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记得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在私下里所说的话和在公开场合所说的话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他不诚实，而是因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让人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消失，就是把他活活剥皮。”
一则新闻：
为什么是针孔摄像机？
按理说，如此行径，安装者应该完全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不能被看见的事。
难不成如果光明正大地装一个摄像头，员工会反对？所以要伪装？
如果伪装成普通物件还容易被认出，所以要伪装成消防设备？之所以选消防设备，是因为消防设备承载着为你好的天然合法性，没人会去质疑一个烟感器为什么挂在天花板上？
当一个公司把摄像头装在这样一个女人头顶，装的还是伪装的、隐蔽的、她无从察觉的摄像头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隐私侵权，这是对一个处于身体最脆弱阶段的劳动者的精神凌迟。
公司的另一条辩词说：
“公司在几年前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开安装过摄像头，员工都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把管理这个词无限扩张，扩张到可以吞噬员工作为人的全部尊严。
这就假设了一个前提：
雇佣关系一旦建立，劳动者就让渡了自己的全部隐私权，公司有权对其进行任何形式、任何深度的审视，只要这种审视能够被装进管理的箩筐。
合理么？
朝阳法院的判决是：
“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需要安装监控设备，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且不得以隐蔽方式侵扰员工依法享有的合理隐私期待。”
如何理解？就是即使在公司的物理空间内，即使在工作时间内，劳动者依然保有某种隐私的最低限度，这种限度不取决于公司的善意，而取决于一个理性人在那个特定情境下能够合理预期到的隐私边界。
一间可以上锁的、长期只有一人办公的、二十平米的房间，本身就构成了这种合理期待的物理基础。
一个哺乳期女员工对她的办公空间不被偷拍的期待，是合乎情理、合乎常识、合乎人伦的——不需要她事先去和公司签订什么反偷拍协议，这种是默认存在的，正如她默认走进卫生间不会有人在门外架机器拍她。
最后判决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评论区是这样说的：
5000元是不是太少了？
确实，这点钱对一家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不痛不痒，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公司动歪心思，那么有心之人可以继续在员工头顶装针孔摄像头，反正赔得起。
另外一个，这个数字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不能赔偿赵女士的精神损失。
它当然不能，但是它把一种伤害正式纳入了可被司法承认的范畴。
在此之前，被装摄像头的女员工有没有可能维权？
有，但她要面对的是一整套系统性的怀疑，你怎么证明你受到了伤害？你怎么证明这种伤害值钱？你是不是在小题大做？你是不是想敲诈？这5000元的意义，是它在法律层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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