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古代有着伟大的文明，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这当然没问题，是公认的。
古代中国在文明方面最大的建树和特别之处，当属文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商周时期中国就已经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化特质：注重礼仪和等级秩序，讲求“和”与“稳”。
到了春秋战国，又爆发出灿烂的多元化思想，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形成了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时代。
从秦开始，尤其是到了汉，中国文明做出了它的最终选择：儒家作为社会伦理结构的基本底色，法家作为统治的实际手段。俗称“外儒内法”。
儒讲究的是等级秩序的严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讲究孝道，人人都必须严格恪守这一整套伦理规矩，违反者会受到严厉惩罚。
法讲究的则是社会大结构的严密管理和稳定至上的特征，对于底层百姓的管理始终有一套细致严格的制度，以谋求帝国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中央朝廷的权威性。
这一整套文化结构和制度结构，固然让中国文明保持了极强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就算是元、清这种汉族之外的民族统治时代，文化的底色却没变。
但背后的问题，也正孕育在这一套结构中。学术大师钱穆的演讲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经典书籍，就总结了四大弊病，是对古代中国的反向分析与一种警示。
一、古代中央政府的逐步集权，导致清代的集权高峰，从而引发了各方面的衰落
清代并不仅仅是清代，它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登峰造极之终曲。
之所以清代最后崩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它的皇帝集权制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清代吸取了历代的教训，将各种各样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因素全部制度化消除了。
军机处制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军机处是清朝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于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而设立。
军机处的特征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而权力几乎无限。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
再比如清代登峰造极的文字狱，也是让龚自珍发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呼号。
这种过度集中有什么问题？钱穆先生在书中认为：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的衰落。
清代的中央集权之所以发展到这种程度，不是一代的问题，而是历朝历代积累的问题。
二、“平铺的社会不见得有力量”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在革除贵族世袭、打击门阀士族，这在社会平等方面固然是好事。
在这里钱穆先生用了一个精妙的词——“平铺社会”。
之所以强调平铺而非平等，是因为在古代，平民和官宦还是有极大的不平等的。
“平铺”主要是指，虽然读书人不断地通过学而优则仕实现阶级上行，但反反复复的这种筛选模式，就会造成一个极其庞大的官僚阶层，到了历朝历代都会形成尾大不掉的财政亏空，却无法进行改革。
这里举明朝的例子恐怕最妥当。明末的官僚群体庞大到无以复加，国家财政根本无力支撑，从嘉靖时期就开始想法设法维持财政平衡，却只能是勉强维持。
张居正改革算是给大明续命，但也只是涉及皮毛——只不过是收税的方式更加透明化和高效率了而已。
虽然财政续命了，但这也导致民间开始因为重税而苦不堪言，最终在自然灾害叠加之下引发了李自成的揭竿而起。
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愤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只有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上述钱穆先生这段比较，不是说西方古代社会结构就是好的，但这的确是一面镜子，能照出古代中国这个社会结构的弊病所在，就是对工商业太不友好了。
从侧面来看，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能成为西方近代崛起的原因，就跟这种区别有关。大明之所以手握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资源，却没有走上工商业崛起的道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也是上述因素所导致的。
三、长治久安的持续性不强
纵观中国古代，虽然在历朝历代内部实现了一定的安定延续性，但每次改朝换代，却往往都会造成死亡30%以上人口的巨大灾难。
对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在书中的解释是：
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事，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
虽然这一段并没有直指“为什么长治久安很难”，但背后的逻辑却很明晰，就是安定和阶级跃升很难维持到三代以后，从而导致阶级的上下浮动过于短暂和猛烈。
在此钱穆先生的另外一重意思是，因为皇帝的恒定不变伴随着大臣的起起伏伏，导致皇室的权总是在不断上升，而朝廷百官的权却总是下降，故而形成了皇室越来越脱离底层、上下信息越来越难以通达的问题，最终大爆发，造成改朝换代时期的剧烈阶级颠覆和生灵涂炭。
四、“修修补补再三年”背后的隐忧
钱穆先生对于古代历史，总是结合历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所以他从“后不如前”这种感觉出发，做了一个总结分析，大意是：后朝总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做制度的修补，就像糊窗子一样，越糊越厚，但也更加冗余和繁琐。
更多的制度不断累积在前朝的制度上，目的只是为了补上那些缺口，但这些繁冗的制度堆积起来，成为严重束缚人才的桎梏。
这一点在文化脉络上是相当清晰的：汉唐成为文化事业的巅峰，宋也不错，而明开始就大滑坡，著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越来越少，到了清就彻底沦落了，写诗都只有“万马齐喑究可哀”，再也没有了前朝的那些繁华气象。
钱穆先生在此还总结了一句：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
因为制度修补不断累积，导致越来越繁荣和压抑，而人们几乎做官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实现人生的抱负，这实际上对整个社会的活力都是一个不断压抑的倾向。
从汉至清，这个趋势是不断增强、连续绵密的一个过程，所以到了清后期，已经极难筛选出来真正的人才，社会的活力也凋敝到了极致，而大清国的“天朝上国”思维，也让当时官员们的无知与傲慢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钱穆先生对于历代得失的评价中，我们似乎能从宏观中认识到古代王朝兴替之下最核心的弊病，那就是——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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