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就是猪肉过剩程度比以前高得多。
生猪养殖产能最重要的指标，叫能繁母猪存栏数量。能繁母猪跟普通母猪不一样，必须生过一胎证明自己能生，而且继续保持繁殖能力。所以能繁母猪有多少头，就可以判断未来半年有多少生猪出栏。之前每一轮猪周期，如果大量猪场和农户亏不起，被迫处理能繁母猪，就表示周期已经见底。
按照农业农村2024年的要求，全国能繁母猪最多只能有3900万头，再多就要影响猪价了。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的时候，全国有将近4100万头能繁母猪。过去一年猪肉价格下跌，加上政策调控，到去年底国内还有3961万头能繁母猪，还是绝对过剩。
能下仔的母猪过剩，母猪下仔的能力也在提升。2020年，一头母猪每年平均产仔16.1头，到了今年可以产仔26.34头，增幅超过60%。换句话说，农业农村部2024年要求的母猪数量上限已经过时了，就算能压到指标，中国能产仔的母猪数量还是太多。
如果要给这次猪肉过剩找直接原因，还要追溯到疫情期间。2019年开始，国内正常经济活动受影响，非洲猪瘟也冲击养殖市场，造成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大量企业和资金找赚钱机会，就看中了养猪。其中很多企业还是国内新闻的老熟人。请静静帮我读一段报道：
同一个新闻，我再给大家读一段数据总结：
房地产顶峰时期的资金都来养猪，吓到了不少养猪专业户。2020年8月，唐人神集团董事长公开表示，中国各大养猪企业发布的养猪规模，如果真能落实，总量是20亿头。而全国猪肉消费能力最多6.5亿头，未来生猪行业可能要面临一场灾难。当时每斤猪肉大概25块钱，唐人神董事长认为，两年时间会跌到4块钱。
除了跨行养猪导致产能过剩，猪饲料原材料比如说玉米、豆粕涨价，也进一步放大了供需问题。养猪超过一半的成本，都来自饲料。猪完成育肥以后，饲料转化比很差，吃再多也很难长肉。一般来说，生猪只要养大了，就应该尽快出栏，不然越养越亏。
但是去年一整年，豆粕价格涨了11%，玉米涨了8%。同时猪价快速下跌，去年底每斤不到6块钱。养猪企业看来，当时卖猪没法回本，选择再等一等。所以春节作为猪肉消费旺季，很多企业反而不出货。等到春节结束猪肉还在下跌，企业又恐慌性抛售。春节前猪卖得少，3月又有新猪要出栏，两轮生猪都挤在3月，价格必然会超额下跌。
现在的猪肉市场，已经出现了财务角度的恶性循环。猪肉价格越低，养殖户和企业亏得越多。想要止损就必须尽快卖猪，又进一步压低肉价。
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了猪肉的供需循环，“猪周期”这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从外国进口的。一般来说，大规模养猪的国家，都有“猪周期”。原因是猪的生长时间比较固定，从出生到出栏需要半年，不像工业品可以随时调整产量。考虑到母猪的繁育，投资周期需要一年多。对企业和养殖户来说，判断要不要多养猪，一般是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等到发现猪养多了，来不及后悔，只能低价抛售。
观察到“猪周期”之后，各国也有应对方法。还是拿美国来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猪肉出口国，2002年以前，美国也是每4年就要经历一次猪周期。但是从2002年开始，每轮周期时间开始拉长。美国最近两轮猪周期，第一次是从2002年到2009年，持续了7年。周期结束的原因是亚洲爆发猪流感，猪肉没法出口，价格异常暴跌。第二次也就是最近一个周期持续了11年，从2009年到2020年价格都比较平稳，直到被新冠疫情影响出口，猪价才开始下跌。
美国可以把猪周期拉长到10年左右，全靠规模化养殖。
在80年代以前，美国还有30万散户养猪，将近一半养猪场，存栏量不到500头。1987年，一些食品巨头比如说史密斯菲尔德，开始用代养合同收编散户，快速占领市场。到2000年，整个美国只剩下不到10万家养猪场，超过70%的存栏量在5000头以上，10家头部企业占据了7成市场，取得垄断地位。
规模化养殖对抗猪周期的方式，中国证监会下属的期货协会有篇分析，请静静帮我读一段：
中国形容企业转型困难，经常用一句老话叫“船大难掉头”。但是在养猪领域，就怕企业掉头太快，追涨杀跌，造成市场剧烈波动。如果企业大到不能调头，只能匀速前进，市场预期反而被迫平稳，消灭了投机预期。中国现在也在推进规模化养猪，但是距离美国或者其它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这里多说一句，跟我们的习惯印象不同，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已经不怎么养猪了。或者说中国生猪市场，基本没有散户生存空间。散户退出养猪市场的关键节点，就是2018年的猪瘟事件。2018年以前，中国超过60%的生猪，还来自散户。这些散户的存栏量，还不到50头。到了2024年，散户在养猪市场只占不到30%，等到今年底，可能要跌破20%。
以前河南、山东这些养殖大县，基本每家都有猪圈。现在去走一圈，或者是看到几百头、上千头的大型养殖场场，或者变成了大企业的代养点。散户就算还有猪圈，也是从大企业手里拿些小猪回来代养，饲料、疫苗都由企业提供。等到猪养大了，企业再按合同价回收。
中国养猪业的进一步规模化，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技术不够，导致企业养猪成本太高，扛不住价格波动。中国目前每斤猪肉的养殖成本，平均在6块5左右。作为对比，巴西养猪成本全球最低，比中国低了50%。美国人工那么贵，养猪成本也比中国低了20%。欧盟环保标准高，养猪成本就高，结果还是比中国便宜10%。
养猪场成本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花钱引种，买外国种猪。目前中国大的养猪场，主力品种是三元猪，也就是三个品系杂交。对比其它猪种，三元猪生长速度更快，饲料转化率高，抗病性更强。我们在市场上见到最多的猪肉，基本都是三种外国品种杂交出来的，分别是美国杜洛克猪、瑞典长白猪、以及英国的大约克。
睡前消息第166期，介绍过中国对外国种猪依赖问题，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除了花钱引种之外，国内企业的养猪技术对比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前面提到，过去十年，国内母猪下仔能力提升了60%，一头母猪平均一年产仔26.34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对比国外同行，还是水平太低。目前美国和欧洲的母猪，每年产仔量超过30头，高出将近15%。
小猪仔生得不够，吃东西也浪费。中国的饲料豆粕，有80%依赖进口，每头猪的消耗量反而是欧美的2到3倍。牧原集团董事长秦英林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说法：
除了成本问题，中国的养猪企业规模还不够大，既没法摊薄成本，也没法让企业拉平周期。就拿人均饲养量举例，前面提到的养猪大国比如说巴西、美国和丹麦，把存栏生猪摊到每个人头上，人均饲养量超过1500头。
中国的数据是500头，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标准，500头刚刚到规模化养殖的门槛。中国绝大多数规模化养殖企业，放到国际主流水平，还是一个小厂。
曾经做到全国第二的正邦集团，就是个典型例子。正邦集团一开始做饲料加工，2003年开始养猪，2007年就在深交所上市。巅峰时期，创始人林印孙身价达到320亿，是江西首富。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以后，正邦集团马上开始快速扩张，口号是“每年出栏一亿头生猪”，到处借钱建养猪场。
2021年底，猪价开始波动，正邦每个月利息就要付掉10个亿，马上就撑不住了。为了回笼资金，正邦开始贱卖小猪，两年时间亏掉了300亿，最后公司也被收购。正邦旗下部分养猪场，甚至连饲料都买不起。请静静帮我读一段报道：
从长远看，这轮“猪周期”再淘汰一批企业，算是好事。规模化上不去，企业固定成本就压不下来，在采购饲料、仔猪的时候也没有议价能力。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小企业养猪成本比大企业高，大企业成本又比国际同行高。一旦猪价出现波动，可能多亏损几个亿。
从目前的信息看，中央政府也是这个思路。3月19日，农业农村部跟国家发改委一起，召集生猪企业开会。对比以前，这次座谈会有几个变化。
首先是产能调控更加严格。前面提到，2024年农业农村部给能繁母猪划定的红线，是3900万头，这次一步下调到3650万头。对于市面卖出的生猪，今年出栏数量也要同比减少10%。如果有企业不照做，就会被收紧贷款，同时取消补贴。如果有企业想贱卖生猪回笼资金，捂住能繁母猪撑到价格上涨，最好规模足够大，自有自己可以无视国家的压力。
另外，以前一旦出现猪价暴跌，国家就会启动收储，保护企业。2021年到2022年，中央每次收储猪肉将近4万吨，一共收储近15万吨。这一次中央只收储了1万吨，是上次不到四分之一。摆出了一副随便企业怎么死的态度。
另外，财政方面虽然有养猪补贴，包括1.2万亿专项贷和1.5%财政贴息，但是只能用到刚性支出，比如说传染病防控、粪便处理。以前每头能繁母猪，财政每年补贴60块左右。现在如果有地区产能过剩，这块补贴也会停掉。小企业和散户，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赶快退出竞争。
从公开报道看，大企业并没有让新员工对工作的压力有正确预期，导致员工产生心理问题。
大型养猪场省钱，靠的是高密度大容量养猪，最怕猪相互传染爆发疫情，所以卫生防疫程序严格，让刚刚经过新冠疫情的中国人也很难适应。为了减少疾病风险，正规猪场在猪出栏之前，会尽量跟外部环境隔离。如果工人离开养猪场吃饭和休息，会制造巨大的风险。一般来说，工人每天进出猪场，要用消毒液洗四次澡，食堂饭菜要消毒，衣服和宿舍也要经常消毒。企业经常会加工资，让工人和外界隔离，几个月才出去一次。
所以，在美国大型农场，抑郁员工占比超过了36%，一半以上的女员工都有焦虑症。猪的大规模养殖，首先破坏了员工的社会化生活。
当然了，大企业大规模养猪，压低物质成本，还是愿意给普通员工发比较高的工资。比如牧原在南阳建了很多现代化养猪场，有1000多名保育员，月薪基本上万。保育员的工作，中专生就可以干，需要的只是脱离社会吃苦干活。从猪场离职的员工也承认，这份工作门槛低，吃住都在场区，很容易攒下钱。所以大企业需要做的，是在招聘的时候实话实说，不能只说高工资，不提工作的难处，让员工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养牛一样也有周期，但时间更长，价格波动平缓，所以对养殖场来说影响没那么大。
首先，母猪每年可以生产3次，1次可以怀8到15胎。牛1年也就怀孕1一次，每次只有1胎。一头健康母牛，一辈子最多生产8到12头牛，还不到母猪10分之一。另外牛的生长周期长，出栏时间一年打底，两年也很正常。就算有企业急着扩大产量，今年引进母牛，到母牛上市，时间超过3年。所以牛周期一般在8到10年左右，不会因为短期供给变化，导致价格剧烈波动。
另外，世界上的产牛大国，一般也是牛肉消费大国，出口带来的影响也没有猪那么高。除了澳大利亚人口太少，大部分牛肉用来出口，巴西和阿根廷卖出去的牛肉只有总产量30%。乌拉圭的牛比人还多，出口量也不到总产量的一半。中国就算把全世界所有出口牛肉都买下来，人均牛肉消费量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养牛场扩大规模，成本比养猪高得多。现在很多养猪场，已经可以实现全流程在楼房内部。比如说鄂州一家猪场，建了2栋26层高的大楼养猪，每年可以出栏120万头。牛体型比猪大得多，性格也更敏感，需要大量活动空间，楼房最多只能拿来养小牛。而且牛饲料需要大量纤维素，排泄物是猪的4倍，在封闭空间养牛，排污成本很难控制。
到现在为止，最合理的养牛方式，还是在草原过剩的国家，给露天牧场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中国再怎么提升技术，也不太可能打败南半球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所以，比较合理的政策，是在牛肉方面躺平，欢迎廉价牛肉随便进口，换取对方开放工业品市场。如果某些部门妄想用补贴搞牛肉产业升级，甚至用补贴支持散户养牛，刷脱贫指标，很可能会把农民困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产业，让散户舍不得退出，也看不到赚钱的希望，还不如送他们去养猪大楼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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