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丛书首部力作《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正式上架！|丛书|人间世|快件|快递|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北京南六环，马驹桥。这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日结民工，他们用最廉价的劳动力，托举起无数家庭的日常——快递、保洁、搬运、装卸……他们是城市运转的“隐形人”，却鲜少被真正看见。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商业街的十字路口，人们围绕于此，等待合适的活计。图源：中国新闻周刊

清华政治学博士丛瑞安，自2018年起，放下书本，走进马驹桥。他不再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他与工友们一起蹲在路边等活，一起扛起沉重的货物。几年间，那些等活时的焦灼、干活时的咬牙、收工后几块钱的一顿饱饭，以及偶尔闲下来发一会儿呆的片刻——马驹桥农民工的日日夜夜，就这样一页页留在了他的笔下。

今天，这部历时8年写成的《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作为“人间世”丛书首部力作正式上架。

书中，丛瑞安避开两种常见的写法：一种是猎奇式地描写他们的“特殊生活”，另一种是居高临下地评价他们——不管是歧视鄙夷，还是简单同情。他希望能比较客观、完整地呈现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同时结合相关的理论和讨论，帮助读者理解这个群体所处的社会位置。

正如刘瑜推荐的那样：“作者细腻、冷静，将惊心动魄藏在不动声色之处，带我们听到无声者的声音，看到隐形人的足迹。在充满‘丧’和‘戏谑’精神的当代年轻人里，我很高兴看到还有跳出自我、观察时代、记录时代的历史书写者。”

摘编自《马驹桥的时间》，有删减

文 | 丛瑞安

即使快件扔错了区域

也和我们的工资没什么关系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11月的京郊，气温已让人颇感寒意，何况这里又是个毫无遮拦、一马平川的地方。工作场地位于一个巨型的棚子之下，冬冷夏热，几扇敞开的大门时刻将冷风送进屋里。占地上千平方米的地面上，居于核心位置的是漫长的流水线，上面或快或慢地运送着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流水线两边是低头忙着分拣的打工者。他们站在流水线边上的隔间里，面对川流不息的流水线，身后是快件堆成的小山。

我被分到一个流水线边上的位置。第一项工作是挪动一些堆在一起的快件，但并不是搬运，而是从一堆快件上捡起，再向另一堆快件上扔。无论是水果、生鲜还是易碎品，受到的待遇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一个字——“扔”。扔得动就扔，扔不动，就搬几步路再使劲扔。长期工和管理者们看见了也并不干涉，他们也在扔，只不过扔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些罢了。挪完了这堆快件，我又被安排了“登山”的任务。一大堆快件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我的任务就是踩着堆成小山的快件，拖着一个装满快件的巨大袋子，爬到“快件山”的巅峰，解开袋口，将袋子翻转过来，将里面的快件倾倒在山顶，为这座“快件山”增添新的高度。踩着快件向上爬本已困难，拖着沉重的袋子向上爬更是一项挑战，而最艰难的则是在身体不稳定的情况下还要把沉重的袋子倒过来，这相当考验肩臂肌肉和核心力量，我能明显感到腰部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发出哀鸣”。

11月10日晚，某快递公司生鲜分拣仓一角。图源：经济观察报

如此工作良久，负责人终于过来让我下了“山”，把我派到流水线旁的一个由金属网隔成的工位里，塞给我一把扫码枪。流水线上的员工会把属于我这个工位的快件零散地扔过来或者成批倒过来，我的任务就是拿着扫码枪对着快件上的条码扫一下，再扔到相应的快件堆里。捡包裹，找到码，拿着扫码枪扫一下，发出“嘀”的一声，再用力把包裹甩出去。这样循环往复的流程，在那天上午的剩余时间里，我大概机械重复了1000多次，完全没有喝水和休息的时间。“登山”带来的身体疼痛，到了此时就更加明显了。同行的一位朋友比我身强力壮，一上午居然干了2000件。不过日结临时工是按天结算工资，干得快对我们的收入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干得慢可能会被赶走，工资也就不给了。按天结算工资的另一面是，即使快件扔错了区域，也和我们的工资没什么关系（除非总是出错又被抓到）。

领盒饭的时候，中介发现有一份盒饭始终没人来领，打听了一下才发现，有个临时工干着干着，借口出去上厕所，就再也没回来。大家推断，他应该是嫌工作太累，直接跑回马驹桥了。自然，他不可能领到一分钱的工资，已经干了的活等于白干，还要搭上路费回马驹桥。这看起来是赔本的买卖，对于收入本就不高的日结工而言，完全是不“理性”的，但是这种中途跑路的事情，在各种日结的工作场合中却每天在不断发生着。

下午1点，我们重新集合，开始工作。这一次我先被长期工安排到了一堆快件前，除了让我们像上午一样往另一堆快件里扔以外，还要求我们“搭墙”。“搭墙”是他们常用的说法，具体就是把箱体比较大的快件垒起来，垒成围墙，用来隔出不同区域，以分清不同堆的快递。干完这些，长期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是午饭以外一天中仅有的一次休息。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长期工把我叫走，让我往流水线上扔快件，以及干一些其他的杂活。在来回跑去干不同活的路上，借着有空，我问了这个长期工拿多少工资。他告诉我，新工人也能拿4000多元，他能拿5000多元（这是2018年的情况），这两天特别忙，但都没有加班费，他们都是计件工资制，具体工资怎么计算，他也不清楚。与我一起来的一个朋友打听到，这里的长期工分拣一件快递包裹给一毛钱，但是分错、弄坏一件要罚200元，因此即使干得快也并不会挣得太多。此外，这里的长期工也是12小时工作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

之后，我又被安排回分拣岗位，一直从下午2点分拣到晚上7点，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只有一次，我以出去上厕所为借口，跑到旁边的小卖部。小卖部开在铁皮房里，和建筑工地旁边常见的小卖部一样，简单的几个货架子上堆满了平价食物和各种日用品。我买了一瓶水，一口气喝干并休息了一会儿，这是我在这个下午唯一一次喝水。到了7点5分左右，我被安排在快递堆里“搭墙”，有两个和我同来的临时工从快递堆后面的路上走去集合，看到我还在干活，就催促我快点走，别管这些负责人。于是我大着胆子如翻山一般爬上快递堆，从快递堆的后面溜了出去，没有被负责人发现，算是万幸。

当晚回到宿舍时，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地点将近3个小时，但是我的神情颇为恍惚，看见屋里任何一个东西都像是快件，每一样东西都仿佛装在一个土黄色小纸箱里，或是贴着需要扫的条码。想稍微休息一下，一闭眼，脑子里也立刻涌现出数不清的快件，耳边时时刻刻都在回响着扫码枪的“嘀”声，头晕的感觉立刻涌了上来。过了两天，我自己的快件到了，拿到快件的时候，一下子又涌出恶心的感觉。

日结工对快递工作的普遍感受正是如此。不断受到斥责，不断被要求多干快干，不断被压榨出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长，这种缺乏尊严和外界精神支持的状态，既是各种日结工作的普遍状态，也是快递工作中由于独自一人高强度重复劳动而突显的问题。快递工作虽然工资相对较高，但常常“干一天要躺两天”，在经济上未必合算。而且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未必是能值回工资的。这也许就是快递招工少有人问津的主要原因吧。

还有不能干的吗，趁早走！

2021年最后一天，我在马驹桥街头找到了一份药厂的日结工作。此时，马驹桥街头和各种日结工微信群里天天都有招药厂临时工的信息。我选择了一个晚上8点到早上8点、中间管一餐、工资190元的工作。接送我们的车非常气派，是一辆旅游大巴，在那个时间段，每天都有很多辆这样装满临时工的大巴车从马驹桥发往药厂。

零工们将身着白色棉衣的中介团团围住，咨询招工细节。图源：经济观察报

大巴车在路上晃动着，夜色沉沉，我们这些日结工都睡了过去。突然，车停了，到了某个医药工厂集中的园区。我们被赶下车，在混乱中领了一件红马甲穿在身上，被中介催着赶紧往前走。园区的路口有几个卖鸡蛋灌饼之类的小摊，路边还挂着各种大横幅，大意是：临时工群体如果有纠纷去找劳务中介，不要找厂家，不要在这里闹事。走进园区，我们被一路大声吆喝着驱赶进了一个厂房，被不断催着穿塑料鞋套、脱外套、带手机带身份证、扔下瓶子、穿破破烂烂的布鞋套、穿绿色或者蓝色的肮脏的防尘服、穿戴好乳胶手套、发套以及口罩。在这大声粗暴的驱赶声中，我们做完一项项程序，涌进厂房。

在车间里，我被分配在一个流水线旁边，两个人一组。我的工作是插条，就是坐在流水线边的塑料板凳上，把抗原测试条插进抗原试纸底壳，然后递给和我配合的人，让他去盖上盖子并把成品推到流水线上。技术含量不高，也不费多少力气。我们先被培训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干活。我们面前摆着铁盘，铁盘里放着一堆测试条，手边是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核酸试纸的底壳和盖子。我们按照铁盘计算劳动量，但是我们的工资并不按劳动量给。计算劳动量的作用是找到谁干得慢，监工就会过去催促、监督甚至开除。至于干得好的，也基本没有奖励和表扬，除了一个监工说：“昨天干得最好的多给了10块钱。”

整个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就是各种长期工、线长、监工等人大声指责和催促的声音，虽然算不上震耳欲聋，却让人无法安下心来。车间噪音的主旋律是要求加快工作速度，这催促声从未中断，即使稍停几秒，又不知从哪里响起：“前面数条的已经没货了，你们十几个人还干不够人家一两个人干的吗？”“这两个插条大姐干得多快，你们这些男的还不如人家吗？”“流水线上没货了，你们快点放，厂家在看着呢！”“一晚上要有10万产量，你们前半夜干好点，后半夜就能不用干得太快！”“你们不能比别人差太多吧！”

图源：Unsplash

他们还很有管理的“艺术”。负责招工的中介说，这个工作可以带手机。进车间以前，他们也要求每个人都把手机带到车间里去。等到我坐下干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有人开门走进车间，手里托着个铁盘子，要求我们把手机上交。我们没办法，只能乖乖听话，一个个把手机交上去。交完手机，又工作了一会儿，突然有个人推开门走进车间，大声地问：“谁的手机丢了？”正当我疑惑：“我的手机不是交了吗，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丢的手机？”那人突然往前走了几步，揪出流水线上的几个工人。原来，他喊这句话是为了看谁摸兜。下意识摸兜的人，会被当作偷偷带手机的人，被搜一遍身。

终于等到吃饭时间了。我们被驱赶着出了车间，不让拿手机、拿水，直接排队被带到了食堂。监工们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催促着赶紧吃完就回去，让人想起养猪场开饭的场景，只不过猪们可不会规规矩矩地排队领饭。

我开始希望着自己因为干得不好被开除，开始策划着要不要直接跑路。如果不是身份证和手机都押在厂方，我可能已经跑路了。但是，跑路就拿不到钱了。虽然我并不缺这些钱，可我也想拿到劳动应得的报酬。回到厂里，重新穿上全套衣服，我内心纠结不定，心情烦躁到了极点。这时，一个女工拿着手机和身份证走出来，对伙伴说：“不干了！”“干不下去了，我要回去！”“厂方是按照小时结账给钱，干半晚上也能结工资。”听到这，我一瞬间就决定了。

我进了车间，等来了这个车间的负责人，告诉他我要走。听到这话，他们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很温和地让我先搬个凳子，坐一会儿，等上级来。他们问我还能不能干别的（比如搬运药品之类），贴心地提醒我只能给我算3个小时工资（实际上我干了4个小时）。过了一会儿，他们的上级，一位女线长来了，语气温和地告诉我：这么晚了，已经没车回去了，劝我接着干。我坚定表示要走，她无可奈何，但是用关心的口吻告诉我：要走的话可以在更衣室里休息一晚上，这样比较暖和，等到早上有送临时工回马驹桥的车了，就一起回去。对我温和地说完这些后，她一转头，又对着车间亮起嗓门大喊：“还有不能干的吗，趁早走！跟他一样赶紧走，别在这里磨蹭！”

在药厂，从进入大门起，我便仿佛被扔进了一条滚滚奔涌的河流中，河流裹挟着我身不由己地向前，而河流两岸充满敌意的声音。药厂对生产效率有迫切需求，所以有紧锣密鼓的催促。但即使是对产量有要求，也完全无须对工人施加如此的高压。不可否认的是，药厂的某些监工完全是以催促和斥责为乐的。

正是这种严厉和具有侮辱性的监督和控制，使得劳动自身变得更加非人化了。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不到内在的满足和快乐，反而感受到劳动是一种受侮辱的、否定自身内在需要的行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异化”。

异化的劳动对人的负面影响，不仅停留于肉体，也停留于精神。离开药厂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依然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没有从药厂流水线上脱离。无论我在商店闲逛，还是在食堂吃饭，都觉得自己仿佛混进了不属于我的地方，仿佛随时都会有人训斥、指责和大声催促我。看到每一个对我笑脸相迎的人，我都感到陌生或奇怪。在不经意的瞬间，我的大脑就会切换回那个充满责骂、吼叫声的冰冷的车间。其他临时工也有这种感觉。我曾和临时工们交流药厂的工作经历，不止一个人说自己干了半天就跑了，还有好几个人说干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干第二次。也许正因如此，药厂这份肉体不累的工作才开了高价——这里带来的精神痛苦更加沉重。

《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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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丛瑞安

出版日期 2026.04

编辑推荐

曾有一则关于“马驹桥农民工”的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恶劣的居住条件、缺乏规划的生活状态，以及“干一天玩三天”的节奏，使这一群体被贴上“混吃等死”“没有前途”的标签。然而，若以更广阔的视角深入他们之中，便会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样貌，感受到他们的情感与思考，也预见他们未来可能的状态。

我们希望，本书能增进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相互理解，促使人们反观自身的生存处境，体认每个人所共有的喜怒哀乐，发现那些此前被忽略或遮蔽的真实。同时，也期望本书能为改善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尽一份绵薄之力。

丛瑞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曾获得多项各级奖学金，受邀参加多项政治学专业学术会议并作报告，参与包括国家级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牛津大学研究项目在内的多个科研项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注日常政治，长期关注临时工群体等社会底层劳动者，自 2018 年起多次前往北京市城中村马驹桥进行田野调研并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