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深秋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子凉意。

我站在那间土坯房的门口，手里捏着媒人王婶塞给我的地址条，心里七上八下的。街上有人骑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铃地响，像是在催我进去。

来之前，王婶特意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小陈，我跟你说实话，姑娘哪儿都好，就是腿有点毛病。不过人家手巧，编筐编篓是一把好手，你要是不嫌弃——”

我点了点头，没让她说下去。那年我二十六，在镇上的农机站上班，工资不高不低，人也算不上英俊，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青年。家里的弟弟妹妹等着盖房娶媳妇，父母催我相亲催了不下十回。

是骡子是马，总得去看看。

房子不大，院子倒是拾掇得干净。几捆高粱秆子靠着墙根码得整整齐齐，地上散落着一些编筐用的藤条。我没敢直接往屋里闯，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

“是张桂兰家吗？”

“进来吧，门没关。”

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的，像溪水淌过石头，清凌凌的。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暗，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靠墙是一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窗户底下坐着一个人，正低着头忙活手里的活计。我先是看见她那双在藤条间翻飞的手——说实话，那双手真不像农村姑娘的手，手指细长，骨节分明，藤条在她指尖灵巧地穿梭，像活了一样。

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不是什么惊艳的长相，但那张脸干干净净的，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却亮，看人的时候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笑意。她穿着一件碎花棉袄，领口露出来一小截白衬衣的边儿。

“请坐吧，让你见笑了。”

她说着，下意识地把脚边散落的藤条拢了拢，手撑着椅子的扶手，微微侧了侧身子。那一下我看清楚了——她的右腿从膝盖往下，明显比左腿细了一圈，裤管空荡荡地垂着，脚踝有些变形，穿着一只自己纳的布鞋。

我赶紧把目光移开，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生怕自己的眼神让她不舒服。

“你编的？”我指了指她手里那个快要收口的竹筐。

“嗯，供销社收的，一个能卖八毛钱。”她又低下头去，手指继续动起来，像是在跟我说话的同时也不太舍得停下活计，“您喝茶不？要不我给您倒一杯——”

“不用不用，我不渴。”我连忙摆手，看她要撑起身子的样子，心里一紧，“你真的别忙，我就坐坐。”

她没再坚持，笑了笑，把编到一半的筐子放在膝盖上。筐底已经编好了，圆圆的，结实得很，每一根藤条都缠得匀匀实实的，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能听见院子里风吹树叶的声音。

“王婶跟你说了我的情况吧？”她先开了口，语气平静得很，像在说别人的事。

“说了。”我犹豫了一下，觉得没必要装糊涂，“说腿有点毛病。”

“小儿麻痹症。”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但我看见她的睫毛颤了一下，“六岁那年得的，就再也没好利索。走路得扶着墙，干不了地里的活，平时就在家编编筐，喂喂鸡。”

“那也挺好的。”我脱口而出，说完又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笨了。

她倒是没在意，反而轻轻笑了一声：“你是第一个没跟我说‘可惜了’的人。”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双手还在不停地编着，动作熟练得像是闭着眼睛都能做。我注意到窗台上摆着一个编好的小篮子，巴掌大，精巧得很，里面放着几颗红枣。墙角码着十几只编好的筐子，大大小小，摞得整整齐齐。

“一天能编几个？”我问。

“大的一天编一个半，小的能编三四个。”她说，“手生了，前两年我妈还在的时候，我一天能编两个大的。”

说到母亲的时候，她的声音顿了顿，但很快又接上了：“我妈走了两年了，现在就我一个人过。”

我点了点头。来之前王婶提过，她母亲前年冬天走的，父亲很早就没了，也没什么近亲。一个腿脚不便的姑娘，一个人守着这间土坯房过了两年。

“你——不怕吗？”我忍不住问。

“怕什么？”她抬起头看我，眼里的光很清澈，“怕黑？还是怕鬼？”

“怕一个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编筐的动作忽然慢了下来。窗外又起了风，吹得那扇木门咯吱咯吱地响。

“习惯了。”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刚开始是有点怕，夜里听见老鼠叫都吓得睡不着。后来我就给自己找活儿干，编筐，编到手指酸了，自然就睡着了。”

我低头看了看她的那双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缠着胶布，胶布已经被藤条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棉线。那双手的指尖有厚厚的老茧，不像二十出头的姑娘该有的手。

“疼吗？”我问。

“什么？”

“编这个，手。”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像是在看一样很遥远的东西，然后摇了摇头：“不疼，习惯了就不疼了。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至少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我就那样在她的屋子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看她编完了一个筐子的最后几道工序。她收口的时候格外认真，每一根藤条都要比划半天才剪断，剪完了还要摸一摸，怕有毛刺扎手。

“这个筐是要交到供销社去的，不好看人家不收。”她解释了一句，又把筐子翻过来看了看底，确定每一根藤条都收得妥帖了，才满意地放到墙边那摞筐子上去。

她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的时候，我没忍住想去扶她，但她摆了摆手，自己撑着墙一步一步挪到了墙边，把那摞筐子重新码了码。我能看得出她走路很吃力，右腿几乎是拖着走的，但她走得稳稳当当的，像是这条路已经走了无数遍。

“你要是不嫌弃，拿两个筐回去吧。”她回过头来跟我说，“装点儿玉米棒子、红薯什么的，比麻袋好用。”

我笑了笑，没说要，也没说不要。

临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又坐回了窗户底下，拿起了另一根藤条，准备开始编一个新的筐底。秋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碎花棉袄的肩头上，照在她低垂的眉眼上，照在她那根细细的藤条上。

“张桂兰。”我叫了她一声。

“嗯？”

“我下个礼拜还来看你，行不行？”

她手里的藤条顿了一下，然后我看见她的嘴角弯了弯，那个笑意不大，却很真。

“那你要来就来呗，”她说，“你要是早点来，我给你编个小篮子，那种带盖儿的花篮，比这个好看。”

“好。”

我转身走出了院子，秋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走出很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木门还敞开着，门口有一点碎花棉袄的颜色一闪，然后慢慢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我骑得很慢，脑子里全是她那双手在藤条间翻飞的样子。那双手编出了一只又一只结实的竹筐，编出了一个女孩在这世间独自站立的底气。

我想，等下次去的时候，我要跟她说，那间土坯房后墙有些裂缝了，我认识泥瓦匠，等开春了帮她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