

三位主任的履历迥异。布鲁斯是老牌外交官,年逾古稀却行事不慢;布什出身政坛,更像活络的推销员;盖茨曾管过五角大楼,锋芒藏在西装内。共同点只有一个——到北京之前,他们对新中国只在档案里见过,却都判断这个东方大国正稳步崛起。

布鲁斯的任命由尼克松亲自宣布。老大使在巴黎、波恩、伦敦都当过“座上客”,谈起中国却常用“好奇”二字。初到北京,他几乎日夜写日记,语气严谨又带一点欣喜:“这里看不到乞讨,也难觅腐败的蛛丝马迹。街道两旁四排新栽的树,让城市显得沉稳而宽阔。”他参观郊区公社时,发现农户储蓄卡整齐码在玻璃柜里,不禁暗自揣摩,“或许这些样板挑选过,但自力更生的劲头是真实的”。

几个月后,他在北戴河疗养区遇到外地工人疗养,自掏半数伙食费即可住院看病,这让老外交家颇为动容,他写下:“制度或许严格,福利却确有其事。”

布什接班时是1974年9月。福特曾给他两条路——伦敦或巴黎,他却要来北京。理由简单,“亚洲局势以后全靠中美这条线”。上任一月,布什干了一件让随员惊讶的小事:骑自行车去外交部报到。有人打趣,他笑着回一句:“别让北京人只在海报上见美帝国主义者的脸。”从此单车成了他的移动办公室,妻子芭芭拉也一同上路。日记里写到一次街头小插曲:小贩递茶时说“客气啦”,布什回“谢谢”,双方相视一笑,他用英文补记,“两国人民之间的第一道篱笆,就是语言,但笑容能翻越。”

在北京那年多,布什几乎走遍了能批到参观介绍信的厂校。他在天津地毯厂看手工结线,感叹工人耐心;又在郊区中学听学生背《白求恩》,惊讶政治教育的深入。对政治家而言,他更留心的是对方公众形象。为此,他常自嘲是“联络处推销员”,力图淡化美国过去的侵略者标签。私下他也挑剔——称一些展示点“波将金村”,但始终认同一点:“新中国把穷国病治好了,只是个人自由仍不够。”

再看盖茨。他1976年5月进京,行李不多,心思却重。共和党选情吃紧,他判断自己坐不稳多久,于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旅行。南京城墙、杭州西湖、韶山故居,都留下他沉思的背影。在韶山,他对陪同人员说:“毛泽东少年时就会为天下设问,这一点在美国也算杰出学生。”稍显意外的是,这位前国防部长对“对话”二字常挂嘴边,“哪怕站在实力地位,我们也要学着同一个正在工业化的中国说话。”

三人都对中国领导人保持浓厚兴趣。布鲁斯分别在1973年5月和11月两次见到周恩来,又随基辛格拜会毛泽东。他在日记里形容周恩来“英俊、幽默,举重若轻”,评价毛泽东则用了“记忆惊人”与“兄长般亲密”这样的词汇。布什的运气更好,1974年见毛时得到一句“你一定要来见我”,1975年福特访华期间再见,毛对他调侃:“我们真不愿让他走。”布什后来告诉同僚,这句玩笑让他在北京冬夜里暖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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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处的职责之一是为两国贸易牵线。布鲁斯离任时,中美年贸易额已到10亿美元;布什推动的项目里,波音客机和小麦订单尤为显眼;盖茨任内虽短,却为随后的建交谈判做了边角清理。基辛格当年夸口“联络处实际就是大使馆”,并非虚言。

他们也不只报喜。布鲁斯在电报里提醒国务院,新中国在教育与宣传上用力极猛;布什坦言对方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令人闷气”;盖茨则注意到,当地方干部向他介绍成绩时,口径几乎一致,“这固然高效,但难免遮蔽真实面”。

1977年5月11日,盖茨轰鸣的座机离开首都机场。舷窗外,仍是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流。五年时间,三位美国主任以不同角度记录了新中国的剪影:有成就,也有棱角;有开放,更有自守。记录留在档案,却让后来者得以窥见一个时代真实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