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贾芝（左）与贾植芳（右）在复旦大学合影
文 | 毛巧晖
对于贾芝和贾植芳的学术人生，论者大多聚焦兄弟二人“悬殊”的人生际遇，对兄弟二人“殊途”写作甚为详细，我在此处想写写两人的“手足情”。
贾氏兄弟的文学“同途”和“叠合”的友人
贾芝和贾植芳因为共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选择了具有“救世”意味的文学。只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贾芝从作诗转向研究民间文学，贾植芳则从事的行业较“杂”，他翻译过《契诃夫手记》，撰写过《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还写过小说，不过后世更多将他视为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我学术主攻方向是民间文学，所以对贾芝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脉络较为熟悉；对于贾植芳，更多是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及在上海读书的五年间，听他口述的一些人和事，还阅读过他的随笔和回忆录，如《狱里狱外》《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等。但我至今也没有读完他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尽管这本书跟着我从上海到山西再到北京，每次我都将它放到显眼处，有空就读几行。其实我对内容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很感慨为何他会对这一主题感兴趣，这与我眼中的“他”出入很大，这也成为我与曾经亲切的“二老舅”交流方式。
贾植芳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在研究贾氏兄弟的著述时，因为贾芝和贾植芳从事的专业不同，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贾植芳特殊的遭遇，很多人看到的是兄弟二人的“殊途”，当然也有些许关于兄弟二人关系不和的论说，其中当然涉及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真实的历史永远难以还原，不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贾植芳进入监狱，“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孙正荃：《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手足之情跃然纸上。这些话我其实在贾植芳先生家多次听到，没这么细致，但他常常会提到“我哥……”，当然也会说到“我哥很胆小”，肯定有难以抹平的苦难伤痕。历史的“掌纹”谁也难以描绘完整，不过相异的学术方向、人生经历，并未影响贾芝和贾植芳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朋友。对于朋友，我无法一一考证，但想拿从《贾植芳日记》和目前我从贾植芳家所收藏的贾氏兄弟二人从一九八〇年至二〇〇五年九十多封信中看到的一些人物举例论述。
贾氏兄弟都爱好文学创作。贾植芳的文学写作大家都很熟悉，但对其兄则了解者不多，所以我想着重说说贾芝的诗歌创作。因为贾芝一九四九年以后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很多人都忘记了他在延安时被艾青誉为“布谷鸟诗人”，也忘记了他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出版过诗集《水磨集》，并与覃子豪、朱锡侯（笔名朱颜）、沈毅、周麟一起出版过《剪影集》。他在孔德学校期间，喜好法国象征派诗作，写作的也都是反映校园生活和朦胧爱情的诗。只是后来，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开始“眼光向下”，关注秧歌剧、民歌等。不过他的“诗才”还是颇为有名，所以才会出现艾青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耿耿于怀地对他说：“好好的诗不写，搞什么民间文学？”贾芝当然认为自己并未离开诗歌的“园地”，只是这个园地不再是“书斋”，而是“田野”，他依然是“布谷鸟”，“在民间文学这块园地开拓、耕耘、播谷”，这也是他对艾青的质问未做辩驳之因。就我看来，他的“诗才”，恰是让他在民间歌谣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根基。他曾经编选过《中国歌谣选》，后来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主编《中国歌谣集成》。他“新的诗歌园地”移到了民间，遍布全国各省市、各民族，因此，他无须辩驳艾青的质疑，且恰因他对诗歌的爱好，他能更好地理解民歌，说出歌是民众的第二种语言，是诗歌化了的语言这样的理论表达。
1933年12月，与泉社诗友摄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自左向右：朱锡候、贾芝、沈毅、覃子豪、周麟
因为兄弟二人都爱好文学，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友人，其中谈论较多的可谓诗人覃子豪。“在我年轻时代的师友中，覃子豪可说是印象良深的一个了”。不过在贾芝写回忆文章之时，“世上再无此人”。在孔德学院预科部，贾芝与覃子豪、朱锡侯、沈毅、周麟结成“泉社”诗社，后来五人道路不同，“每个人都不安于大家所共有的范围，而希望自己早日开拓将属于自己的个人的境界去了”（贾芝《忆诗友覃子豪》）。后来覃子豪去了日本，他们联系渐少。贾芝了解覃子豪的信息，主要是听他弟弟贾植芳讲述的。贾植芳、覃子豪、李春潮等在日本创办过文学刊物，也一起在日本伊豆等地旅游，当然他们都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活动。覃子豪回国后，曾在桂林待过。他还辗转邮寄给贾芝两本诗集，其中一本是《自由的旗》，书是由周扬转给贾芝的，但是谁带到延安的贾芝本人也不知晓。覃子豪去了台湾后，他们就没了联系。贾芝再得到覃子豪的信息是从其弟覃处谦处。这时，覃子豪的诗作风格与贾芝已完全不同，他现代派的诗风让人难懂。贾芝虽然提倡雅俗共赏的诗作，但认为“并不能贬低其审美价值”。贾植芳与覃子豪的友谊，从他们在北京读书时就开始了，最初覃是其兄的好友，到了日本他们才交往甚多，不过后来因为“天各一方”，也不再有彼此的消息。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的日记中，贾植芳记述：“今早发炳中一信，夜看台湾书目，为系内选购。覃子豪有诗论五本出版。”寥寥几字，显示了他获悉友人信息的激动之情，更有对友人的思念。只是后来贾芝、贾植芳都不曾见过覃子豪。此外还有很多共同的友人，如与贾植芳一起留学日本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永麟。因为研究民间文学之故，他与贾芝也交往甚多。贾植芳日记中多次记述了与罗永麟等曾留日同学的聚会，其中一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昨日礼拜天，上午如约去炳中处，罗永麟亦来，他出席此次文代会，并被选为民间文学理事，在京未得晤面，是前几天他给耿兄打电话，约这天与耿兄面叙的。”（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夜记）另外，还有赵景深等，贾氏兄弟都曾多次提及。在此无法一一胪列他们共同的友人，只是想借此说明兄弟二人虽人生经历有很大不同，但彼此之间依然是“同处”更多。
1980年代罗永麟（中）与贾植芳（左一）、贾芝（左二）在贾植芳家中合影
“殊途”和“有别”命运中的亲情
贾氏兄弟因为共同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人都兴致勃勃地谈起两人悬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写作者更多从贾植芳的遭遇谈起，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全面的当是陈思和的《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贾植芳是陈思和的导师，师生交流很多，这从《贾植芳日记》中记述可见。从陈思和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曾经走过的不同道路，对兄弟二人人生的影响，当然其中也有兄弟性格的差异。之后很多人都写过，尤其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曾经的共同遭遇，无论是“伤痕”记忆还是对曾经苦难的回溯，都刻意放大了兄弟之间的差异，甚至有人哗众取宠，似乎不写到“兄弟阋墙”不罢休。二〇〇〇年以后，因为求学和逐步进入学界，我与兄弟两人交往算比较多。当然，因为“隔代”，我只是仰望着家族中辉煌的两位长辈。不过，在我眼里，两人真可谓“兄弟情深”，他们最喜欢问我的就是“我老弟都好吧”，“我哥怎么样”。偶尔回想起，莫名想掉泪，兄弟二人后来见面并不多，但彼此通信、电话却从未中断。从目前整理出来的贾植芳家所存与贾芝的九十多封信中可看到兄弟二人从学术到生活各方面的交流，尤其互相关爱彼此身体和家人健康的问候让人唏嘘。现代生活，E-mail代替了书信交往，快节奏稀释了情感。当我翻阅贾芝写给弟弟的信件时，瞬间贾老温润如玉的形象跃然纸上。贾植芳写给哥哥的信，我没有看到，不过即使看到，我也难以辨认老人家“龙飞凤舞”的笔迹。但是贾芝的字相对好认，我也誊录了他们交往的部分信件，希望能通过通信看到他们二人交往的真实状况。而贾植芳，我能从他日记中看到给大哥寄信等字样，如“又给大哥寄一封信”的句子可谓比比皆是。还有很多他关心哥哥和哥哥家务事的记述：
1979年10月4日夜
得大哥讯，星嫂病重，又住进协和。
1979年11月23日夜
昨得绿原兄信，愿我到京后一晤。得兄信，言星嫂病况，日内当往访吴公（即吴剑佩先生，中文系教授，擅长中医学），希望他能开一帖中药方，使她能免于并发症和增加饮食。
1979年12月1日
早晨八点，接北京电，星嫂已于二十六日病逝，下月四日间遗体告别，六日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想不到一九五四年北京一晤后竟成永诀！
1980年7月9日夜
上午陈老太太来，谈小燕婚事。为此，晚上又给大哥写一信，谈论此事，因苏兴良已在去京之便和大哥提及这个问题也。
贾芝与贾植芳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照片（作者供图）
而贾芝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会给他推荐治疗胃病的药，问候弟媳任敏等。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贾芝在信中提到：“任敏返程前，我打电话到梅志家里询问何日启程，才知道头天已经坐晚车走了。我有治胃病较有效的中药‘七味片’，还有荷兰出的‘乐德胃’（Roter），也许对植芳有用，准备好了却未能带去。若有顺人捎去，或你们来京参加胡风先生的丧事时再试用。”
兄弟间的友好往来至今读着让人感慨！我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七年在上海读书，其间与贾植芳接触较多。五年时间，我从最初不敢言语的“小姑娘”，慢慢成为跟他聊天的“家乡人”。贾植芳跟我聊天最喜欢从家乡的特产聊起，当然都是他最初的记忆，因为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之后他在家乡待的时间极少。我到上海考博士的时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海的山西人比外国人少”。他很健谈，喜欢跟我聊家乡的事情。但我们俩的“故乡”完全不同，对贾植芳而言，“故乡”是童年、青少年的回忆，是一个“梦境”般的存在。
1987年秋，贾芝（左一）与贾植芳（左二）在山西襄汾县东侯村住所合影
因为后来较少回到家乡，贾植芳对家乡的记忆就是他小时候曾经吃过的美食，饼子、羊汤、精美点心“牛舌头”，以及后来到太原上学，路上看到富人们喝的汽水……每次他说起家乡都会说到这些，接着就会说起，他哥哥小时候听话，学习好，作为家里经济创收主要承担者的伯父想培养哥哥读书，不愿意资助他上学，因为觉得他不是“读书的料”，建议他跟着他舅舅到西北一带去学做生意。聊到这些就会不自觉地说到他的母亲，他母亲是他家乡侯村的邻村——姚村杨氏家族的女子，而我姥姥家也恰巧是姚村的，这时候就又会说起他母亲的家族。他母亲家族在姚村是商业望族，生意主要在西北一带。其实他提到的这些在晋南大家族中非常常见，也是很简单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想。一般兄弟之中有人读书，有人留在家尽“守家”之责，有人则出去做生意。比如他伯父就是在外做生意，而他父亲则是“留守”家乡。但他母亲杨氏还是很有主意，坚持兄弟二人一起读书。贾家与当时山西的大家族没有两样，大多看重长子，无形间长子身上的担子就更重。所以，从兄弟二人离开小山村侯村出外读书开始，贾芝就负责照料弟弟的生活，包括管理钱财、分配兄弟二人的生活费用等。贾植芳的生活理念与哥哥完全不同，他喜欢各种美食和新奇的事物。兄弟二人尽管都喜欢文学，但取向却大为不同。哥哥贾芝喜欢法国印象派诗歌，弟弟贾植芳更喜欢《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这与之后两人的道路完全不同。贾芝更像我们现在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业优异，老成持重；贾植芳则活泼好动，喜好结交朋友。贾植芳给我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到太原读书后，当时因为战争，有战斗机从天上飞过，学校里的同学都赶紧趴下。他就跑出教室看飞机，因为他没见过飞机。哥哥非常生气，就给家里写信说，以后不管他了，如果他这样下去，肯定要出事，会没命的。其中难免有对弟弟的一点儿怨气和撒娇的成分。每次讲这个故事之前，他都会说，他们去太原的路上，在平遥，长途汽车停下休息，他看到有个穿得看上去很富裕的人喝汽水，他也想喝，哥哥呵斥他，没有钱，买不起。听着老人家对记忆中场景的细致描述，我想不到他说的在平遥停车到底是停在哪里，难道当时就有服务区？当然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讲述时亮晶晶的眼神中那份抹不去的笑意和丝丝甜蜜。这段故事，我没听贾芝讲起过。其实人与人的关注点不同，记忆也会有差异，同一事件的亲历者，回忆或口述往往大相径庭。另外一件贾植芳经常提起的事情就是，他们到北京后，因为哥哥拿着钱，哥哥就买了一辆自行车，还花一百多大洋买了一个小提琴。“我个子矮，不会骑车，我也不喜欢拉小提琴。”每每听到他讲这个故事，我脑海中就会映现一幅洋气的哥哥和赌气的弟弟的画面。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他要求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他说钱是贾芝拿着，他是我哥。我瞬间有点儿莫名想掉泪，已经近九十岁的老人，说“他是我哥”。只要哥哥在，他就永远可以做弟弟。
读书期间，因为博士选题的缘故，我经常会到北京对贾芝进行访谈。几乎每次做完学术访谈后，我都会问起他们一起到太原读书、北京读书的经历，贾芝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我每次说完贾植芳说的故事，他都会说“我老弟总是那么调皮”。他的眼神中是满满的宠溺，笑意里又有着对美好场景的回忆。不过我始终相信，兄弟二人对这些经历的回想肯定是不同的，贾芝从小担负起照顾弟弟的担子，他对这份责任的履行可谓尽职尽责。这或许就是老家人常说的，长子要有长子的样吧。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特殊原因，兄弟二人或许有过一些误会，但血浓于水，彼此情谊并未减轻。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者，都无法评判。
2002年3月，毛巧晖及女儿与贾芝先生（左二）、金茂年女士（左一）、贾植芳先生（右一）在贾植芳先生家中合影
上面拉拉杂杂说的是兄弟二人交往中的亲情。虽然人生“殊途”，命运有别，但兄弟之间友爱并未消减。哥哥自小老成持重，弟弟自小活泼好动；哥哥永远笑眯眯不言语，弟弟则总在念叨哥哥的管束。恐怕也只有兄弟之间会如是。
贾氏兄弟间的学术交往和跨学科交流
贾氏兄弟是山西的文化名人，二人共在文坛，难免有交集。曾有学者书写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贾植芳到北京看望哥哥贾芝，贾芝劝说他远离胡风的“事件”。时移世易，但其间兄弟二人的学术交往尚可见一斑。后来贾氏兄弟学术道路有所不同，从事的学术研究亦为不同学科。贾芝最主要的学术标签是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他也是诗人；贾植芳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写过小说，还写过中国近代的经济社会。二人貌似交集甚少，但凡是熟悉中国学术格局，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学术发展者，几乎都知道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季羡林曾写过《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最强势的研究方法当属比较研究。所以二人学科其实有着密切联系。贾芝在民间文学领域的成绩涵括领导工作和学术研究，但因他对民间文学的理解承续了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他的学术范式与五四运动兴起的民俗学研究不同，但也是中国本土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不过，他并不是不了解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他和贾植芳都是在五四新文化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贾植芳其实也很熟悉民间文学。我最为惊讶的就是，我在撰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时，发现贾植芳在《民间文艺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刊发了《建设新时期的民间文学事业》一文，此文列在《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栏目，是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民间文艺季刊》和《文学报》联合召开的民间文学与各学科关系会议的学者发言选登。贾植芳在文中阐述了自己对民间文学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谈到民间文学的缘起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特别是贾植芳提及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内容都极为前沿。当然，这也与他本人涉猎广泛有关，但兄弟二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亦是重要因素。这从贾植芳处所存其兄信件可知，一封是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贾芝给其弟讲述了参加芬兰史诗大会的情况：
我已于上月十八日由莫斯科返京。二月二十八日到芬兰，并参加了在土尔库举行的《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讨论会，然后到赫尔辛基参加了二月二十八日的《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会。会后访问了丹麦。
到芬兰的情况很好。中国自始至终都受到极大的重视。讨论会有十六个国家参加，在开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只向中国提问题，报刊、电台的记者纷纷来访问，并且报纸上发表史诗讨论会的开幕时刊登了我的头像并答记者的谈话。我们的发言也反应热烈。二十八日的《卡勒瓦拉》纪念大会上，总统接见了我。丹麦是由作家临会接待的。这个北欧的小国，话语、文化都很发达。除哥本哈根外，还到奥登斯参观了安徒生的故居，到维堡附近农村前作家主席和一位诗人的家里。参观了不少的博物馆。
在莫斯科来回都停了一两天。回来时在莫斯科参观了高尔基的故居，高尔基的孙女玛尔法介绍了她祖父的动人事迹。
1985 年 2 月 28 日,《卡勒瓦拉》出版 150 周年纪念大会,会间休息,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接见贾芝(落地灯左右二人)
另一封则是同年写于八月二十九日的信件，讲述了他到新疆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议状况：
我于十日乘飞机去新疆，临走时碰上贾英她的家人从山西来，到新疆只到了共十天，在乌鲁木齐参加了少数民族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新疆方面实际是会议的重点，当地极为热情。近来兴起“西部文学”，新疆是当然的“西部文学”获奖地区……在那里住了一夜，参加了特为我们举办的“麦西莱甫”……
这些学术信息的交换恰在一九八六年举办会议之前，所以，贾植芳对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如此了解，尤其说到史诗及国外对中国文学关注方向的变化，显然应受到贾芝所提供的学术信息的影响。对贾芝而言，其弟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关系密切，这从他祝贺《贾植芳文集》出版的通信（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四日）可知：
你久居“上海”，不断地“坚持写作”，尤其是教育了许多热爱“民间文学、艺术的新时代的‘青年人’”；在我们生活的“新时代”，重视研究现代的“外国文学”，或研究“中国”各个“地区”、各“民族”、各“时代”的或世界各地区的“人民大众的‘口头文学’”！
未知以为然否？
另外，贾植芳是为数不多的在对民间文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中，提到民间文学与语言学、音韵学之间的关联及民间文学兴起之初和语言学的内在联系的学者。后世因为语言学发展的独立脉络及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区隔，甚少有学者再注意语言学和兴起之初的民间文学彼此的交织和联系。贾植芳与乐嗣炳交往甚多，这在贾植芳留存的日记中记述较多，而且从“夜访乐嗣炳夫妇”“闲谈”，以及他从乐嗣炳处借《鲁迅研究资料》等，可见他们关系亲密。贾芝也认识乐嗣炳，这从贾芝给贾植芳的信件可知，只是可能没有其弟那么熟悉，毕竟乐氏和贾植芳共在复旦大学教书。乐嗣炳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撰写了很多歌谣和搜集歌谣的文章，所以贾植芳会从他那儿了解到民间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而这也让他对其兄所研究的民间文学有了进一步了解。这必然也影响到他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格局的看法。或许这也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如陈思和、王光东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较早关注到“民间”的原因吧。当然，历史无法设想，而且兄弟二人相继离世，这些内容难以一一印证，只能是“史料”脉络的梳理与“认证”。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6年第2期
原题为《人生“殊途”，手足情深
——“文坛双星”贾芝、贾植芳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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