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儒学发展的另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是谈仁，也谈义；在论语里面既有仁也有义，但是仁出现的次数要超过义。因为孔子特别强调仁，而孟子更多的是重视义。仁是人的一种内在道德修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正义，一种规范。因为孔子强调仁，所以孔子有一句名言叫杀身成仁，而孟子强调义，所以孟子也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语，叫舍生取义。

孟子曾经非常严肃地区别了仁和义，他说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仁就是义，义就是仁。仁和义都根植于人内在的道德情怀，但是两者确实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表现的地方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仁侧重于指人的内在修养，而义侧重于指人的外在一种行为；义，就是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适宜的。所以孟子曾经对义，有过一个非常直接的说明，他说“义者，宜也”，也就是正义的这个义，就是适宜的这个宜。如果我们的行为是恰当的，是恰如其分的，那就是义。那么孟子强调义，就表明他更注重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评价，更希望人把仁爱之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从道德上讲，孟子这样做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也无须知道，甚至，我们也不要去问人行为的内在动机，因为动机是无须控制也无从控制的，我们索要关注的，就是他的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

另外，评价义也比评价仁，要可行得多。由于有了客观、可观察、可量化、可比较的特性，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另外，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更便于操作。要在内心意志上真正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而且一个人内心中是否真有仁德，我们也无需操心，我们只要管他的行为是否适当就可以了。在《孟子》这一本书里面，一开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在公元前 320 年左右，孟子千里迢迢去魏国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国首都在大梁，因此也称梁惠王）。梁惠王劈头就问了一句：“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所以孟子当时也就很生气，就断然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这个话翻译过来就什么呢？就是大王你怎么张口就谈利，我就带来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叫“仁义”。

当然，孟子接下来也跟梁惠王做了一番的分析。于是孟子说，如果人人都求利的话，你作为一国的国君，你恰恰是没有办法保障你的利。为什么呢？因为孟子敏锐地感到，当整个社会都以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准则时，道德和秩序就要崩解，因为利无法自我限制。国王的下面是大夫，大夫的下面是士，士的下面是老百姓，老百姓讲利就没法保证士的利益，士讲利就没法保证大夫的利益，大夫讲利就没法保证你国君的利益。所以，利益是要均衡的，利益是有边界的，而这种均衡和边界靠的是什么呢？那就不是利，是义了。所以，义是什么？就是对于正当的权利的保证。孟子的思考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边界，可怕的是不能够自我限制，可怕的是越界侵犯别人的利。那么如何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利都在自我范围之内，自我限制而不侵犯他人的利？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提供一个最终的保障，这个最终的保障就是孟子所讲的义。

在孟子看来，义是一种近乎于道德信仰的东西，所以他有一个成语叫舍生取义，这个舍生取义的论述，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面就已经读到了。就是那一段非常有名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鱼很好吃，熊掌更好吃。如果只能选一个，我选熊掌。那么同样的道理，利，我想要，义我也想要；但是假设两者发生冲突了，只能得一个，怎么办？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所以这是一种假设，为什么孟子要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因为道德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极端的境界作为一个保障，如果我们在活着和义之间做一个选择，不义地活着，和慷慨就义赴死，对这两种行为的选择，决定了一个民族道德的成色。

当然讲到这里还得要强调一点，孔子和孟子都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孟子在《离娄章句下》里面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就是他们觉得一个真正的君子，不是机械地遵守某些具体规则，而是把握住义的这个根本原则，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应对。这个灵活不是丢掉了义，恰恰是更好地保护义，在每一个环境下都能够得到正当的实现，这种判断力就需要长期的修养才能够获得。但是孟子对于义的理解并不止于个人修养，他还有更广阔的社会维度。一个人如果真正的理解了义，他就会关心社会的公正，就不能够容忍不义的发生。孟子本人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反对战争，主张仁政王道，这些努力的根源就在于他对于义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