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站在老家村口的槐树下，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秀兰年轻时候的模样——圆脸盘，两根麻花辫，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三。二十年前我亲手把这个女人推出了家门，现在我又厚着脸皮回来找她。
可村口小卖部的王婶子斜靠在门框上，嗑着瓜子，慢悠悠甩过来一句话，像一把钝刀子扎进我胸口："建国啊，你找秀兰？她嫁到邻县去了，日子过得好着呢，人家男人开了个五金店，对她掏心掏肺的。"
我脚底下一软，扶住了树干。槐花的甜香一阵阵灌进鼻子，跟二十年前那个初夏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棵树下，秀兰拽着我的衣角，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建国，你别走，咱好好过不行吗？孩子才三岁……"
我当时甩开她的手，头也没回。身后是她跪在土路上的哭声，还有三岁的儿子小军扯着嗓子喊爸爸。
那年我三十出头，在镇上水泥厂上班，日子紧巴巴的。厂里新来了个会计叫陈丽，烫着卷发，穿着高跟鞋，浑身带着一股子城里女人的洋气。她夸我能干、有本事，说跟着我一定能闯出名堂。
我就像被灌了迷魂汤，觉得秀兰土气、没见识，天天围着锅台转，张嘴闭嘴就是孩子的屎尿屁。我嫌她没文化，嫌她不打扮，嫌她炒菜总放太多盐。
离婚协议书是我逼着秀兰签的。她的手抖得握不住笔，眼泪啪嗒啪嗒落在纸上，把字都洇开了。我妈拿着擀面杖追着我打了三条街，骂我没良心。
我不管不顾，净身出户，连儿子都留给了秀兰，然后跟陈丽去了南方。
到了广东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没那么好混。工厂的活又累又脏，陈丽受不了苦，三天两头跟我吵。我咬牙借钱盘了个小饭馆，起早贪黑地干，总算有了点起色。
可钱刚攒下一点，陈丽就拿去打牌。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福建老板，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只在出租屋的桌上留了张纸条：日子太苦了，我走了。
那晚我坐在油腻的厨房地板上，闻着排风扇里残留的炒菜味，忽然想起秀兰做的手擀面。她总是把面揉得又光又韧，切成宽宽的条，浇上自己熬的西红柿卤子，端到我跟前时碗还烫手。
我第一次觉得胸口空了一块。
之后的十几年，我一个人扛着日子过。饭馆开过、工地上干过、跑过出租。攒了点钱，又赔了，身体也垮了——腰椎间盘突出，阴天下雨疼得直不起腰。
期间我妈在电话里提过几次："秀兰一个人拉扯小军不容易，你寄点钱回来。"我每个月往家汇五百块，后来涨到一千，但从没跟秀兰联系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不起？这三个字太轻了。
儿子小军长大后，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他给我打过电话，语气客客气气的，叫我爸，但那个"爸"字听着生分得很，像是叫一个不太熟的远房亲戚。
他说："我妈改嫁了，嫁给隔壁赵各庄的老李，人挺实在的。"
我握着手机"嗯"了一声，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说不上来什么滋味，酸也不是，疼也不是，就是闷。
去年冬天我查出了糖尿病，医生说要注意饮食，少油少盐。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扎胰岛素针，窗外北风呼呼地吹，暖气片子半温不热。我忽然特别想回家。
不是回那个出租屋，是回老家。回到有炊烟味、有鸡叫声、有人在灶台边等我的那个家。
所以我回来了。站在这棵槐树底下，却发现家早就没了。
老宅子的门锁生了锈，推开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院子里的丝瓜架倒了，秀兰当年种的那棵石榴树倒是活着，枝条光秃秃地戳向灰白的天。
王婶子看我愣在那儿，叹了口气，把前因后果给我拼全了。秀兰一个人带着小军过了八年，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全她一个人扛。后来村里修路的老李看上她，嘴笨心实，下雨天帮她家修漏雨的屋顶，赶集时给小军买新书包。
"秀兰起先不愿意，说怕对不起你。"王婶子嗑了一粒瓜子，"后来她娘家妈劝她，说建国都不要你了，你守着个啥？再说小军得有人管啊。"
我蹲在院子里，摸了摸石榴树粗糙的皮，眼眶发酸。树皮上有一道刻痕，是秀兰当年拿小刀刻的——"建国 秀兰"四个字，笔画歪歪扭扭，跟她签离婚协议时抖着手写的字一样。
我掏出手机，翻到小军的号码，想了半天，打了过去。
"爸，你到老家了？"
"到了。"我顿了顿，"你妈……过得好不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挺好的。李叔对她好，她现在胖了，血压有点高，不过精神头不错，天天跳广场舞。"
我鼻子一酸，仰起头，不让眼泪掉下来。槐树的枯枝在风里轻轻晃，像在摆手。
"那就好。"我说。
挂了电话，我在石榴树下坐了很久。日头偏西，村里飘起了炒菜的香味，谁家的孩子在巷子里喊"吃饭啦"。
我终于明白，有些东西你亲手扔掉的时候不心疼，等你想捡回来的时候，它早就不在原地了。
秀兰没有错，老李没有错，错的是当年那个嫌糟糠、贪新鲜、把一个家当破烂扔掉的我。
这世上最贵的后悔药，就是明明当初有人拼了命拽着你，你偏要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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