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五百年前的画卷,把倭寇的模样画得清清楚楚。

拿着特定的刀,穿着特定的衣,做着特定的事。

看懂这幅画,你才真正看懂了嘉靖年间那场持续几十年的海上战争。

——《壹》——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几乎年年告急,史书里的记录密密麻麻:村庄被烧、居民被杀、官军溃散,这场祸患从明朝开国就没断过,到嘉靖中期彻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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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787次有记录的倭患,有628次集中在嘉靖后期。

但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过。

《明史》里有句话说得直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也就是说,这支打着倭寇旗号的队伍,真正来自日本的不过三成。

剩下七成是中国本土的海商、流民、亡命之徒。

他们因为海禁断了生路,被逼上了这条路,这个背景不是替倭寇洗白,而是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打得这么长、这么难。

你面对的不只是一群外来海盗。

而是被逼到边缘的本土力量和真正的日本武装混合在一起,彼此利用,各取所需,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爆发了一场由日本贸易使团争夺主导权引发的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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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宁波之乱",事后明廷一刀切,宣布中断一切对外贸易。

海禁越严,走私越猖,倭患越烈,这个死循环从此就没解开过,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已经可以在江浙沿海随意登陆、随意烧杀。

官军的战斗力烂到什么程度?

史料记载,嘉靖三十二年曾经出现过一支七十余人的小股倭寇,一路深入内陆,绕行数百里,途经多个县城,杀伤官兵无数,最后才被包围击毙。

七十余人,让整个地方官府手忙脚乱。

这是画卷存在的历史背景,画它,是因为这场战争真实发生过,痛到无法忘记。

——《贰》——

现存最重要的两幅明代抗倭图卷,一幅在北京,一幅在东京,北京那幅叫《抗倭图卷》,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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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那幅叫《倭寇图卷》,藏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两幅画的尺寸、题材、构图逻辑高度相似,内容都是倭寇来犯、烧杀抢掠、官军出击、激战得胜,从右向左展开,像一部无声的战争纪录片。

《倭寇图卷》上有一张题签,写着"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暗示这是明代大画家仇英所作,仇英是吴门四家之一。

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是明代人物画的顶尖高手。

但日本学者辻善之助早在1930年就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仇英的风格与这幅画的晚明笔法根本对不上,而且"台湾奏凯"这个题名和画面内容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这幅画画的是长江沿岸的抗倭战斗,根本不涉及台湾。

换算成中国纪年,就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

这个发现把时间锁定了,但具体是哪场战斗,学界至今还有争议,另有学者从画面中出现的"海防新堡"四个字切入,对照史料。

推测描绘的是浙江永嘉场(今温州龙湾区永强)的一场抗倭战斗。

《抗倭图卷》的断代相对清晰一些,图中倭寇船旗帜上写着"日本弘治一年",对应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结合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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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推断这幅画描绘的正是那年五月发生的王江泾之战。

这两幅画是不是摹本关系?长期以来有争议,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从2010年开始联合研究。

2010年9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对两幅画进行系统比较。

研究结论认为,两幅画内在结构相同、诸多细节相似,但画风迥异,并非简单的临摹关系,而是各自成立的独立作品。

1974年,《倭寇图卷》做了彩色复制版本。

——《叁》——

现在来说最关键的部分:画家是怎么画倭寇的,他们的形象有什么特征,让当时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先说武器,这是最直接的视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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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刀,这是图卷里反复出现的核心元素。

不是一把,是几种,图卷的劫掠场景里有一名穿蓝衣的倭寇,一手持刀,一手向旁边的人比划,这把刀有多长?

按画面比例估算,几乎和这个人的身高相当。

这是大太刀,日本武士使用的超长型战刀,刃长往往超过九十厘米,加上刀柄,总长可达一米五以上,同一场景里。

另一名倭寇腰间插着一把刀,刀刃朝上。

这是日本刀的典型佩戴方式,和中国刀刃朝下的挂法明显不同,画家显然知道这个细节,专门把它画出来,再仔细看。

三种日本刀的长度差异在不同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大太刀、野太刀、打刀,画家把这三种规格分别安排在不同人物身上,是有意为之的区分,除了刀,倭寇手里还拿着镰型枪、三刃矛、月刀型长柄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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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两样东西:海螺和折扇。

海螺在战场上是传令用的号角,折扇是指挥官的身份标志,所以那个一手持刀、一手摇扇的倭寇形象,并不是画家随意发挥。

而是对倭寇指挥官形象的写实记录。

另外,图卷里有一名穿红衣的倭寇手持火绳枪,但全卷只有这一处出现火枪,画家似乎有意控制比例,说明当时倭寇虽然有火器,但并非主力装备。

倭寇上岸之后的行动细节也被画得很细。

有人站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用长枪撑稳身体,用手遮眼瞭望地形,有人拿弓瞄准树上的白鸟,似乎在测试弓弦,有人在头顶挥舞双刀做热身动作。

这些是战斗前的准备状态,画家记录的是倭寇登陆后的行为模式。

——《肆》——

看懂了画,再来看画对应的那段历史,会觉得更真实,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嘉兴北面的王江泾爆发了嘉靖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正面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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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仗,倭寇一方集结了5000余人。

盘踞王江泾镇,扼守苏浙交界的运河要道,凭借湖沼地形,等着官军来打,明军这边,由总督张经统一指挥,调集多路人马。

俞大猷和汤克宽部从东面压上,卢镗部从北面堵截。

瓦氏夫人率领广西"狼兵"从侧翼迂回,绕到平望扼住退路,四月二十九日清晨,合围开始,五月一日,三面受压、背水无路的倭寇全线崩溃。

斩首1980余级,溺死者无数。

仅剩300余人逃回柘林老巢,五月五日,残余倭寇纵火烧毁柘林大本营后出逃,在金山卫再次遭到瓦氏夫人部队拦截,损失惨重。

《明世宗实录》的评价是:"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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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养寇糜财、屡失进兵机宜"。

把大捷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嘉靖帝大怒,下令逮捕张经,同年十月斩于西市,终年63岁,赢了仗的将军被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另一面。

倭患的真正终结,靠的是戚继光。

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规模倭寇进犯台州,戚家军在浙江临海连续作战,九战九捷,浙江倭患基本平定,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率部入援福建。

俞大猷、刘显三路合击平海卫倭寇。

四五个小时内歼敌2000余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余人,收复兴化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配合,歼灭广东残余倭寇。

东南沿海,倭患正式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