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大宋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大宋首相王旦此时家里是鸡犬不宁，全家上下包括老妻在内，一致反对王旦的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
王旦有四子三女，老宰相意思是想把长女嫁给新科进士韩亿，大宋豪门或者高官榜下捉婿并不新鲜，而王旦家人反对此次婚配不是因为韩亿家庭贫穷，王家反对核心原因是韩亿是个鳏夫，而且还带了拖油瓶，老太太都急眼了，堂堂宰相长女，怎么嫁给一个丧偶的男人，你不怕官场耻笑吗，我闺女嫁不去了啊。而几个哥哥也表示，这样的人怎么看都非良配，我们王家掌上明珠必须嫁入名门。
王旦却坚持己见，他觉得老妻是妇人之见，自己老伴不好说啥，对三个儿子却是毫不客气，老宰相骂道：“你们现在之所以能入朝为官，那是因为我是宰相，如果没有我，你们屁都不是，对比韩亿，你三个提鞋都不配，后来果应此言，王旦三个儿子都很一般。
王旦继续表示，我选韩亿当女婿在于两点，其一，我闺女温良贤淑，必能尽力扶持丈夫，不堕王家之名；其二，大家子弟骄纵轻浮，必然不喜吾女之作风。史载：“此非渠辈所晓知也”，意思就是，我跟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人说什么都没用。这事我就做主， 于是，他力排众议，将长女嫁给了韩亿。
事实证明，王旦确实很有远见，他预见韩亿这个潜力股”前程远大，最后做到了参知政事，并以太子少傅致仕。实际上不是王旦预见了韩亿个人前程，而是预感到了科举人才终将成为这个朝代的主流。事实上，贫寒士子韩亿抓住科举跳板，一路青云直上，韩氏家族就此崛起，日后更是成为两宋一等一的大家族，史称其“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韩亿八个儿子，出了两个宰相。
这起由王旦开启而最初并不被看好的婚姻，却让两个家族长久屹立于朝堂之上，足以证明那个门当户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位高权重的岳父与前途无量的女婿也就是凤凰男的结合，也成为科举时代广为流传的佳话。一旦金榜题名，谁都有希望成为“韩亿”，带着整个家族飞黄腾达。
然而，现实从来不会如此简单。一个家族，从无名到显赫，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就拿王旦来说，至少是四代，也就是四代人都必须做官。
王旦的曾祖父王言在战火纷飞的唐末五代当上了滑州的黎阳令，这是一个小官吏，如果不是后来王旦父婿两代人都是宰相，王言是无法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王言生子王彻，在后唐中了状元，可即便如此史书里没有他太多记载。
王彻有一个好同年——桑维翰。桑维翰身为榜眼，虽然只考了第二，但却做到后晋时任宰相，既然是同科进士，王彻就想走个后门，于是就带着之子王祜登门拜访，桑维翰虽然王彻印象一般，但对还是少年的王祜却颇为看好，就这样，还不到二十王祜，因贵人的提携进入政坛。
赵匡胤登基后，建立北宋之后，王祜受到重用。由于赵匡胤属于武将篡位登基，因此极为猜忌武人，就在此时有人举报符彦卿造反，赵匡胤就让王祜去搜寻证据。王祜根本就不去，而是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符彦卿无造反之意，劝诫赵匡胤不要滥杀无辜。赵匡胤勃然大怒，嫌他说话太直，将其外贬，宋太宗即位后，出任左司员外郎、中书舍人、开封知府，拜兵部侍郎。
王祜有三个儿子，老二便是王旦。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后，被分配到岳州府平江县。在那里，王旦遇到了他的好岳父——时任两湖转运使、后来官至宰辅的赵昌言。正如王旦一眼看中了韩亿，赵昌言也是一眼看中了王旦，“以女妻之”。很快，王旦攒够了资历，转做京官，一路升迁，最后成为宰相。
这就是王氏家族在仕途崛起的秘密，不断科举中第，不断开拓人际关系，加上一点运气，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家族。
但对于已经登顶的家族来说，要想始终持权势，除了继续科举之外，就是联姻，这是一种古老而又实用的方式。两个功成名就、地位相当的家族世代联姻，可以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王旦一共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给了韩亿，另外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易简之子苏耆、范质孙子范令孙、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全都是出过宰相的家族。
魏晋时代，属于氏族门阀时代，讲究是门当户对，天然就比其他人高一等。但隋唐开科举之后，大家族的仕途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巢起义之后，五望七姓彻底走进历史，到了宋代科举正式成为主流，真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问题是，家族一旦没有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很快就快衰落。因为父辈的权力无法世袭。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向潜在的成功人士敞开自家的大门。王旦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才将长女嫁给韩亿。一纸婚书对于韩亿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对王氏来说，未来多了无限的可能性。越早投资，收获就越大，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年轻人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儿子无法选择，女婿确实可以选。
宋人记载这么一件事，某日，王曾（状元，后来是大宋第一个状元宰相）、李维、薛映三人来见王旦，王旦托病不出。当时，韩亿随侍王旦左右，看见薛映被拒绝后在门外生闷气，就问老丈人其为何不见。王旦说道：“你应该思考一下。王曾和薛映都是李沆（宰相）的女婿，李维是李沆的弟弟，他们一起来见我，必然有朝廷大事要商量。此事若不可行，拒绝他们也无妨。此事若可行，我要怎么答复呢？宰相私下相通，是政坛之大忌。”韩亿立马认错：“非亿所知。”韩亿科举可以取得好成绩，但这种官场的“沟壑”如果没人教，韩亿很难第一时间明白。
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岳父，韩亿若非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其官途必然平坦无比。即便王旦思虑如此，他也无法阻止家族的沉浮。王旦的儿子们活跃在政坛，最多算是不堕家族之名，却无法超越父亲，王旦三儿子王素最有出息，但也不过是工部尚书，再往后王氏就慢慢衰落了。
这也并非王旦的后代不努力，一些子弟通过荫补进入仕途之后，依然参加科举取得了进士的身份，但官运远没有父辈好。到了北宋末年，王旦后裔王伦已经沦为“街头无赖”。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宋钦宗逃到宣德门，现场一片混乱。王伦趁机上前，说：“臣能弹压之。”宋钦宗连忙赐他宝剑，可是王伦借机要挟：“臣未有官，岂能弹压？”宋钦宗匆忙找来纸笔，写下“王伦可除兵部侍郎”。
后来，王伦作为南宋外交官多次赴金议和，第四次赴金时被软禁六年，最后因不肯为金官而被杀。没给王旦丢人。
唐宋以后，不存在一个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一般总是集中在某一朝代的某一时期，短则二三代，长则五六代。每个成功的家族都想要维持权势，他们精心挑选结婚的对象，他们设立教育基金，他们建立学校……他们深深懂得，只有累世的科举，才有累世的显达。
科举时代，家族的延续传承和社会的流动性是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权势总是在家族内流动，社会壁垒十分森严。科举制盛行以来，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并不意味着权势不可延续。大量平民新贵走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有相当多官宦世家的存在。这就是科举制的弹性。维系家族是一个总体而持久的策略，很多时候意味着取舍。
维系一个家族的兴盛，从来都是一项长远而持久的策略，往往意味着取舍与坚守。即便是最成功的家族，也无法保证每一代成员都能在科场上脱颖而出，因此，才需要提前布局、长远规划。科举制度，就像一台运转不停的巨大机器，功成名就的官僚、忧心忡忡的族长、苦心劝学的主母、勤学苦读的士子、默默牺牲的家族分支，都是这台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驱动，共同书写着科举时代的家族兴衰与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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