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冬，昆明城破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紫禁城里的年轻皇帝终于松了口气。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总算画上了句号，但如何处理那些曾经跟随吴三桂南征北战的官兵，成了摆在康熙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些人有旧日的大明朝的关宁铁骑，也有投降的李自成、张献忠的陕西农民军，更有云南当地收编的少民土司兵。他们都在云南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有的娶了当地女子，有的生了孩子，如今主子兵败身死，他们的命运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由人宰割了。
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早在康熙十三年就被处死了，孙子吴世璠在昆明城破时自杀。其他亲属家口，大多被编入内务府为奴。清廷没有把这批人都杀绝，毕竟吴三桂的部队曾经是大清最能打的，拥有一百多个佐领，是一支精锐军队。除了流放，没有更好的办法。方向，黑龙江！
康熙二十一年四月，胡国柱、王绪、李匡等参与三藩之乱的首恶悉行处斩，妻女、家口一律送交内务府。而那些从叛官员则从宽免死，革职回籍。比如王辅臣之子原太仆寺卿王继贞、原任总兵官郭义，本来论罪当正法，但康熙下旨认为他们之罪行为“从贼”，予以赦免死罪，令革职放回原籍。
剩下罪行轻微的将军、总兵、副将以上的高级军官，被要求随清军分六路前往京城，多半被软禁起来，或者编入汉军旗里当个闲差。而那些参将、游击以下的低级军官，则直接被发配到河南、山东、湖广、江西四个省份。清廷不可能让这些曾经造反的人再聚在一起，万一哪天又闹起来，岂不是自找麻烦。
至于普通士兵，悉数配戍到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满语里管他们叫“台尼堪”。尚阳堡这地方，现在的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清朝初年，那可是有名的流放地之一，跟宁古塔、卜魁并称三大流放之所。从四季如春的云南，一下子被扔到关外苦寒之地，“从天堂掉到地狱”，在驿站里干些传递文书、喂养马匹的杂活。
这些普通士兵的生活，后来被一个朝鲜使臣偶然间记录了下来。
康熙二十五年，朝鲜使臣吴道一出使清朝，途经沈阳时，在沈阳西街遇到了一个叫刘君德的文人。两人笔谈起来，吴道一发现这人“文理粲然，甚不易得”，一问才知道，原来刘君德曾经在云南吴三桂那里做翰林侍读。当话题聊到吴三桂和云南兵败的事情时，刘君德公然回答说：“吴平西有勇力胆略，不幸婴疾，心血枯尽而死。”说到自己时，他痛苦万分，写下“为贼所生擒，求死不得，致有今日名义扫地，愧罪千万”这番话，说着说着就凄咽泣下。朝鲜使臣一时不知所措，只好百般安慰，还送了朝鲜的壮白纸、小刀、扇子和笔墨给他。
更晚一些时候，另一个朝鲜使臣李宜万在沈阳西街见到了被流放的文人林本裕，这人白号辱翁，是吴三桂时期云南布政使的儿子，当时已经八十岁了。李宜万小心翼翼地问，“愿闻吴王心迹，或谓之忠，或谓之逆，何说为的？”林本裕虽然谨慎，但还是回答说：“事成则忠，事败则逆。”他觉得吴三桂的失策在于自己称帝而“不立义帝”，在大胜之后“想去讲和，岂非妇人女子见识”。这话说得挺有意思，成败论英雄，自古如此。赢了就是忠臣义士，输了就是乱臣贼子，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这些被安置在尚阳堡的吴藩旧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们要在驿站服役，干的都是体力活。但朝廷对他们还算有点“人性化”考虑，毕竟这些人曾经是军人，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用来维护边疆驿路系统倒也合适。
时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北边的局势又紧张起来。沙俄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清廷决定在黑龙江境内设立从瑷珲到吉林的驿站，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大站道”。驿站建好了，需要人手来管理运营，朝廷又想起了那些吴三桂的旧部。于是，原本被发配到辽宁、吉林的吴三桂旧部中，有884户被调拨到黑龙江充当站丁。这些人刚刚在关外安顿下来没几年，又要再次迁徙，从辽宁到黑龙江，越走越北，越走越冷。
这些站丁到了黑龙江后，被分配到各个驿站。比如昂昂溪区榆树屯镇的头站村，满语原名是特穆德黑，是清朝时期卜奎城通往中原的第一个驿站，俗称头站。这里的站丁就是当年被俘的吴三桂部下，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因曲、柏、王、石四姓家族拒绝向清王朝效忠，所以他们被发送到特穆德黑充当站丁。他们在指定的方圆十二里区域内从事饲养牛、马和传递公文等公务，平时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不负担租税。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无偿使用驿站的牛、马和车辆。
站丁的生活其实挺苦的。一首诗里写道，“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梢”，这就是对当年站人充当站丁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要按照规定传递公文，一般公文送到下一站后，换马换人；遇到有紧急文书时，到下一站换马不换人，奔驰几站以后再换人；偶尔会有火急军情或皇帝命令，必须日夜兼程，人马都不换，日行八百里。这种工作强度，放在今天就是“007”工作制，还没有加班费。
清政府对这些站丁的管理相当严格，立下了三条规矩，不准当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离开驿站百里。基本上就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牢牢锁死在了驿站系统里。没有上升通道，不能离开驿站百里，给这些人画了个圈，让他们在里面待一辈子，子子孙孙都出不去。
清廷对吴藩旧部态度复杂，一面防范，一面利用。站丁虽然身份低，但毕竟是军籍，有一定的待遇。每年春季，黑龙江将军衙门会一次性支付给他们各种费用。这算是给他们发工资了，虽然不多，但至少能维持生活。
驿站里男多女少，很多站丁找不到老婆。清政府倒是想了个办法，统一登记后，按每人三十两银标准给无妻男丁买妻。不仅包办婚姻，清政府还规定，站丁作为特殊的军人，不能与外人通婚。这些规矩使得站丁及其后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靠世世代代的姻亲形成了一个特殊族群，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站人”。
“站人”融合了辽东汉人、陕西边民，云南少数民族等多种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
在黑龙江大庆肇源县境内，清康熙二十三年设立了茂兴、古龙两个驿站，清雍正十三年又开通了头台、二站、三站三个驿站。肇源县境内六个驿站的站人，均系清朝初年“平西王”吴三桂部下官兵，1682年从云南发配而来，六站站人皆有族谱。在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站人基本上保留了自己先民所带来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居住方式。
这些站人虽然身份低微，生活艰苦，但他们也为开发东北边疆做出了贡献。他们世代辛勤耕作，在边疆地区扎下了根。直到清朝末年，清政府实行站人还籍于民政策，站人才摆脱了束缚。1908年，驿站被裁撤，改设成文报局，站丁由军籍改归民籍。
跟随吴三桂起兵的官兵和他们的后代，大概五万多人，从云南到辽宁，再到黑龙江，一路向北，越走越远。在边疆扎下根来，开枝散叶，形成了独特的站人文化。一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却阴差阳错地成了边疆开发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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