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记忆”用历史塑造身份认同 | 社会科学报|哥特|王国|社会科学报|罗马人|罗马帝国|罗马记忆

对罗马历史的书写超越了单纯的史实记录。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中世纪早期史学中的罗马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研究”（20BSS017）指出，通过这一史学实践，我们既能洞悉彼时身份认同的建构逻辑，亦可窥见中世纪西方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脉络，更能理解历史记忆在社会转型期发挥的作用。

原文：《“罗马记忆”用历史塑造身份认同》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康凯

图片 |网络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并非意味着“罗马”的终结。相反，在公元5至8世纪的地中海世界，“罗马”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符号和历史记忆库，进入被不断争夺、阐释与重塑的关键时期。中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们并非简单地记录蛮族王国的兴衰，更是在进行一项深刻的思想工程：在已然解体的帝国世界里，为新兴政治实体寻找合法性，并为其统治下的多元族群构建新的集体认同。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因而成为观察罗马历史记忆如何被激活、转化，并服务于新身份认同建构的绝佳窗口。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史学家如何利用罗马的过去，来应对当下的政治现实并规划未来的共同体蓝图？

从民族主义范式到历史记忆研究

要深入理解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学界对此议题的认识历程。20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移，为我们解读原始文本提供了不断更新的理论工具。

传统史学长期受“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影响，将蛮族王国的建立视为“民族大迁徙”的必然结果，强调日耳曼因素的决定性作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德国史学传统将法兰克、哥特等族群视为具有固定文化特质的实体，其历史书写被简化为“民族史诗”的编纂过程。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范式在二战后受到深刻反思。

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解构“民族国家”的线性叙事。他们提出的“族群生成理论”改变了学界对蛮族王国的理解。莱因哈特·文斯库斯与赫尔维希·沃尔夫拉姆等学者认为，中世纪早期的蛮族群体是在建构自身认同的共同体。这一理论将研究焦点从“民族起源”转向“认同建构”，为理解中世纪早期历史书写中的身份政治提供了新视角。与此同时，帕特里克·格里与沃尔特·戈法特等学者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文献往往是为特定现实目的服务的。这意味着，作者会主动运用罗马的过去：无论是征引与改写还是完全忽略，都是精心策划的选择，其背后反映的是新兴政权在构建合法性过程中的策略。中世纪早期留存的诸多史料不仅是记录事件的载体，更可以被视为当时人们建构身份认同、表达现实关怀的手段。

由于罗马帝国是中世纪西欧共同的历史记忆，它自然成为各方建构身份认同的核心资源。不同地区、不同史家对罗马历史的差异化处理，恰恰揭示了他们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定位自身、建构认同的复杂过程。在此学术视野下，我们方能更清晰地审视具体个案。

地域视角下罗马历史记忆的多元化发展

在东哥特意大利，历史书写的核心议题是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构建共存的政治共同体。罗马贵族卡西奥多罗斯的《书信集》和《哥特史》以及当时编纂的《狄奥多里克法典》等文献，展现了一种宣传策略。一方面，东哥特统治者极力强调其政权的罗马性。他们保留了完整的罗马元老院和行政体系，宣称其使命是“复兴罗马”。狄奥多里克被塑造成罗马传统的维护者，其统治是合法继承而非蛮族入侵。另一方面，这种对罗马传统的尊崇与新型的族群分工论相结合，建构起“哥特—罗马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模式。在此模式下，哥特人承担“士兵”角色，负责以勇武保卫国家；罗马人则承担“公民”职能，以文明和律法治理内政。这种划分利用了古典时代“野蛮/文明”的二分法，将其转化为互补共赢的协作关系。东哥特政权试图将自己嵌入罗马帝国秩序之内，并赋予自身政权合法性，其目的是让意大利的罗马人相信，他们身处一个由哥特人提供武力保护的罗马帝国之中。

在高卢，认同的转型更为复杂和漫长。公元5世纪，如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这样的罗马元老，虽服务于西哥特王国的统治者，但其身份认同仍深深植根于罗马帝国与古典文化，将哥特人视为需要教化的外来势力。然而，至图尔的格里高利写作《历史十书》的6世纪后期，情况已大为不同。格里高利的叙事核心并非“法兰克人”的族群史诗，而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包罗了高卢所有族群的基督教共同体。他淡化族群标签，更关注王权、主教、圣徒与普通人在上帝计划中的互动。这种书写策略反映了墨洛温王朝统治建立后，出现了一种超越族群界限、以基督教信仰和高卢地域为纽带的共同体意识。

然而，至7世纪，《弗赖德加编年史》《法兰克人史纪》的出现，标志着以法兰克人为中心的族群认同叙事兴起。这些史书开始编纂法兰克人的起源神话，将其谱系上溯至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英雄，与罗马人共享古典渊源。此举旨在提升法兰克人的历史地位。同时，《萨利克法典》等法律文件明确了法兰克人作为特权族群的法律地位。史学家们通过重述过去，将法兰克人塑造为高卢的合法统治者，也为加洛林时代“法兰克”认同的最终成熟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在西哥特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历史书写展现了另一种模式。他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起源》《词源学》等著作，致力于将西班牙塑造为一个独立且优越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伊西多尔将哥特人的统治与西班牙的地域认同及天主教正统信仰捆绑在一起：他笔下的哥特人不再是外来征服者，而是上帝选来统一和净化西班牙的工具；西班牙也不再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而是在哥特人统治下、因信奉正统信仰重获新生的王国。伊西多尔的叙事完成了对罗马帝国框架的超越。他不再将罗马视为永恒的中心，而是一个已然消亡的历史阶段。西哥特王国在西班牙的统治则代表了在正统信仰照耀下的、新的历史进程。这种将地方主义（西班牙）、族群统治（哥特人）和宗教正统（天主教）相结合的历史建构，为后世的西班牙王国提供了一份建国神话，其影响绵延至20世纪。

罗马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这种利用罗马记忆建构身份认同的复杂策略，不仅体现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各王国的地方性历史作品中，也鲜明地存在于两部诞生于这一时期、专门论述罗马历史的著作里。哥特人约尔达内斯和伦巴德人执事保罗所著的《罗马史》从蛮族出身的史家视角，对罗马历史进行全新解读。约尔达内斯的著作写于东罗马帝国再征服意大利之际，他通过将哥特历史与罗马历史并列叙述，暗示哥特人与罗马人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试图为战败的哥特人在东罗马帝国内部寻求一席之地。保罗的《罗马史》完成于伦巴德王国末期，他将罗马帝国的衰落归因于信仰上的堕落，反衬出伦巴德人及其后的加洛林帝国作为新秩序维护者的合法性。他们的书写表明，中世纪早期的史家们往往需要通过处理罗马的历史来定位自身所处的时代，罗马的记忆是他们在建构自身历史时无法绕过的参照系。

综上所述，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书写并非对史实的被动记录，而是一场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激烈思想角逐。史学家们通过对罗马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激活、创造性转化乃至有意识颠覆，积极参与新时代身份认同的塑造。无论是东哥特王国的“共融”模式、墨洛温高卢从罗马认同向法兰克认同的渐进式转变，还是西哥特西班牙将族群、地域与信仰熔为一炉的地方主义叙事，都揭示了同一种历史规律：伟大的政治共同体需要伟大的历史叙事作为支撑。在中世纪早期这个充满断裂与重组的时代，对罗马过去的重新阐释，成为各族群、各王国寻找自身在新世界中的位置、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凝聚共同体认同的核心话语策略。这些史学实践不仅深刻影响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格局，也为我们理解历史记忆如何在社会转型期中发挥能动作用提供了宝贵范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