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京城西市乌云压城，积水三尺。67 岁的前内阁首辅夏言被五花大绑，手脚穿入一根木棒，两名差役像抬猪一般将他扛到刑场。
随着一声令下，这位曾权倾朝野、被皇帝尊称为 “先生” 的重臣身首异处，成为大明两百七十余年历史中，唯一被公开斩首的内阁首辅。
百姓沿街围观，无人敢言，只在事后传唱着一句歌谣：“夏桂洲，不知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
随后，他奉命核查亲军及京卫冗员，一口气裁汰三千二百人，让京城风气为之一清。出按皇庄时，他力主将被权贵侵占的民产归还百姓，先后七次上疏弹劾宦官赵霦、建昌侯张延龄等宠臣，其谔谔直言被人争相传诵。
凭借卓越才干，夏言的升迁速度堪称奇迹。嘉靖十年，他从吏科都给事中调任礼部左侍郎，仅过一个月便接替李时担任礼部尚书，“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每次为皇帝讲解经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
嘉靖十五年，夏言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地位日益显赫。
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迎来仕途巅峰，升任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正式入阁辅政，成为内阁首辅。
此时的他，“虽在告，阁事多取裁”，连审理郭勋案都由他暗中指授，深得嘉靖帝倚重，“玺书奖美，赐宴礼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陪侍”。
夏言的崛起，源于他的才干，也得益于嘉靖帝的赏识。但他 “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 的性格，却渐渐为自己埋下祸根。
嘉靖帝痴迷修道，亲自制作了五顶香叶冠，高一尺五寸，以绿纱制成，绣着太极图，赐予最亲近的大臣。夏言与严嵩都在其列，两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严嵩每次入宫，必戴此冠，还特意在外罩一层轻纱，以示珍重；而夏言将帽子带回家后，便弃之不顾，从不佩戴。嘉靖帝询问缘由，夏言直言 “此非臣下法服”，坚决不肯迎合。
类似的冲突屡屡发生。嘉靖帝规定大臣进入西苑需骑马，夏言却坚持坐轿子；皇帝赐予他用于密封奏折的银章，他常常忘记携带，奏折递上去时毫无封记。
这些细节让嘉靖帝日益不满，而严嵩的刻意逢迎更反衬出夏言的傲慢。
嘉靖十八年，皇帝欲加封夏言和严嵩为 “上柱国”，夏言坦然接受，严嵩却跪地推辞：“‘上’字非人臣所宜称，臣不敢受。” 嘉靖帝龙颜大悦，对严嵩愈发亲近，对夏言的恩眷则 “不及初矣”。
更让嘉靖帝震怒的是，夏言在朝政上屡屡坚持己见，甚至 “强君胁众”。昭圣太后崩逝后，夏言在回复太子服制的奏折中出现讹字，被皇帝切责。
他虽谢罪请辞，却又上《御边十四策》试图辩解，嘉靖帝直言斥责：“言既蕴忠谋，何坚自爱，负朕眷倚。” 君臣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
嘉靖二十五年，陕西总督曾铣上《请复河套疏》，直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请求朝廷出兵收复这一战略要地，并制定了三年收复、十年固防的详细计划。
夏言向来 “慷慨以经济自许，思建立不世功”，见状立刻全力支持，多次在嘉靖帝面前力荐曾铣，称 “群臣无如铣忠者”。
嘉靖帝起初颇为心动，下旨称赞 “今铣倡恢复议甚壮”，还拨款二十万两白银，令曾铣整修边墙。
但嘉靖帝性格多疑善变，很快便心生犹豫，在朝会上接连发问：“出兵河套，师出有名吗？粮食够吗？一定能打赢吗？”
朝堂之上无人敢应答，而严嵩早已揣摩到皇帝的心思，趁机站出来极力反对。他上疏称 “铣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在廷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将收复河套的提议批驳得一无是处。
此时，蒙古俺答汗率军南下侵扰宣化，严嵩趁机进谗言：“早先夏言、曾铣提议收复河套，以致激怒俺答。” 嘉靖帝本就后悔，闻言更是怒火中烧，当即下令收回对曾铣的支持，转而追查其罪责。
严嵩并未罢休，又贿赂边将仇鸾，让他上书诬告夏言与曾铣 “交关为奸利”。曾铣很快被逮捕入狱，定罪为 “结交近侍”—— 这在明朝等同于谋反大罪。
当时夏言已被革职致仕，行至通州时听闻曾铣的罪名，瞬间从车上跌落，痛哭道：“噫！吾死矣。”
夏言不甘心就此殒命，在押解回京的路上，接连写下两道奏疏为自己辩冤。
他在疏中历数严嵩的奸谋，直言 “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还指出仇鸾的诬告奏疏漏洞百出，“鸾方就逮，上降谕不两日，鸾何以知上语，又何知嵩疏而附丽若此”，暗指是严嵩伪造。
他在奏疏中哀求：“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 但这些言辞恳切的辩解，在嘉靖帝眼中却成了狡辩。
此时的严嵩，早已通过贿赂宦官、拉拢朝臣，将夏言孤立无援。宫中不断传出夏言 “离京时怨谤皇帝” 的流言，进一步激怒了嘉靖帝。
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深知夏言冤屈，援引大明律 “议贵、议能” 的条款，请求免除其死刑。嘉靖帝勃然大怒，不仅驳回请求，还下令削夺两人俸禄，怒斥夏言 “志骄气溢，刚愎自用，私通将领，诽谤皇帝，死有余辜”。
行刑前一晚，嘉靖帝特意观测星象，见代表宰辅的三台星明亮如故，便认定夏言死不足惜，最终朱笔一挥，批准了斩首的判决。
而这一切，都在严嵩的算计之中 —— 他早年曾对夏言百般讨好，甚至跪地朗诵请柬才求得夏言接见，如今却步步紧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日，夏言被押赴西市斩首。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此刻衣衫褴褛，白发凌乱，在百姓的围观中，被差役像抬猪一般扛过积水的刑场。
没有临刑的慷慨陈词，只有对命运的无奈与悲凉。
夏言死后，他的妻子苏氏被流放广西，侄儿夏克承、侄孙夏朝庆被削籍为民，家产查抄。更令人唏嘘的是，夏言一生无子，唯一的妾室怀孕后被正妻遣嫁他人，生下一子。
夏言死后，其子被接回夏家，相貌酷似夏言，却在不久后病逝，“言竟无后”。
而夏言的死，也成为大明政坛的一道分水岭，严嵩自此独揽大权，朝政日益腐败，直到多年后徐阶崛起，才最终扳倒严嵩，为夏言报了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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