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到1918年5月2日，宝城郡熊池面五柳村迎来第四个男婴，他就是金善佑。叔父无子，将他过继抚养，从此家中同时有了兄弟和“儿子”的双重身份。少年聪慧，高小一毕业便考进当时颇负盛名的延禧学院。
20岁时，延禧学院里的进步读书会让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青年会”秘密宣誓那晚，他还在寝室门口放了哨兵，结果还是被校方盯上。1940年，因“思想激进”被勒令退学，他笑说只是换了间教室。
辗转之下，他考入日殖政府机关，后又主动辞职跑去平壤兵工厂当车床技工。白天当模范工人，夜里带人摸黑毁油库、烧军械库。妻子金明子原本担心，一见枕边人全须全尾回来，只能苦笑摇头。
日本投降后，他受朝鲜劳动党北方分局派遣，南下三八线。仁川、京畿道两地的地下组织都留下他的足迹。1947年被捕入富川监狱，蹲了整整一年才出来，身体消瘦，眼神却比以往更亮。
1949年春，全罗南道游击武装损失惨重，急需指挥者。金善佑被任命为副委员长兼游击队司令，时日无多便扎进智异山深处。枪支少、补给缺，队伍却没散：一来对手是本土军警，逃了也难活，二来金善佑为人仗义，大家愿意跟。
1950年7月23日，人民军主力攻入光州，金善佑率联队进城，两月间组织民政、筹粮、修路，一直忙到9月28日，汉城失守，才匆匆退回山里。此后他麾下仅剩四个联队，每联队40支步枪，人数百余。
1951年夏，老资格的李铉相忽然回到智异山，宣布要组建“南部游击军司令部”。可他拿不出平壤正式命令，很多人心存疑虑，金善佑保持沉默，既不附和也不反对。直到代号423的联络小分队越过战线带来文件，大家才发现李铉相确系“自作主张”。
这一年冬天大讨伐爆发。韩军警连同地方自卫队将智异山分割成数块，封路、断粮、烧空洞穴。为了策应被围主力，金善佑命队员夜袭韩军后勤，硬生生顶住。到1952年春，他手里仅剩三百五十多人。
兵少而山大，分头行动成了唯一选择。自此，全罗南道被划成东西两翼，朴荣发坐西，金善佑管东。小分队走村串户，白天隐蔽，夜里动员基层干部。吃的是野菜与干粮，传送情报靠口耳相传，失联成了常态。
同年10月，蛇谷再开会议，劳动党中央第94号决议传到智异山，要求把六道党组织改编为五个区。朴荣发认为“文件来历不明”，金善佑却赞成整编——团结胜于内耗。会上确定他接掌全罗南道，新设道游击司令吴金日。不久吴金日在马峰山作战殉职，金善佑又失一臂膀。
1953年7月，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前线炮声渐静，山里的枪声却更显刺耳。9月，李铉相在遭遇战中阵亡；1954年1月，朴荣发被围，开枪自戕；3月8日，南泰俊被捕后判处极刑。智异山深处，金善佑成为仅存的道级首脑。
有意思的是，韩军情报机关屡次悬赏，皆扑空。原因恰恰在于金善佑“神出鬼没”：日系铁路地图塞在胸口，观察哨用牛铃暗号，深山里的偏僻寺庙成了流动指挥所。然而，最难防的从来是自己人。4月初，叛徒朴春硕投诚，透露了金善佑在光阳郡多平面的落脚点。
当天凌晨，讨伐队包围了内会谷。枪声乍响，林中飞鸟四散。游击队零散回击，终被火力压制。韩军指挥官高声吼道：“活捉他！”谷底传来一句：“我宁为玉碎！”紧接一声闷响，火光吞没石壁。金善佑引爆了手榴弹，一同结束的还有他的抗争岁月。
韩军随即命人在山脊安葬遗体，仅立一块无名木牌。多年后，一位参战军官回忆：“那天对手只有一支手枪和两枚手雷，却令全连不敢贸进。”另一名地方警察则淡淡地说：“他死了，山里才算安静。”
1988年后，韩国政局松动，昔日游击队战俘陆续获释。金善佑的旧部李福顺辗转找到白云山，捧土祭拜。她说：“他总笑着安排任务，没人怀疑能否完成。”此话简短，却胜过千篇颂词。
1991年，家属和战友筹资迁葬宝城郡故里。远亲白贵德老人回想60多年前的那次探望，仍记得那张略带倦意却爽朗的年轻面孔。金家二兄、三兄早已长眠山沟，最小的金奎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左翼身份参加地方议员选举，无一当选，却从未退场。
智异山的林木已换了几茬，白云山仍有老猎人能指出当年爆炸处。他们说，那块岩壁每逢雨后都会渗出黑点，仿佛还在提醒后来者：曾有人在这里，用最决绝的方式，为信念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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