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深秋，我二伯刑满释放。
消息是两个月前传回来的。一封皱巴巴的信寄到了我父亲手上，信封上只有“李家村李德厚收”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太久没写字的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憋出来的。
父亲看完信，沉默了很久，然后把信折好，收到柜子最里面，转身对母亲说：“老二下个月回来，到时候整一桌菜。”
母亲欲言又止，瞥了一眼灶台上那半袋白面，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那年头，我们家穷得叮当响。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喂猪养鸡，全家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白面。要“整一桌菜”，意味着要杀一只鸡，要拿鸡蛋去换豆腐，要去供销社赊一瓶酒。这些都是大事，都得掂量。
但父亲没掂量，好像这件事根本不需要掂量。
消息渐渐在村里传开了。
最先来的是三叔。三叔住在村东头，平时跟我们家走动不多，但那天他专程来了，进门也没坐，就站在门口，压着嗓子跟我父亲说：“大哥，老二这事你别掺和太多，他那个罪名……搞不好还要连累你。”
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头都没抬：“什么罪名？”
“就是那个……”三叔左右看了看，声音又低了几分，“当年他不是跟着那些人……”
“他没跟着谁。”父亲一斧子下去，木柴裂成两半，声音不大，但很沉，“他就是说了几句话，说了几句实话。”
三叔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看见父亲的脸色，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他走的时候，把我们家院门带上了。那扇破木门发出一声尖锐的吱呀，像是替三叔说出了那句没说出口的话。
四叔更绝。
四叔在公社食堂当厨子，算是李家里头混得最好的一个。父亲托人带话，说老二回来那天，一家人一起吃顿饭。话带到了，四叔那边却一直没个回音。后来父亲亲自去了公社找他，四叔当着满食堂人的面，笑嘻嘻地说：“大哥，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那几天正好有事，县里来检查，走不开。”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大到食堂里每个人都听得见。大到每个人都知道他跟那个“劳改犯”划清了界限。
父亲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行。”
然后转身走了。
我那年九岁，对这些事似懂非懂。但我记得父亲走路的样子，背挺得很直，步子迈得很稳，从公社到家的那条土路，他走了四十分钟，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二伯回来的那天，天没亮父亲就起来了。
他先杀了一只鸡，那只芦花鸡是母亲养了一年的，原本打算留着过年。父亲杀鸡的时候，母亲在灶房里烧水，眼圈红红的，但什么都没说。
鸡褪了毛，切成块，炖了一锅。父亲又去豆腐坊换了两块豆腐，去供销社赊了一瓶高粱酒，回来的时候手里还多了一包花生米。母亲把攒了半年的鸡蛋拿出来，炒了一大盘。又从地窖里刨了几个红薯，切成条，炸了一盘薯条。
菜摆上了桌，满满当当一桌子。父亲看了看，觉得还缺了点什么，转身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瓶酒。那瓶酒是之前三叔送的，父亲一直舍不得喝，瓶身上落了一层灰。他用袖子仔细擦了擦，跟那瓶高粱酒并排放在桌上。
三叔的酒摆在右边，四叔的酒……没人送过。
快到中午的时候，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看见一个人走进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但那件大衣太大了，空空荡荡地挂在他身上，像一面没有风的旗。他身形佝偻，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唯有一双眼睛还算有神，进门的时候四下打量了一圈，目光落在堂屋的桌子上，定住了。
那是二伯。他走的时候才二十六，回来已经四十六了。二十年的光阴，把他从一个壮实后生变成了一个干瘦老头。
父亲从堂屋里迎出来，兄弟俩隔着几米的距离站住了。
谁都没说话。
院子里很安静，连树上的麻雀都噤了声。秋风吹过，那件旧军大衣的下摆轻轻晃了晃。
终于，父亲开口了。
“回来了就好。”他只说了这四个字，声音听起来很正常，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那只粗糙的、布满了老茧的手，不受控制地抖着。
二伯张了张嘴，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挤出了一个字：“哥。”
就这一个字，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他没让眼泪掉下来，侧过身，往堂屋方向抬了抬下巴：“先进屋，菜都凉了。”
二伯走进堂屋，看见那一桌子菜，脚步顿了一下。他没有问都有谁来，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把身上那件旧军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坐下了。
父亲拿起酒瓶，给他倒了一杯，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你一杯我一杯，谁也不提过去的事，谁也不说他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谁也不说家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喝酒，吃菜，偶尔说两句不咸不淡的话。
“鸡炖烂了。”父亲说。
“嗯，烂了好，烂了好嚼。”
“多吃点。”
“吃着呢。”
我躲在里屋，隔着门帘看着他们。
后来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二伯忽然停住了筷子，盯着桌上那两瓶酒看了很久。
“三弟和四弟不来？”他问。
父亲夹菜的手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菜送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才说：“三弟家里有事，四弟单位忙。”
二伯没再追问，端起酒杯，一仰头，干了。
那天下午，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了一句话。他说：“老二这辈子没求过人，当年要不是为了帮那些人说话，他不会进去二十年。三弟四弟不认他，我认。他不就是多了一双筷子的事吗？”
母亲低头纳着鞋底，线绳穿过厚厚的布底发出嗤嗤的声响。她没有接话，但从那以后，每次家里做了好吃的，母亲总要让我端一碗给二伯送去。
二伯在村西头的老屋里住了下来。那间老屋塌了半边墙，父亲带着我一块一块地垒砖，和泥，糊墙，忙了整整一个礼拜才收拾出个能住人的样子。二伯站在院子里，看着修缮好的屋子，忽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他笑起来的样子跟父亲很像，嘴角往两边扯，眼睛眯成一条缝，只是嘴角边的皱纹比父亲多了好几道，深的深，浅的浅，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折叠过。
后来我问过父亲：“二伯到底犯了什么罪？”
父亲想了想，说：“他没犯罪。他就是……生不逢时。”
我不太懂什么叫“生不逢时”，但我渐渐懂了另一件事——有些兄弟，血脉是扯不断的；有些兄弟，血脉不过是一层纸，一捅就破。
三叔那扇关上的门，后来再也没有为二伯打开过。四叔那顿饭，也始终没有来吃。
但我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和二伯都喝多了。两个人坐在院子里，仰头看着满天的星星，谁都没有说话。秋天的夜风凉飕飕地吹过来，带着灶膛里还没熄灭的柴火味。
二伯忽然沙哑着嗓子唱了一句什么，听不清词，调子很老，像是很早以前的歌。父亲也跟着哼起来，两个人哼哼唧唧的，不成调，却莫名好听。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那两兄弟并肩坐在月色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长长短短地叠在一起，像是一棵树上分出来的两个枝丫，被风吹散了很久，终于又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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