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窟
千年文脉的守护与新生
陈威印 代世洋
安岳石窟是中国南方石窟和川渝地区中小石窟的最典型代表，其石窟艺术水平达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最高峰。2000年9月，安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石刻艺术）”。安岳石窟具有上承北方龙门石窟，下启大足石刻的居间地位，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巴蜀文化深度融合，逐步世俗化、生活化、地方化的生动体现。理清安岳石窟发展历史，加强安岳石窟保护利用，推动安岳石窟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对提炼安岳石窟文化内涵、讲好巴蜀文化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岳石窟的历史脉络与方志印证
安岳石窟历经千年演变，其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在历代地方志中均有清晰记载。从南朝佛教初传至明清技艺流变，每一阶段的传承与创新均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深度交织，形成独特的“安岳范式”。
（一）南朝佛缘：石窟艺术的肇始
安岳石窟的起源与佛教中国化进程深度交织。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普慈郡的设立成为关键节点。清康熙《安岳县志·沿革》明确记载：“梁普通二年，置普慈郡，取‘普渡慈航’之义。”这一行政建制的佛教化命名，揭示了梁武帝“以佛治国”理念在巴蜀的实践。清嘉庆《四川通志》据南宋郑樵《通志略》补充，普慈郡治所附近存有“梁《招隐寺刹下铭》”，题刻时间为普通二年，证实南朝佛教建筑与摩崖造像的早期活动。
隋代开皇十三年（593），普州刺史韦协主持开凿“小千佛院”，据清道光《安岳县志·寺观》记：“凿岩为窟，刻千佛于壁，蔚为壮观。”现存千佛寨遗址中，隋代造像虽风化严重，但其“褒衣博带、衣纹稠密”的特征，可追溯至龙门石窟北魏遗风，印证了北朝艺术南传的路径。此外，南宋《普慈志·碑目考》记载“郡北小千佛院，开皇十三年建”，暗示隋代安岳已形成石窟开凿的规模化趋势。
（二）唐代鼎盛：南北交融的造像高峰
唐代安岳石窟迎来鼎盛时期，地方志与地理文献揭示了其繁荣的社会基础。《新唐书·地理志》记，唐代普州户籍达4.2万户，成为剑南道商贸枢纽。经济的繁荣催生卧佛院、玄妙观等大型石窟群。卧佛院释迦涅槃像全长23米，依山取势，与《舆地纪胜》“山石如佛，佛如山石”的记载高度契合。清乾隆《安岳县志·寺观志》载：“玄妙观，唐开元间（713—741）建，凿老君像于崖。”现存唐代道教老君像头戴芙蓉冠，手持麈尾，与龙门石窟唐代道教造像形成南北呼应，反映了唐代“佛道并崇”的信仰格局。
地方志文献还记录了唐代工匠群体的活跃。大足石刻现存17名安岳籍工匠题名，印证了安岳“巧匠众多”的记载。此外，唐代安岳造像“褒衣博带”风格与龙门石窟相似，而“丰腴圆润”的体态则融入了巴蜀地域审美，形成了独特的南北合璧现象。
（三）宋代转型：密宗艺术与世俗美学
宋代安岳石窟实现了宗教艺术的本土化转型。毗卢洞柳本尊十炼图创作，标志着密宗仪轨的视觉革新。该组造像以《宋高僧传》记载的蜀地密宗祖师苦修故事为原型，通过“单龛分景”连续叙事，将《十炼修行法》文本转化为立体坛场。清光绪《安岳县志·金石》收录南宋绍兴八年（1138）《十炼图碑记》，明确记载“镌十炼相示现，使凡夫睹像悟道”，印证宗教图像大众传播功能。其“剜眼炼心”场景中，柳本尊左眼凹陷处原嵌琉璃珠（2012年考古发现残片），与《大足县志》载宝顶山六道轮回图眼球镶嵌技法同源，形成巴蜀密宗艺术技术共同体。
紫竹观音造像是宋代世俗化典范。毗卢洞紫竹观音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其斜倚山岩、跷足戏水的姿态突破宗教程式。清光绪《安岳县志·艺文》收录明代碑文称：“宋时匠作，多取市井女子为模，故观音容色近人。”该记载充分折射出市民审美对宗教艺术的影响。
（四）元明流变：承续中的技艺嬗变
元代安岳石窟因战乱频繁而趋于衰落，但地方志中仍可见宗教艺术的生命力。据清康熙《安岳县志·寺观》记：“元至正间（1341—1368年），兵燹屡至，寺观多毁，惟净慧岩、木门寺诸刻犹存。”现存木门寺无际禅师石塔即为元至正五年（1345）所建，其仿木构石雕斗拱与莲瓣基座，融合元朝建筑特色，印证了《四川通志》中“元人尚简，石刻多取浑厚”的风格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安岳出现“以儒入佛”造像题材，如圆觉洞新增孔子浮雕，反映了理学对宗教艺术的渗透。
明代安岳石窟呈现鲜明的世俗化转向。清道光《安岳县志·艺文》收录的《重修真相寺碑记》（万历二十二年）记载：“嘉靖间（1522—1566），乡民捐资重镌观音、文昌诸像，增刻土地、灶神，香火日盛。”这一时期的造像题材突破宗教范畴，如玄妙观新增送子娘娘像，衣饰采用明代民间流行的缠枝莲纹。茗山寺则出现儒释道三教共龛造像，孔子持卷、老子执扇、释迦结印，体现“三教合一”民间信仰。地方志特别提及明万历年间“工匠多从湖广迁入，技法杂糅楚风”，如毗卢洞新增的力士像肌肉夸张，与武当山明代道教造像风格相类。
（五）清代：保护意识萌芽与技艺式微
清代安岳石窟进入保护与衰微并存阶段。乾隆《安岳县志·寺观志》详载：“雍正八年（1730），知县张汉翥捐俸修葺卧佛院，筑墙护像，禁樵采。”而光绪本增补载“同治年间（1862—1874），乡绅陈氏集赀重刻紫竹观音金箔，然匠艺粗陋，神韵不及宋刻十一。”这一时期官方与民间合力保护，如木门寺增设石质护檐，卧佛院加装木质遮雨棚，但艺术水准显著下降。清季造像多集中于小型土地庙、宗祠，题材以祈福纳吉为主，如“五谷丰登”“麒麟送子”等浮雕，技法流于程式化。
二、安岳石窟历史价值
安岳石窟的价值远超艺术范畴，其历史、文化与科技在地方志与当代研究中得到充分印证，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
（一）历史价值：佛教中国化的石窟实证
1.佛教传播的时空坐标。清康熙《安岳县志·沿革》记载的普慈郡设立（521），标志着佛教在巴蜀的制度化传播。现存北周至隋代造像的“褒衣博带”风格，印证佛教艺术从北方到南方的传播路径，填补敦煌与大足之间的时空缺环。学者李崇峰指出：“安岳石刻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活化石’，其造像题材与风格演变，直接反映佛教与巴蜀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2.政治经济的石窟映射。唐代卧佛院、千佛寨的宏大规模，与《新唐书·地理志》中“普州户四万二千”记载互为印证，揭示出唐代巴蜀经济繁荣对宗教艺术的支撑作用。宋代紫竹观音的世俗化特征，则与《元丰九域志》所载普州年商税2.3万贯经济活跃度直接相关。
（二）艺术价值：南北交融的美学典范
唐代写实主义：卧佛院涅槃像的众弟子悲恸群像，人物表情细腻传神，与龙门石窟万佛洞唐代造像一脉相承，被中央美院教授金维诺评为“中国石窟叙事性构图的里程碑”。
宋代世俗美学：毗卢洞紫竹观音“跷足戏水”姿态突破宗教仪轨，其衣纹如水波流动，清光绪《安岳县志·艺文》称其“容色近人，有姑射仙子之风”。
佛道交融的独特表达：玄妙观唐代道教老君像头戴芙蓉冠、手持麈尾，与龙门石窟同题材造像形成南北呼应；华严洞大般若洞正壁造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像，体现了“三教合一”民间信仰。这种多元融合特征，被《中国宗教艺术史》列为“地方性宗教艺术的典型范式”。
（三）科技价值：古代匠人的智慧结晶
1.岩体利用的生态智慧。安岳石窟依砂岩山体而建，工匠“因势造像”的技法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清乾隆《安岳县志·山川》记：“匠作取岩穴之形，佛龛与山势相生。”如卧佛院利用天然凹槽雕刻涅槃像，既减少开凿工程量，又避免岩体结构破坏，其科学性经现代地质力学模拟验证。
2.建造技术的传承密码。元代木门寺无际禅师石塔的仿木构石雕斗拱，精确还原《营造法式》中的“六铺作偷心造”工艺；明代力士像的肌肉解剖学精度，与《天工开物》记载的“人体九分法”相合。这些技艺细节，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刻技术提供实物标本。
三、安岳石窟保护利用现状
近年来，安岳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系统推进石窟保护利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全面提升。
（一）始终贯彻“双圈”战略，合力深化石窟保护利用
深入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联动大足高标准一体化推进石窟保护利用。一是机制共建。建立安岳大足文物保护利用专家智库战略合作机制，签订共建文物保护合作机制，明确共建石窟安全防控机制、石窟学术研究机制等6项合作机制。二是项目共推。近两年，双方联合实施千佛寨考古调查、编撰《巴蜀石窟全集》等13个合作项目。三是活动共办。联合举办川渝石窟（刻）文化交流会、“巴蜀石韵 同气连枝——资阳大足石刻艺术展”等活动10余次。
（二）始终坚持高位推动，不断增强石窟工作保障
坚持高位推动，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石窟事业保障不断加强。一是强化规划引领。相继出台一部法规（《资阳市安岳石刻保护条例》）、一部规划（《安岳石刻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一个方案（《安岳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一项机制（《安岳县文物保护利用机制》），石窟保护法治政策“屏障”不断筑牢。二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四川省文物局主要负责同志和资阳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四川省首个县域内设置的副县级石窟研究院，成立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安岳分院，构建形成省级统筹、市级指导、县级主抓的石窟保护工作格局。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统筹国家、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设立石窟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近几年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
（三）始终牢记保护为主，逐步提升石窟保护水平
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相结合。近年来，共策划包装文物保护项目33个，实施卧佛院石窟防渗水抢险保护工程、毗卢洞石窟抢险加固保护工程、华严洞石窟抢险加固保护工程、高升大佛抢险加固工程等石窟保护利用项目26个，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压实“四级”责任，厘清政府、部门、管理单位责任，构建形成县、乡、村、组“四级”联动责任体系；健全“四有”机制，实现文物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管理机构“四有”全覆盖；落实“四防”措施，建立人防、技防、物防、犬防“四防”文物保护机制，石窟寺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四）始终突出价值挖掘，加强石窟活化利用
深入挖掘好、研究好、阐释好石窟价值，展现石窟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推动石窟研究阐释，出版《安岳石刻圆觉洞保护研究》等重大考古报告，完成木鱼山等20余处中小石窟寺考古调查，正有序开展千佛寨考古调查、《安岳石刻总录》编制工作。推动石窟价值转换，以“三洞一院”石窟景区为依托，投资25亿元，做实“石窟+”文旅组团项目。东部以“石窟+山”为主题，建设“安柠石光”巴蜀文化体验区，依托毗卢洞等4处国宝石窟、万亩柠海等特色资源，新建、改造、提升“一线、一镇、一园、一村、一环”，打造国内首个“石窟+”旅游环线。中部以“石窟+数”为主题，建设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利用国内领先的8K3D球幕影院技术，集石窟文化交流、IP孵化创作、展示体验于一体，深度融合石窟文物保护与研究、展示与传承，打造综合性石窟展示利用场馆。北部以“石窟+水”为主题，建设成渝中部康养旅游区，依托卧佛院、跑马滩水库等特色农文旅资源，规划建设“三区一谷一村一带”，打造集旅游度假、会议酒店、考古研究、商业物业于一体的康养旅居度假目的地。
四、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岳石窟保护利用的建议
（一）强化平台搭建，着力构建科技保护体系
鉴于整个四川石窟所处地理环境潮湿，均面临风化严重问题，加之各地区不同程度存在人员缺乏、经费不足等因素，建议以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等为依托，联合广元石窟研究所、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安岳石窟研究院等机构，全面推进石窟预警监测、病害检测、岩体稳定性评估、水害治理、生物病害防治和保护修复新材料、无人智能监控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建设四川石窟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积极创建中国南方地区石质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
（二）强化协同联动，创建全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安岳是全省石窟寺最集中的区域，毗邻重庆大足区，目前安岳、大足正充分发挥石窟资源优势，联合开展川渝石窟（刻）文物保护和研究，创建川渝石刻文化公园、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创建全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有利于发挥安岳示范带动作用，提升安岳、大足毗邻地区联动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建议加大省级层面政策、资金等支持力度，助推安岳、大足联合创建全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三）强化宣传推介，提升石窟文化挖掘和保护利用水平
2022年安岳成功承办全国石窟寺保护学术峰会和石窟中国南北对话，通过此类学术交流和对话平台的搭建，成功吸引大批不同学科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加入安岳石窟保护研究和探索利用工作中，为安岳乃至全省石窟保护发展提供新动力。建议今后将更多国际、国家级、省级石窟类学术峰会落户安岳，提升全国对安岳石窟保护利用的关注度，从而促进安岳石窟学术研究以及石窟的保护和利用。
（四）强化资源整合，建设巴蜀石窟文化走廊
中国石窟文化随佛教文化由西向东、由北到南传播，经广元、巴中到绵阳、成都，再到安岳、大足，传承脉络清晰，资源丰富，构成一条巨大的文化长廊。建议以川渝石窟为载体，由川渝两地文物、文旅部门牵头，石窟寺所在属地政府共同参与，打造巴蜀石窟寺走廊，规划“唐宋石窟（刻）艺术精品之旅”“巴蜀佛教文化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把游客引来、留下，增加巴蜀石窟文化社会关注度，形成南北石窟寺交相辉映的局面，彰显川渝石窟在全国的地位。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陈威印（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代世洋（安岳县长河源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