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帮人打家具东家总给我加菜，临走他问：愿不愿意做上门女婿。

1985年，我二十二岁。

那年秋天，邻村的赵叔托人带话，说他家要打一套家具，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活。赵叔家在我们这一带算是殷实人家，三间大瓦房，院子里两棵石榴树，听说女儿也在县城念过书。

我应了下来。那年月，木匠手艺人靠的是口碑，赵叔能找上我，是看中了我师傅的面子——虽然我已经出师两年了。

第一天到赵叔家，我背着工具箱子，里头刨子、凿子、锯子、墨斗，样样齐整。赵叔迎出来，四十来岁的庄稼人，脸上带着笑，说话慢条斯理的。

“小陈，你看着打，不着急，慢慢来，住这儿也行。”

我本想着每天骑自行车来回，也就七八里路。但赵叔说家里西厢房空着，铺盖现成的，住下省得来回跑。我想了想也好，秋天日头短，收工晚了一会子天就黑，路不好走。

西厢房收拾得干净，炕上铺着新洗的蓝格子床单，窗台上甚至还放了一个搪瓷茶缸子，里头泡着茶叶。

我心里就觉着，这家人讲究。

打家具的主料是赵叔提前备好的榆木和槐木，都阴干了大半年，料不错。我先量了尺寸，问清楚需要打什么——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一个立柜、一张架子床。赵叔说女儿大了，该有像样的家具。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给女儿备嫁妆。

头一天干活，中午吃饭的时候，赵婶端上来一大海碗白菜炖粉条，里头有薄薄几片五花肉，这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伙食了。我蹲在院子里吃，赵叔非要我上桌，我说干活的人身上脏，就在院里就行。

正吃着，院门响了，进来一个姑娘。

齐耳短发，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拎着个帆布书包。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进屋去了。

赵叔说那是他闺女，叫秀兰，在县城供销社上班，周末回来。

我没多想，继续吃饭。

第二天开始，饭桌上的菜就不一样了。

中午多了个炒鸡蛋，金黄金黄的一盘，还用了几根韭菜配着。鸡蛋在当时是稀罕东西，一般人家舍不得吃，留着换盐换酱油。我跟赵叔说不用这么破费，赵叔摆摆手：“你出力干活，吃好点是应该的。”

第三天，炒鸡蛋变成了两个菜——一盘腊肉炒蒜薹，一碗炖豆腐。腊肉切成薄片，透明的，嚼在嘴里满口香。

第四天，居然杀了一只鸡。

那天赵婶把鸡汤端上来，里头还放了粉条和蘑菇，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我实在过意不去了，跟赵叔说：“叔，你这样我真吃不下去了，平常饭菜就行。”

赵叔笑着说没事没事，一边给我盛汤，一边看了看秀兰。秀兰在桌上不怎么说话，但也不像头一天那样躲着我，偶尔会给我递个馒头，或者帮我把茶缸子里的水添满。

我那时候年轻，也没多想，就是觉得这家人仁义。

干活的日子过得快。我每天从清早干到天黑，锯木头的声音在院子里响了半个多月。椅子先做好的，四把，榫卯结构，靠背的弧度我特意做成了稍微往后仰的，坐着舒服。八仙桌的花了我四天，桌面刨得光滑，上了两遍桐油，亮得能照见人影。

秀兰周末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在旁边看一会，也不说话，就安安静静站着。我看她看的时候，她就笑一下，转身走了。

有一回她问我：“这些榫都是你凿的？”

我说是。

“不用钉子？”

“不用，榫卯比钉子结实，用一百年都不会晃。”

她低头看了一会椅子腿上的榫头，说：“那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

我告诉她是跟我师傅，镇上老韩木匠。她点点头，说她知道了。

第二十天的时候，架子床做完了。我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家具，把不平的地方又修了修，心里头挺满意——这套家具，不说多出彩，但绝对对得起赵叔给的工钱。

那天傍晚我收拾工具，准备第二天一早走。赵叔喊我吃晚饭，我说行，正好结一下工钱。

结果那天的晚饭，硬得不像话。

一大盆红烧肉，炖得透了，皮都颤巍巍的。一条鲤鱼，煎得两面金黄，浇了酱油和葱姜。还有一盘花生米，一碟腌黄瓜。赵叔还开了一瓶白酒。

我愣住了：“叔，这太破费了。”

赵叔拉着我坐下，赵婶也坐下来，秀兰坐在对面。一家四口，整整齐齐。

酒过三巡，赵叔的话多起来。说这些年家里不容易，说他年轻时候也学过木匠没学成，说村里谁谁家打的家具用了十几年还好好的。我听着，应着，想着什么时候说工钱的事。

赵叔忽然安静了一会，端着酒杯看里头的酒，像在看什么东西似的。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小陈，我问你个事，你别多想。”

“叔你说。”

“你今年二十二了，没对象吧？”

我筷子顿了一下，说没有。

赵叔点点头，又看了看秀兰。秀兰低着头扒饭，耳朵尖红红的。

赵叔像是下了个很大的决心，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小陈，你愿不愿意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院子里石榴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远处的狗叫了一声，又安静了。

我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猛地炸开了，之前那些加菜、那些茶水、秀兰递馒头时不经意的笑，全都在这一刻串成了一条线。

赵婶怕我尴尬，赶紧打圆场：“不急不急，你回去慢慢想。”

赵叔也笑了，把那杯酒一饮而尽：“对对对，我是喝了酒胡说的，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给个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西厢房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院子里的狗叫，远处的蛙鸣，风吹过房檐的声音，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上门女婿，说白了就是入赘。孩子跟女方姓，住女方家，养老送终的是女方父母。

二十二岁的我，脑子里装的是手艺，是将来能不能开个木匠铺，是能不能攒钱盖上三间自己的瓦房。上门女婿这四个字，从来没在我的计划里出现过。

可我又想起这些天在赵叔家的日子。赵叔说话不紧不慢的，赵婶做饭舍得放油，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底下放着个小石桌，夏天坐那儿喝茶应该挺舒服。秀兰不多话，但她在县供销社上班，见过世面，人也安静。

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个答案。第二天一早，赵叔把工钱结给我，一张一张十块钱的票子，叠得整整齐齐。我揣上钱，骑上自行车走了。秀兰那天一早就去上班了，没见着。

出了村口上了大路，秋天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骑了一会，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赵叔家那几间瓦房的屋顶，在树梢后头若隐若现。

然后我调转车头，往另一个方向去了——我要去找我师傅。

师傅在镇上干活，正给人家做门框。听我说完赵叔家的事，师傅拿刨子推了一下木头，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跟雪花似的。

他看都没看我，说：“你自己咋想？”

我说我不知道。

师傅把刨子放下，直起腰来看着我。

“入赘不丢人，你别听外人瞎咧咧。关键是那姑娘咋样，那家人咋样。你再好的手艺、再大的房子，屋里头要是天天鸡飞狗跳，那日子过不长。你回去再想想，想清楚姑娘好不好、人好不好，别光想入赘不入赘的事。”

师傅说完又猫下腰推刨子去了，刨花继续一片一片地落。

我站在那儿想了半天，脑子里全是秀兰递馒头时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又骑了七八里路回了赵叔家。

院门没关，赵叔在院子里坐着抽烟，看见我回来，烟头差点没拿稳。

我支好自行车，站在石榴树底下，说：“叔，那事我想好了。”

赵叔站起来，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说——

我说了那个二十二岁的秋天，我一个木匠，在邻村三间瓦房的院子里，给出的答案。

那个答案，让我在赵叔家的石榴树下，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后来每年的秋天，我们都会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下吃饭，秀兰还是会给我递馒头，就像1985年的秋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