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六合区法院最近披露了一个案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了完成“查处任务”，通过社会人员找来6个未成年人，让他们吸食含毒电子烟，再假装“当场查获”。马某一审被判了五年。
五年其实还不是顶格。但我更想弄明白的是：一个副所长，怎么就敢知法犯法？
说到底，还是“指标”两个字在作祟。
公安部2013年就明确说过，不准搞“发案数”“破案率”这类不合理的考评指标。可十几年过去了，马某这种案子不是头一回。2017年某地公安分局局长暗示干警，给好处费让亲戚冒充吸毒人员，硬凑了26件假案；还有人让“线人”花钱从市场上“雇”了13个人来当“犯罪嫌疑人”。
禁令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是管不住？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是：当“预防做得好”不被认可，反倒是虚假的“业绩”能得到奖励。你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禁毒法》里，压根没有规定抓捕数量。一个地方吸毒人员少，恰恰说明禁毒预防工作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还是给基层下指标、搞排名。这样一来，“涉毒人员查控收戒”就从执法手段，变成了显示政绩的工具。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圈：你辖区内吸毒人员少，等于“没成绩”；要想被上级看到，反而得去“制造”案件。
马某当然有罪。他让6个未成年人吸食毒品，毁的是孩子的一生。但我们也不妨问一句：他那个“含毒”的电子烟从哪儿来的？监管上有没有漏洞？他说的“查处任务”，指标本身合不合理？这些问题，比他判几年更值得深挖。
更让人警惕的是——我们总是事后抓个人、判个刑，却很少追问：是什么样的考核环境，逼着一个执法人员去造假？
假如“零吸毒”没人表扬，“抓了六个”反倒受表彰，那基层执法者的理性选择是什么？自然是怎么出数怎么来。
这不是给马某开脱。他做的事太过分，判五年不冤。但如果我们只想靠判几个马某来解决问题，下一个马某迟早还会出现。
真正要堵住这个窟窿，得改改对基层警务的评价方式——从“破案越多越好”，转向“预防越好越被看见”。让那些真正把禁毒预防做在前头的地方，能被表扬、被肯定，而不是为了数据好看去编造假案。
否则，禁令订得再多，也不过是纸上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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