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昨天朋友发来一则新闻：
这个话题我写过很多次，媒体用“再也”二字，我窥见了一种成年人对孩子终于无处可逃的快意和掌控欲。
无感考勤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需要你同意、不需要你配合、甚至不需要你知道。
这不是技术进步，这是一种僭越：
只能说，人类发明同意权、知情权、告知义务，花了几百年，且每一条都是用血泡出来的，核心精神只有一句：
任何对人的处置，必须经过这个人的知道与同意。
如此行径，把数代人的努力，碾作齑粉。
而且，这套系统的提供方，是一家参展的科技公司。
未成年人的人脸特征，是终身不可更改的生物信息。它会怎么存？谁能查？数据放在哪个服务器？运维人员的权限边界在哪里？泄露了谁负责？卖给第三方训练模型谁来追责？
如果真有校方采购，只是风险归学生，便利归校方，利润归公司罢了。
账，是彻头彻尾不对等的。
还有，这并不是学生失控催生了监控，是监控的野心、监控的胃口在自我繁殖。
它先以管住坏人为名建立起来，然后慢慢扩张到管住可能变坏的人，再扩张到管住所有人以防万一，最后扩张到管住一切，因为本来就该这样。
每一步都有充分理由，都有现实需求，且都让人无话可说。
你永远不知道此刻是否被看，所以必须时时刻刻假设自己正在被看。
久而久之，人对自由的感知能力本身会退化。
这才是最让我心寒的——自由不是被剥夺的，是被遗忘的。
一个从小学起就活在360度旋转摄像头下的孩子，等他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再有人跟他谈隐私、谈尊严、谈“人不该这样活着”，他可能会一脸困惑——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从小就这样啊。
那个时候，再多的论证、再厚的书、再激烈的呼喊，都唤不醒他了。
因为唤醒的前提，是他曾经知道。
而那些为恶者，正在亲手剥夺下一代作为人的权利。
还有，朋友发来了评论区这则评论：
潜台词是，你现在不是人，你是一个待加工的半成品，等你毕业、工作、成家、纳税、为社会做出可量化的贡献之后，才慢慢被允许靠近“人”这个身份。
这个逻辑不只用在学生身上。
农民工的任务是好好搬砖，不要恶意讨薪。
打工人的任务是好好加班，不要谈福报。
好像每一个群体，在被剥夺什么之前，都先被指派一个“任务”。
任务一旦成立，剥夺就顺理成章。
学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学生，任何人都有保有隐私的权利。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某所学校的一个学生，它假设隐私是一种特权，是要凭资格领取的奖励，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以此类推，最后你会发现，“配谈隐私”的人几乎不存在。
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比自己“更不配”的群体，然后心安理得地按住对方的头。
那你凭什么又觉得你可以被当成人？
他以为自己站在配的那一边。
他张口替监控说话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种隐秘的优越感：
学生不配，但我配，孩子不配，但成年人配，被监控的不配，但旁观监控的配。
他靠指认一个更不配的人，给自己换来一张临时的人籍。
可这张人籍，是谁发的？
不是他自己挣来的，是这套秩序暂时还没轮到他而已。
他不是在论证一个观点，他是在表态——表态自己已经接受了这套秩序，并且愿意成为这套秩序向下传导的一环。
他用“学生不配”换得一种安全感：
只要还有人比我更不配，刀子暂时就不会落到我头上。
托克维尔说过一句话，大意是：
当一个环境把所有人都变成同样无力的个体之后，邪恶的结构就再也不需要解释自己了。
每个人都是孤立的。
每个人都觉得还没轮到我，每个人都靠踩低别人换一点喘息——直到某一天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踩了，自己脚下就是悬崖。
他们在异化、侮辱、损害中形成无能自觉，认命地接受了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即合理等阉竖思维和顺势思维。
精神上自我阉割的人，不仅自己不举，还见不得别人挺立，会主动围剿、踩踏那些尚未被阉的人。
多么悲凉的一幕！他们没从这套系统里拿到一分钱，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自己很可能就是被监控的对象，却抢先一步把自己的同类按在地上，主动替施加控制的一方说话。
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鲁迅笔下的闰土，见到迅哥儿喊出那一声老爷，喊的就是无能自觉——他不是被谁逼着喊的，是他自己已经接受了“我和你之间，应该有这一声老爷”。
那一声“老爷”，比任何鞭子都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过类似的东西：
人会爱上自己的镣铐，因为镣铐替他承担了选择的重负。
反正我也做不到，反正我说了不算，反正我这种人配不上。
跪下不需要练，站着才需要。
于是他们认命地接受了——丛林法则，谁强谁有理。
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该有人被淘汰。
存在即合理，已经这样了就别叫了。
这是人之为人这个意义上的退化。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应该有权在某个清晨决定不去上学，他应该有权拥有一些未被记录的时刻，作为他将来回忆青春时的、唯一属于他自己的私产。
这些权利不是因为他“配”，是因为他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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