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初，天刚擦过几场凉雨，山里的草木浸着湿意，漫山的野酸枣坠着红珠，硌得路边的草叶发脆。我那年七岁，攥着娘纳的蓝布手帕，跟在爹娘身后往姥姥家走，布包里装着娘晒的柿饼、爹炒的南瓜子，还有我攒了半学期的糖纸，想着到了姥姥家，要扒着姥姥的炕沿，让她给我剥糖吃。

姥姥家在山坳那头的董家坪，就着山根盖的土坯房，院角种着棵老枣树，每次去，姥姥总踮着小脚摘最红的枣，塞得我衣兜鼓鼓的。这趟是娘说姥姥捎了话，想外孙了，爹便歇了生产队的活，一早领着我们娘俩动身，山路弯弯绕绕，爹的步子大，我小跑着才能跟上，娘总在后面喊：“慢些，别摔着娃。”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刚拐过一道山梁，到了半山的老石磨旁——这是去姥姥家的必经之地，石磨旁的荆条丛，我上次还在这儿摘过野菊花。爹的脚步却突然顿住了，他原本扛着布包的肩膀猛地一沉，站在石磨边，头往董家坪的方向望，脊背绷得笔直，像山壁上扎着的老松树。

我撞在爹的后背上，揉着额头抬头：“爹，咋不走了？快到姥姥家了。”

娘也上前，拉了拉爹的衣角，声音轻软：“咋了？是不是累了？歇会儿再走。”

爹没回头，喉结滚了滚，山风卷着他的声音过来，粗粝得像磨过石磨，却又轻得怕惊着谁：“别走了，你姥姥家没了。”

这话像一块凉石头，砸在我和娘的心上。我愣在原地，手里的蓝布手帕滑落在地，不懂“没了”是什么意思，只扯着爹的裤腿：“爹，啥叫没了？姥姥的房子呢？枣树呢？姥姥是不是藏起来了？”

娘的脸瞬间白了，扶着石磨的手微微发抖，嘴唇颤着：“你胡说啥？昨儿还捎话呢，咋就没了？”

爹这才转过身，眼底红着，却没掉泪，他蹲下来，捡起步帕塞回我手里，又扶着娘的胳膊，一字一句说：“昨儿后晌山里发山洪，董家坪低，被冲了。我今早出门，听村头老支书说的，怕你娘受不了，没敢说，想着走到这儿，总归是瞒不住了。”

山洪。我模模糊糊听过这两个字，去年村西的河涨水，冲了几亩田，却从没想过，这两个字会落在姥姥家。娘站在原地，眼神空茫，望着山坳的方向，嘴里反复念着：“咋会呢？那土坯房扎得牢，老枣树都长了几十年了……姥姥还在呢，她还等着吃柿饼呢……”

她说着，腿一软，爹赶紧扶住她，坐在石磨的磨盘上。山风更凉了，卷着山里的湿气，吹得娘的头发贴在脸上，她没哭，只是攥着布包里的柿饼，指节发白，那柿饼是她晒了十几天的，挑的最圆最甜的，原本要亲手递给姥姥的。

我站在一旁，看着爹拍着娘的背，看着山坳那头的方向，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想起姥姥的手，皱巴巴的，却总暖乎乎的，冬天会把我的手揣进她的棉袄兜里；想起姥姥的炕，烧得热热的，晚上会搂着我，讲山里狐狸的故事；想起院角的老枣树，秋天落一地红枣，姥姥会扫起来，晒成枣干，留着给我过年吃。

那些画面，像被山风吹散的烟，飘在半空，抓不住了。

爹没再往山坳走，扶着娘，牵着我，往回走。回去的路，比来时慢多了，娘一路没说话，只是偶尔抹一下眼角，布包里的柿饼，始终攥在她手里。我也没再闹着要去姥姥家，只是牵着爹的手，他的手粗糙，却很稳，牵着我，也牵着娘，一步步走在弯弯的山路上。

后来才知道，那场山洪来得猝不及防，董家坪的几户人家，都没躲过，姥姥家的土坯房被冲得只剩一截墙根，老枣树也被连根拔起，卷进了山洪里。村里的人去寻，只在山涧边找到了姥姥常戴的那枚银簪，是姥爷年轻时给她打的，磨得发亮。

娘把那枚银簪收在梳妆盒最底下，逢年过节，会拿出来擦一擦，对着山坳的方向，摆上一碗柿饼，一碗枣干。再后来，我们家再也没往董家坪的方向走过，半山的那盘老石磨，成了心里的一道界，界的那头，是1983年秋初的期盼，是姥姥的土坯房、老枣树，是暖乎乎的惦念；界的这头，是往后的日子，是藏在心底的想念。

如今几十年过去，我早已长大，走出了大山，可总记得1983年的那个秋晨，半山的老石磨旁，爹那句沉在山风里的话，记得娘发白的脸，记得布包里没送出去的柿饼。姥姥家没了，可姥姥的模样，姥姥的暖，却像山里的酸枣树，在心底扎了根，岁岁年年，从未凋零。

那半山的一程，是童年里一场猝不及防的离别，却也让我懂了，人间的惦念，从来不会被山洪冲散，不会被时光抹去，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暖，总会在某个瞬间，像山坳里的光，轻轻漫过来，温柔了往后的所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