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教宗亲口讲了一段从未公开的秘鲁往事|总主教|教会|教区|秘鲁往事

2026年4月30日上午，教宗良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宫接见了德国科隆总教区“普世教会与对话”办公室代表团，纪念该办公室成立五十周年。

教宗全程以英语发表讲话，高度评价科隆总教区在普世团结与跨宗教对话中的先锋作用，并首次在公开讲话中以他在秘鲁主教任内受该教区资助购买制氧机的个人经历（新冠疫情期间），诠释了“普世教会”的内涵。教宗明确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东基督徒加速流失的严峻现状，要求科隆总教区及全球天主教会继续支持东方教会的存续。

据天主教媒体“我不能沉默”报（silerenonpossum）披露，科隆总主教韦尔基枢机未出席，由辅理主教罗尔夫·施泰因霍伊泽率团。

科隆总教区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天主教总教区，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公元4世纪已出现主教系统雏形，8世纪升格为总教区。自13世纪起，科隆总主教位列神圣罗马帝国七大选帝侯之一，这一头衔保留至1803年，深厚的历史积淀赋予了科隆在欧洲政治与文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如今的科隆总教区覆盖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地区，辖区面积约六千余平方公里。根据2021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总教区共有约二百零八万名天主教信友，约占辖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点四，下辖五百五十四个堂区，有超过一千名司铎和三百名终身执事在一线服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科隆大教堂，是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是德国每年接待朝圣者和游客最多的教堂之一。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及其后的德国维尔茨堡主教会议（1971-1975）的灵性更新背景下，科隆总教区于1976年设立了“普世教会与对话”办公室。依据梵二大公会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19条的精神——每一地方教会都对普世教会的传教使命负有责任——科隆总教区将此前零散的传教事务和海外援助整合为专门的教区机构。如今该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分为三个板块：传教与发展合作、普世教会关系与伙伴教区合作，以及教育与宣传。该办公室与全球超过一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教会团体建立了支持关系，尤其关注中东地区和东方礼教会，同时常年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修院和医疗站提供资金和行政支持。

教宗在讲话中着重回顾了科隆总教区在普世教会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他提及，早在1954年，在枢机主教若瑟·弗林斯与副主教若瑟·托伊施的推动下，科隆总教区与时任东京总主教伯多禄·土井辰雄一起，建立了德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教区层面的国际伙伴关系——科隆与东京总教区结为伙伴教区。弗林斯枢机明确将其定义为“祈祷与相互帮助的共融”，刻意避免单向的资金援助模式。教宗指出，此后由科隆总教区率先发起的“Misereor”和“Adveniat”等基础援助倡议，为1976年“普世教会与对话”办公室的最终成立奠定了根基。教宗在讲话的书面稿和口头发言中反复申明：“这种真正普世教会的愿景——超越欧洲边界的团结使命，并以对话文化为支撑——至今仍然是你们组织身份的核心。”教宗所言之意，一个教区成立专项普世事务机构并非简单的海外慈善分支，而是在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的张力和联结中，锚定一个超越民族和区域的、对全球教会负责任的定位。

教宗在讲话中首次以个人经历例证科隆总教区的全球团结精神——这是他担任教宗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回顾秘鲁经历的场合。教宗说：“当我在秘鲁奇克拉约担任主教时，科隆总教区也大力支持了若干不同的倡议，包括帮助采购制氧机，这些机器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那里的人民至今仍然对那份援助心怀感激。”

教宗在奇克拉约教区的主教任期始于2014年，持续至2023年调任宗座主教部部长之前。教宗这段话已成为整场接见中最具个人色彩的段落。普世教会去讨论“普世性”常流于神学抽象概念，而一个地处欧洲西北部的德国总教区与一个远离媒体焦点的秘鲁北部沿海小城之间通过制氧机这个朴素的意象连接起来，使“大公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大公”获得了具体的彰显。教宗的即兴见证，也使接见在礼节性的贺词之外，获得了温暖的生命交流。

教宗的讲话还针对中东基督徒的生存困境，明确嘱咐道：“我特别请你们继续支持中东基督徒的存在，以确保东方教会的那些可敬传统得以保存、守护和更广泛地为人所知。”中东地区的基督徒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已从约百分之二十降至不足百分之四，尤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东方礼教会信徒的流失速度明显加快。而在教宗发表讲话的前一天（4月29日），教宗刚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专门提及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和黎巴嫩南部基督徒处境恶化的问题。

教宗对中东基督徒的连续关注，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清晰地指向了近年来在加沙地带、西岸地区以及黎巴嫩南部多条战线上发生的最新冲突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这样的要求并非空降——科隆总教区本就是援助东方教会善会联席会议（ROACO）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平台由圣座东方教会部协调，科隆在该框架中的历史角色已延续逾半个世纪，教宗对这一具体议题的呼吁显然基于对其历史参与和现实能力的精确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