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出任弼时的双面特工，51年被捕，宣判时高呼：和陈赓关系不一般

1951年深秋的南京，法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今天要审的是个曾经的国民党特务，大伙都等着看结果。被告人杨登瀛走进法庭的时候，脸上没什么慌色，等到要宣判了，他突然扯着嗓子喊出一句话，当场把所有人都惊着了，他说，我和陈赓关系不一般！

这事得倒回二十多年前的上海。杨登瀛从早稻田毕业回国，日语溜人脉广，在上海滩上流圈子混得如鱼得水。一次饭局上，他结识了正在找掩护的共产党人陈养山，俩人越聊越投缘，慢慢成了信得过的朋友，杨登瀛连自己的行踪都不瞒对方。

1928年春节前夕，陈养山因为浙江农运受挫逃到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杨登瀛二话不说直接把人领回了自己在北四川路的洋房，说早点安顿，年夜饭还等着你。就是这句随口的招呼，把杨登瀛牵进了隐蔽战线。

同年春天，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要在上海成立调查科，负责人杨剑虹三番五次找杨登瀛，想让他出任要职。拒绝吧，对方握着实权，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答应吧，又对不起交好的共产党朋友，左右为难的杨登瀛，干脆把这事原原本本告诉陈养山，请共产党拿主意。

陈养山赶紧把消息层层上报，最后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思虑再三，同意杨登瀛接过这个位置，只安排陈赓单线和他对接，不跟其他同志联系。那时候陈赓才32岁，负责上海地区的特情和交通工作，做事胆大心细，刚好接这个活。

1928年5月，两人约在黄浦江边上见面。杨登瀛开门见山，我被推到这个位置，现在骑虎难下。陈赓拍着他的肩膀说，与其在这里纠结被动，不如干脆坐上去，把国民党的情报都给我们送过来。一句话点透了杨登瀛的顾虑，也给他指明了方向。

陈赓不光给方向，还给配齐了配套装备。一辆二手的雪佛兰轿车，还配了个叫连德生的贴身司机。连德生长得人高马大，眼观六路，表面是伺候杨登瀛的司机，实则是负责安保和接头的联络员。就这么着，杨登瀛以国民党忠实干才的身份，光明正大进了上海侦缉系统，暗地里源源不断给共产党送情报。

1930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租界巡捕对共产党下手向来狠，动不动就上电刑，情况十万火急。陈赓第一时间找到杨登瀛，托他想办法救人。那时候杨登瀛早就跟租界的英籍警务督察兰普逊混得烂熟，吃酒打牌天天搭伙，这条关系刚好派上大用场。

杨登瀛找到兰普逊，说自己手下一个伙计被误抓了，麻烦帮忙通融下。兰普逊半信半疑，架不住多年的交情还是出了力。他打了几个招呼给巡捕房高层，又打点到位，没几天任弼时就被转去安全地点，成功脱离了虎口。我党档案里清清楚楚记着，杨登瀛营救任弼时立了大功。

除了救任弼时，杨登瀛还帮关向应保住了绝密文件。1931年春天，关向应在租界被捕，随身带的文件落到了巡捕手里。兰普逊找杨登瀛帮忙，让他找个懂中文的人帮忙翻译文件内容，杨登瀛直接带了我党交通员刘鼎过去。刘鼎看完淡定告诉兰普逊，这就是普通的学术手稿，没啥问题，文件完整无损回到组织手里，又一场危险顺利化解。

安稳日子没持续多久，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把他知道的地下组织名单全供了出来，连杨登瀛通共的事也说了出去。陈赓得到消息连夜去找杨登瀛，说局势变了，你赶紧隐蔽。杨登瀛只带了一本英汉辞典和少量现金就离开了上海，可还是晚了一步，最终被国民党侦缉人员抓住。

面对严刑拷打，杨登瀛咬着牙死扛，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效忠国民党的调查员。国民党找不到实打实的证据，最后只能把他放了，但是撤了他所有的职务。出狱之后杨登瀛日子过得苦，只能摆地摊糊口，生活跌到了谷底，他自己反倒想得开，能活命就不错，隐蔽战线的人，只要身份不彻底暴露，比什么都强。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接连沦陷，杨登瀛干脆躲到了乡下。一直等到1949年解放军打过长江，他才回到南京，可这时候他的特殊身份没人能证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敌是友。1951年镇反运动开展，他那堆旧履历被翻了出来，街坊议论纷纷，说以前的特务，哪能说清自己的来头。

审讯的时候杨登瀛把自己跟共产党长期联系的事全说了，可就是拿不出确凿证据，案子一下子僵住了。审案的法官年轻但做事谨慎，想着既然他说跟陈赓有关系，那就写信去求证。第一封公函寄出去十多天没回音，第二封改寄到西南野战部队驻地，半个月后才收到简短回电，说身份确凿，可以保全。

没过多久，陈赓又亲笔写下补充材料，把1928年到1935年间杨登瀛送出的情报、立下的功劳，时间地点对接人都写得一清二楚。法官这才回过神，眼前这个看着普通的中年人，当年可是隐蔽战线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宣判结束，听到无罪的决定，杨登瀛长长舒了一口气。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脸上，旁听席有人小声嘀咕，这人到底图什么呀。另一个人低声接话，大概就是图那份信得过的交情吧。说完俩人都沉默了，那时候任弼时已经病逝一年，关向应刘鼎都在各自岗位忙碌，只有陈赓的字迹清清楚楚留在档案扉页，写着此人可托以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