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头一辈子不信邪。他在村里活了七十二年，什么怪事没见过？早些年闹饥荒，村东头的坟地被刨了个遍，他亲眼见过白花花的骨头从土里翻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怕的。别人问他你咋不害怕，他说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活人才可怕。这话说得硬气，村里人都服他。

可那年秋天他在河边捡到的那口棺材，还是让他心里犯了嘀咕。

那天他去河边钓鱼，下了好几天的雨刚停，河水涨了不少，浑浊的水面上漂着树枝、塑料瓶、不知从哪里冲下来的破衣服。他找了个回水湾坐下来，刚把鱼竿甩出去，就看见不远处的芦苇丛里卡着个东西。黑乎乎的，方方正正的，被水泡得发亮。他放下鱼竿走过去，拨开芦苇一看，是一口棺材。

棺材不大，比正常的棺材小了一圈，像是定做的。木头是好木头，被水泡了这么久也没有变形，黑漆虽然有些剥落，但整体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棺材上面压着一根铁链，铁链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用手指一碰，锈渣就簌簌地往下掉。老赵头围着棺材转了两圈，伸手敲了敲，声音沉闷，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堵着。

他犹豫了一下，想把棺材推开。但棺材太重了，陷在淤泥里纹丝不动。他又推了一下，还是没推动。他蹲下来仔细看，发现棺材的接缝处被人用什么东西封死了，黑乎乎的，像是沥青，又像是某种老式的封棺胶。他抠了抠，硬邦邦的，抠不动。

老赵头在河边坐了一下午，鱼没钓上来一条，心里一直在琢磨这口棺材。天快黑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做了个决定——把它拉回家。这是个荒唐的决定，他自己也知道荒唐。谁会把一口来路不明的棺材往家里搬？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看见了就放不下，想不通就睡不着。他回家找了根粗麻绳，又叫上隔壁的小张，两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棺材从淤泥里拖出来，抬上了他的三轮车。

小张问他，赵叔，你这是要干嘛？老赵头说，拉回去看看。小张的脸色变了，说这玩意儿你也敢往家拉？老赵头说有什么不敢的，又不是人。小张说他心里头膈应，走了，留下老赵头一个人。他用三轮车把那口棺材拉回了家，放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用塑料布盖上了。

这一放，就是五年。

起初那几天，老赵头想过打开它。他找了锤子和凿子，想把封口的胶凿开。可那东西太硬了，他凿了好几下只凿出几个白点，手倒震得生疼。他又试着从棺材盖的缝隙下手，想把盖子撬开，但棺材做得太严实了，缝隙里灌满了那种黑色的胶，根本没有下手的余地。他折腾了小半天，放弃了。心想反正也不急，哪天找点工具再弄。

这一等，就等忘了。那口棺材被他用塑料布盖着，堆在院子的角落里，旁边堆着劈好的柴火和几袋化肥。时间一长，塑料布被风吹烂了，棺材又露了出来，被日头晒，被雨水淋，黑漆剥落得更多了，露出底下一层暗红色的腻子。村里人知道他家有口棺材，有人劝他赶紧处理掉，不吉利，他说有什么不吉利的，一口空棺材而已。别人问他你怎么知道是空的，他就不说话了，他也不知道。

五年后的一个春天，老赵头在院子里劈柴，劈到那棵老槐树底下，一斧子下去，劈柴弹起来，正好砸在那口棺材上。棺材盖的一角被砸掉了一小块，露出了一个指头大小的洞。老赵头蹲下来，眯着眼往洞里看。洞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他用一根细铁丝捅进去，铁丝触到了什么东西，软软的，像是纸。他慢慢把铁丝抽出来，带出了一小片黄褐色的碎纸屑，纸屑上有字，墨迹已经洇开了，但还能辨认出一个“亲”字。

当天下午，老赵头找来了村里的木匠。木匠姓刘，六十多了，做了一辈子棺材，什么样的棺材没见过。他蹲下来看了看棺材的榫卯结构，摸了摸封口的黑胶，闻了闻，说这是老东西，至少五十年以上的手艺了。他用刨子和凿子小心翼翼地拆解棺材的榫头，每一下都轻手轻脚的，像在给一个沉睡的人号脉。棺材盖被打开的那一瞬间，一股陈腐的气味扑面而来，不是尸体的臭味，是纸张和木头在密闭空间里存放太久后混合出来的那种气味，像翻开一本压在箱底几十年的老书。

棺材里没有尸体。

棺材里铺着一层厚厚的棉被，棉被已经发黄发硬了，上面放着一个包袱。包袱是用蓝印花布包的，布已经脆了，手指一碰就碎。老赵头用颤抖的手把包袱从棺材里捧出来，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包袱里是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锈迹斑斑，费了好大的劲才撬开。

铁盒子里放着几样东西：一块怀表，表盘裂了，指针停在十点四十七分；一叠发黄的相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一座石桥前面，女人的脸被岁月模糊了，看不清眉眼；一封信。

信是用毛笔写的，竖排，繁体字。老赵头认不全，叫来了村里退休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姓陈，戴着一副老花镜，把信纸举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房间里很安静，陈老师念得很慢，每念完一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像是在消化那些字句，也像是在消化那些字句后面的重量。

信的开头写着：“吾儿亲启。”这是一位母亲写给儿子的信，信里说，她怀这孩子的时候丈夫就去了南洋，从此杳无音讯。她在娘家生下孩子，娘家人嫌她丢脸，把她赶了出来。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四处漂泊，靠给人洗衣缝补度日。孩子三岁那年，她得了痨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把孩子托付给了一户好心人家。她怕孩子长大后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就写了这封信，把孩子的生辰八字、身上的胎记特征、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都放在了这个铁盒子里，藏在这口为她自己准备的棺材中。她希望有一天，她的孩子能找到这口棺材，知道他不是被抛弃的，知道他娘到死都在想他。信的最后一行字迹歪歪扭扭，大概是已经握不住笔了，上面写着：“娘的病越来越重了，可能等不到你来。但你不要难过，娘会在天上看着你，保佑你一生平安。”

院子里安静了。老赵头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那封信，粗糙的手指在信纸上慢慢摩挲着。信纸薄如蝉翼，被他的手指一碰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像一个人在轻声说话。他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笔迹不一样，圆珠笔写的，工工整整的：“一九六八年，我被一对年轻夫妇收养，养父母对我视如己出。我成家后曾多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无结果。今我已年近古稀，恐时日无多，特将母亲遗物置于此棺，望有缘人善待之。若你读到这封信，请将母亲的遗照在墓前烧化，告诉她，她的儿子这辈子过得很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感谢你。”

老赵头把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眼眶一点一点地红起来，最后他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自己。他也是被抱养的。他从小就知道，村里的小孩都这么叫他，说他不是他爹妈亲生的。他回去问养母，养母哭着说谁说的，你告诉妈，妈去找他。那以后他再也没问过。他怕养母哭，怕养父叹气，怕那个家因为他的一句话变得不像家了。后来养母死了，养父也死了，他再也没机会问自己到底从哪来。

他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不知道自己的胎记长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生母长什么样，连她的一张照片都没有。他活了七十二年，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以为自己早就接受了这件事，以为它已经被时间埋得很深很深了，可在这一刻，他捧着这封信，这个陌生女人写给她儿子的信，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儿子。不是血缘上的，是命运上的。他们都是被母亲放进棺材里的人，母亲把自己最舍不得的东西放进棺材，不是因为她死了，是因为她怕自己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会记得她还有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老赵头没有睡。他把那封信摊在桌上，对着台灯看了很久。台灯是老式的白炽灯，灯泡发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泛黄的信纸上，把那些褪色的字迹照得隐隐约约的。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一支铅笔。纸是去年交电费的存根，背面是空白的。他握着铅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娘，我过得很好，你放心吧。”写完以后他放下笔，看了看那行字，又拿起来加了一句：“你孙子也很好。”

第二天一早，老赵头去了村后面的坟地。他在最高处的那块空地上挖了一个坑，把那口棺材放进去，棺材里铺上了新棉被，棉被上放着铁盒子、怀表、照片和那封信。他在棺材里面放了一样自己的东西，是一张照片，他和老伴的合影，老伴走了十几年了。他把照片放在信的旁边，说，你们做个伴，不孤单。

棺材合上了。他没有钉死，只是松松地盖上了盖子。他说，万一以后还有人要找她呢，留个口子，别封死了。

他填了土，堆了个坟头，没有立碑，在坟头种了一棵小松树。树是山上的野松，挖的时候根断了不少，不知道能不能活。他给树浇了水，蹲下来，用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了抚坟头上的土。他说，娘，你安心歇着，你儿子来看过你了。以后每年清明我都来。

老赵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春天的风吹过来，把那棵小松树的针叶吹得沙沙响。他站在坟前，看着远处。田里的麦子快熟了，黄灿灿的一片，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天空很蓝，没有云，偶尔有鸟飞过，叫声清脆，像在喊谁的名字。

他转过身，慢慢往村里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那棵小松树一眼。他想起信里那句话，你儿子这辈子过得很好，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他想起自己这七十二年，养父母待他如亲生，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他没大富大贵，没出人头地，没光宗耀祖，但有一件事他做到了——他这辈子，没有让任何一个叫他爹的人、叫他爷的人、觉得他是个外人。这是那个从未见过的生母给他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什么都没给他，但她给了他一封信。信没有寄到他手上，但她写了。她写了，就有人读了。有人读了，就会有一个人站在这里，跟她说娘，我过得很好，你放心吧。她等了大概有五十年了，这个字，该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